律师-工厂主-画家
在一个冬日的早晨——外面下着雪，天阴沉沉的——尽管时间尚早，K.却已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久坐多时了。他感到格外疲劳。为了保护自己——至少想办法让自己免受那些最低阶官员的侵害，K.给勤杂工下了一道命令：严禁放任何低阶官员进来，因为他目前正忙于一项重要工作。不过实际上，他并没有在工作，而是坐在扶手椅上，左腾右挪，将办公桌上的各种物什移来换去。不多一会儿工夫，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将整只手臂在桌面上伸展开来，脑袋低垂，一动不动地坐定了。
他脑海中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案子的事。关于写出一份书面辩护书并呈交法院这件事，他已经反复思考过许多次了。他想在这份辩护书里简要地叙述一下自己的生平，列出每一件有可能算是重要的事件，并陈述自己当时为何如此行事的原因，以及如今的他对当时做法的评判，是赞成还是反对，原因又是什么。相比律师们那种本就称不上是无可挑剔的口头辩护，这样一种书面辩护形式无疑是相当有优势的。K.并不知道律师目前正在做些什么，反正也没太多进展。距离律师上次把他唤去相谈，时间已过去了整整一个月。况且，在之前进行过的那些商谈中，K.也没能留下“这个男人有本事为案子取得重大进展”的印象。首先，在进行商谈时，他几乎没有对K.提出过任何问题。可实际上，目前这种情况下，需要问的问题是很多的。甚至可以说，提问才是最主要的。谈话的时候，K.有种感觉——自己似乎就能够直接罗列出所有必须要问的问题。但是，恰恰相反，律师完全没有向他提问，只顾着自说自话，要么就是一言不发地坐在他对面——或许是因为听力不太好，律师坐着的时候将身体前倾，上半身略微探到了办公桌的桌面上。他一边听着，一边用手指从自己的胡须中捻出一小绺来，与此同时，眼睛则望向地上铺着的那块地毯：他正看着的那个位置上，K.和莱妮没准就曾经躺在那里厮混过。他时不时地会给K.提出几条毫无建设性的告诫，就像人们给小孩子提的建议一样。这类建议不只无用，还很无聊，等到官司结束，律师结算费用时，K.绝对不会为它们付哪怕一赫勒[1]。在律师认为自己已经充分教训过K.之后，通常又会再讲几句为K.打气的话。每当这时候，他就会说，自己已经打赢过不少类似的诉讼官司了，要么就大获全胜，或者至少也是部分取胜。即便是那些实际上或许并不如K.目前这场官司棘手的案子，从表面上看来也要比K.的官司更令人感到绝望。这张办公桌的抽屉里，就有一张列举了这类案子的列表——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敲敲办公桌上的其中一个抽屉——很可惜，列表里的文字没办法展示给外人过目，因为这些属于官方机密。尽管如此，通过为所有这些案子辩护所得来的丰富经验，现在却可以惠及K.，情况是很有利的。作为律师，他当然马上就投身到了诉讼相关的工作中去，初次请愿书[2]已经差不多要完成了。这份请愿书极为重要，因为其中的辩护内容带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就决定了诉讼的整个方向。然而，不幸的是——他不得不提醒K.注意——有些时候，呈交给法院的初次请愿书根本就没人读。那里的人们只是简单地将请愿书存档，并且指出：就目前情况而言，对被告人的审讯和观察，比任何书面形式的东西都重要。当请愿者步步紧逼，非要让他们阅读时，他们则会继续补充道：等到全部相关的材料搜集完毕，法院做出正式裁决之前，所有与案子相关的文件自然都会被认真审阅，这份初次请愿书也不例外。很可惜，这样的说法在通常情况下也是不正确的。初次请愿书往往都会被放错地方，甚至就此失踪，再也找不到。就算它能够被一直保存到最后，也几乎没有人会去读——不过，关于这点，作为律师的他也只是通过谣传得知。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感到遗憾，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作为被告人，K.大概不会忽视诉讼程序素来不对外公开这一情况：如果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话，他们确实也有可能会对外公开，不过，法律本身却并没有规定必须要公开这些。因此，法院方面，和案子相关的文书内容，尤其是起诉书，对于被告人本人，以及他所请的辩护人而言，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在此前提下，通常也就没办法弄清楚——或者至少是不能确切地知道撰写初次请愿书时应该具体针对哪些指控展开申诉，也正因此，只有在十分凑巧的情况下，这份请愿书中才会囊括对成功撤销指控真正有帮助的内容。换句话说，只有在针对特定被告人的审讯过程中，每一个指控点及其对应理由变得呼之欲出，或者至少能够被人推理揣测出来之后，律师才有机会向法庭呈交真正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请愿书。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辩护行为便失去了先发制人的时机，需要面对极端不利和困难的局面。可是，话说回来，这样的局面也是他们有意为之。从法律层面讲，实际上是不允许辩护行为存在的，但他们却选择容忍这一行为，甚至——是否至少能从相关法律条文中找到容忍辩护行为存在的依据，都是有争议的。所以，严格来讲，“受到法庭认可的律师”这一身份，其实也并不存在。任何在该法院担任律师的人士，基本上就只是个辩护员[3]而已。对于整个律师行业来说，这一现象当然是十分丢脸的。如果K.哪天要去一趟法院办事处，倒是可以顺路去观摩一下那些律师的办公室。他恐怕会被在里面办公的那群人的状况给吓一跳。只消瞧一眼分配给这些律师的那个低矮又狭小的房间，便已显示出法院方面对他们所持的轻蔑态度。房间仅通过一道狭窄缝隙采光，这道缝隙位于天花板上很高的地方，在这房间里的人如果想透过缝隙看看外面，必须先找来一位同事，让他将自己驮在背上举高，才能如愿。可是，一旦这样做了，外面紧挨着缝隙处的某根烟囱里冒出来的浓烟，不只会窜进你的鼻子，还会把你的脸给熏得黑漆漆的。为了说清那里的状况，不妨再举一个例子：那个房间的地板上有个洞，已经在那里一年多了。那个洞还不至于让整个人掉进去，但却大到足以让一整条腿陷进去。律师办公室位于阁楼的第二层，因此，如果有条腿不慎踩进了洞里，这条腿就会出现在阁楼第一层的天花板上，而且，正好在等候室所在的走道上——被告们就等在那里。在律师圈子里，如果有人说法院律师与法院之间的这种种日常状态不太体面，那也是没有太多争议的。一方面向政府提出的相关投诉，连哪怕最微小的进展都没能取得；另一方面，律师们又被严格禁止自费改造房间内的任何东西。不过，话说回来，即便是这种对待律师的方式，也有他们的理由：希望尽可能地消除律师的辩护行为，将与审判相关的一切都集中到被告身上。这个主张，从出发点来说是不算坏的。可是，如果认为在这套法院系统当中，律师对于被告人而言是没有存在必要的，那就错得不能再错了。恰恰相反，律师在这个法院比在其他任何法院都更有存在必要，因为诉讼官司不仅对公众，甚至对被告人本身都是保密的。当然，只是尽量保密，但实际上，对应的保密工作在很大范围内都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被告人是外行，对于法庭方面的文书内容缺乏基本的洞察力，在审讯过程中判断出检方手里握有哪些针对自己的指控材料也很困难——尤其是那些尚且沉浸于自己被告身份中的人，他们瞻前顾后，什么都担忧，同时也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以上正是律师们的辩护行为所能干预到的地方。在审讯过程中，辩护人通常不被允许在场。因此，当审讯结束后，只要条件允许，他们都会直接守在预审调查室门口，以便立即对走出来的被告进行盘问——他们必须彻底调查针对被告的审讯细节，并从通常极为含糊的庭审报告中提取适合用来辩护的内容。但是，最重要的却不是这些，毕竟庭审的很多细节都没办法以这种方式来体验。不过，当然啦，此处和其他任何地方其实也一样，有本事的人总是能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最重要的永远是律师的个人关系网，辩护行为的主要价值便在于此。如今，K.显然已经从亲身经历中察觉到，这套法院系统的最底层组织结构并不怎么完善，玩忽职守、腐败堕落的雇员比比皆是，这就让本应对外严格封锁消息的法院庭审出现了漏洞。大多数律师选择乘虚而入，进行贿赂，四处套话，不久前甚至还发生过几起盗窃文件的事件——就算其他情况属于捕风捉影，至少盗窃文件的事情是坐实的。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这样一类方式，被告人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一些出人意料的优势，那些资历不深的律师也因此变得趾高气扬，并试图以此来吸引新客户。但是对于诉讼程序的进一步发展来说，这类方式要么就是一点忙都帮不上，或者甚至还会起到反效果。在整个诉讼程序中，真正具有价值的，唯有真诚的人际交往关系。而且，还得是跟相对高级官员之间的关系：此处所指的，当然只是低阶官僚系统里职位相对较高的那些公务员。只有通过这类关系，诉讼的进程才会受到影响。虽然在一开始时难以觉察到效果，但越往后效果就越明显。自然，目前也只有少数几位律师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K.的选择是非常有利的。在整个律师圈内，拥有类似胡尔德博士这样的官场关系的，可以说屈指可数。这几位大腕完全不在乎在阁楼法院律师办公室里上班的那些人，跟他们之间也毫无瓜葛。相反，他们却与会在庭审上露面的法院官员们的关系走得很近。胡尔德博士甚至都不一定要去法院，不一定要在预审法官办公室的会客厅里等待着他们偶然露面，不需要顺着他们的脾气去反复交涉，以便得到一个只是看上去很明显但实际上却毫无用处的“案件进展”（或者甚至连这个都得不到）。完全不需要。就连K.本人也已经亲眼见识过，官员们——甚至包括那些地位显赫的高官，也会主动过来找胡尔德博士，提供大量相关信息，毫不隐瞒，或者至少大胆暗示诉讼流程的下一步走向。在个别案件上，他们甚至会被胡尔德博士说服，心甘情愿地接受他所给出的、关于案子的全新观点。不过，就算发生了后一种情况，也不应该太过信任法官们的决断。他们在接受了全新的、表面上看去是对辩护方有利的观点，并且许诺会改判从宽之后，或许会马上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奋笔疾书，并在第二天正式发布法庭令，其内容可能会对被告人极端严苛，与他们前日许诺的初步意向截然相反。法庭令下达之后，当然是没办法做出任何反对的，因为前日给出的种种许诺，都是在私底下会面时达成的，绝对不可以公之于众；况且，为了保持住那些高官绅士对自己的青睐，辩方律师本身也不会为此去勉力争取。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高官绅士们之所以会跟辩方接触（显然，此处指的只是那些真正明白事理的辩方），并不仅仅是出于博爱观念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友情来考量——在某种意义上，高官绅士们也依赖着辩方。这恰恰也是这套在最开始时便决定要对外封闭的司法组织的劣势所在：官员绅士们缺乏与普罗大众间的联结纽带。对于那些法理书中常见的普通案件，他们是胸有成竹的。这类案件几乎完全按部就班地在既有轨道上推进，只需要时不时地稍微推动一下就好。相比之下，他们往往对那些极其简单，或者极为复杂的案子一筹莫展。这是因为他们夜以继日地投身于法律法规之中，缺乏对普通人际关系的正确认识，所以解决不了这一类案子。在此种局面下，他们便前往律师处寻求建议，身后跟着一名携带相关文件的仆人——这些文件原本是极度机密，绝对不允许对外公开的。在律师家的窗前，很多普通人绝对料想不到的高官绅士们站在那里，满面愁容地看着外面的街巷。与此同时，律师先生则坐在办公桌前，反复研究他带来的文件，以便给出得当的建议。顺便说一句，在这种难得的机会下，人们可以切实感受到，高官绅士们是如何看重自己所担任的职务，以及意识到自己面前有着无法克服的障碍时，又是多么绝望。他们的立场也不容易，不应对他们过分苛责，也不应该轻视他们的职责，否则就是不公正。这套法院系统的官阶安排和升迁路线是冗长无尽的，即便是体系的建立者，也没办法窥其全貌。各级法院的庭审流程，对于相对低阶的官员而言通常是保密的，他们几乎完全不可能弄清楚自己曾经经手过的案子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案子出现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时，经常不知道它是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它该往何处去。这些官员只了解诉讼程序少数几个阶段的情况，对最后的审判结果及其原因往往一无所知。他们只被允许去了解和处理法律规定他们可以去了解和处理的那一部分内容，对于后继事务——亦即自己所涉及工作相关结果的了解，普遍都比辩方要少。按照规程，直到审判完成，辩方律师都会持续与被告人之间保持联系。因此，透过辩方这一渠道，官员们可以获知许多有实际价值的信息。K.已经亲眼见识过官员们的烦躁难挨，知道他们有时会以带有侮辱性的方式向人们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些），怎么还会对此感到奇怪呢？所有的官员脾气都不好，即使他们乍一看去似乎心态平和，实际上也一样。小律师们为此受了不少苦头，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以下面这个故事为例来说明——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像是真实发生过的。有这样一位年老的法官，他是个老好人，是位安静的绅士，当时正面临一桩十分艰难的官司，律师呈交的那些请愿书让官司变得愈加错综复杂。当时，他潜心钻研这桩官司，已经连续一天一夜没有睡觉了——由此可见，这位法官确实十分勤勉尽责，其他任何人都比不了。经过接连二十四个小时不眠不休，但却可能并不是很有成效的工作之后，到了黎明破晓时分，法官走到办公室门口，埋伏在门后，将那些试图闯进来的律师从楼梯上扔下去，无一例外。律师们则聚集在楼梯下方，商量着具体应该怎样做。他们试图进入办公室的主张确实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因此便很难用合法的手段来对付这位法官，况且，如前所述，他们在行动上还必须小心谨慎，以免招惹到整个官僚系统，惹人讨厌。但是，反过来讲，他们留在这里，一整天没去法庭，也就意味着已经造成了一整天的损失。每在这里候上一天，损失就多一天，所以，闯进法官办公室这件事，对于他们而言就显得格外重要，务必得成功才行。最后他们一致同意要打疲劳战，试图让这位老人疲惫不堪，从而放弃抵抗。于是，律师们一个接着一个被不停地派上去。然后，在门口尽可能纠缠，但又不超过消极抵抗的界限，任凭法官将自己从楼梯上扔下去——反正下面的同僚们会伸手接住自己，只是有惊无险。就这样，花了大约一个小时，便让那位彻夜工作的老先生感到极为疲惫，不再埋伏到门后，而是回到了办公室。下面守候的那群人一开始并不相信他已经退却了，还专门派了一个人过去，检查门后面是否真是空的。直到确认过之后，他们才进去。而且，进去之后甚至连交头接耳都不敢。因为对于律师这一群体而言，即便是地位最低下的小律师，也多少能够做到（至少在小范围内）审时度势：他们对于在既有的法院系统中引入或执行任何改进这件事情上，是完全不知所措的。与律师们的情况相反，几乎所有被告——哪怕是那些头脑简单的人，都会在初涉诉讼程序后，便开始思考种种针对这一体系的改进意见，而这往往就浪费掉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倘若被告们一开始没有选择这样做，那些浪费掉的时间和精力便可以善加利用。实际上，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接受现有的规则。即便在体系的局部进行改进是有可能做到的，归根到底也还是离经叛道之举，充其量只会对未来的部分案件带来一些正面影响，但却会引来睚眦必报的公务员队伍的强烈反弹，最终还是会伤害到自己。所以，千万不要引来反弹！保持沉默，即便这样会违背自己内心的强烈意愿！不妨试着去了解一下这个庞大的法院生态体系，可以这么说，这套体系永远都会保持平衡状态，但是，如果体系中有哪个人尝试着去改变自己所处位置的某样东西的状态，那么他当下的落脚地没准就会消失，人也会坠落下去。与此同时，对于这一整套大的生态体系而言，仅仅这一处小小的扰动，完全可以用其他某个地方的人来顶替掉，最后依旧保持动态平衡的状态，完全没有任何改变，或者甚至整体上变得更加封闭、更加警惕、更加严苛、更加邪恶——要知道，这套体系中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相比干扰律师办事，还是应该把相关工作交给律师来完成。求全责备没什么用，尤其是当你自己也不能完全理解对方所言所行的原因时，就更是如此。但是，该说的话还是得说：之前K.对法院办事处处长的失礼行为，已经对案子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位极具影响力的大人物几乎已经可以从“能够为K.做些事情的人物”名单中排除了。事到如今，他甚至刻意回避，完全不提K.的这个案子，态度十分明确。在很多方面，这帮官员就跟小孩子一样。他们常常因为无关痛痒的事情（尽管如此，K.之前的失礼却无法算在“无关痛痒”之列，十分遗憾）受到伤害，乃至于从此以后就不再跟原先的好友说话，不只不说话，见面时也不再跟他们交谈，并且还要在各种事情上与他们作对。出人意料的是，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他们突然就会被一个小笑话（正因为一切都显得如此绝望，才会想到要用讲笑话的方式来赌一把）给逗乐，捧腹大笑，从而一举释怀，与好友重归于好。跟他们这类人相处，既困难又简单——因为几乎就没有什么特定的准则。有时你难免会感到惊讶：不过是寻常普通的人生，竟然有办法学到如此之多的东西，并且借此在勉力涉足的领域内取得一些成就。但是，却也总有那类灰暗时刻——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甚至连最微小的目标都没能完成，似乎只有那些从一开始便已注定会有好结果的诉讼官司才会理所当然地善终，即便没有任何外力的协助，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除此之外的其他官司，纵使拼尽全力，绞尽脑汁，努力取得一切微小而具体的成功，并因此而沾沾自喜，最终都会失败。失败之后，你会觉得世上似乎再没有什么是安全的，即便别人发出诘难，声称就是由于有你在旁协助，才导致原本进展良好的官司一败涂地，你也完全不敢反驳。认为“应该但不敢反驳”固然也是一种自信，但却也是唯一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此的情绪——当然，确实就只是情绪，仅此而已，再无其他——使律师们感到自己仿佛被遗弃了一般。尤其是当他们在诉讼官司中跟得足够远，且对于案件的进展感到十分满意时，案子突然就被人从他们手中给抽走了，这就更使他们失落，因为这可能是作为律师所能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案子并不是由被告人从他们那里夺走的，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作为被告人，只要选定了某位律师，就必须一直与他保持同一阵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背弃：既然被告人已经开口寻求过帮助了，之后又怎么可能重新回到单打独斗的状态呢。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不过，有时候却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整个诉讼流程走向了律师不再被允许掺和进来的方向。诉讼、被告人——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一切直接跟律师脱离了关系。即便与官员们之间的关系好到不能再好也于事无补，因为他们对于发生的事情根本就一无所知。诉讼流程到了这个阶段，外力便再也无法提供帮助。案子由外人难以介入的法庭来进行审理，在那里，被告人再也没办法跟律师取得接触。随后，到了某一天，你回到家里时，会突然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找到一大堆请愿书，这些都是你之前为了这个案子绞尽脑汁、心中满怀最美好的期待所写下的——因为不能被移交到这个新的诉讼阶段，它们全部都被退还给你，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片。尽管发生了这样的事，官司却不是就此输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至少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点，毕竟，你再也无法了解关于这起诉讼的任何信息，以后也不会再听到任何相关的消息。幸运的是，上述只是极为偶然的个例而已，就算K.这场官司正好属于这类个例，目前也还远没有达到那样一个阶段。目前，辩护人这方面仍旧拥有充分的机会，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且，已经开始做了——在这点上，K.完全可以放心。正如之前曾经提到过的：初次请愿书还没有呈交，不过，倒也没必要急着去呈交。现阶段，跟恰到好处的官员进行恰如其分的交涉才是更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件事也已经在进行中了。不妨开诚布公地告诉你，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其中涉及的种种细节，最好还是不要细讲，随随便便说出来，恐怕会对K.的心态造成不利的影响，要么过分乐观，要么就过于焦虑。我能透露的全部信息就是：在我所接洽过的官员们当中，有些人说得很动听，同时也表达出了很强烈的、想要帮忙的意愿；其他人话说得虽然不那么中听，但也并没有否认他们也会尽力协助的可能性。总的来说，结果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能从中得出任何有决定性意义的结论。因为，毕竟所有的初步谈判都是以类似方式来展开的，唯有继续进行下去，才能显露出上述初步谈判的价值。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遗漏任何一件该做的事情。尽管如此，要是我们还能想办法赢回法院办事处处长的鼎力支持的话，这起诉讼官司简直就如同外科医生们常说的那样，是一个“已经消过毒的伤口”了。如此，当事人便可以松一口气，满怀期待地跟进后继的流程了。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有不少对应的行动也已经正式启动了。
上述的这样一番演讲，以及与之类似的其他说辞，律师是张嘴就来，简直取之不尽。每次去找律师咨询时，他都会翻来倒去地重复一遍。“进展”永远都有，但具体是哪些方面的进展，什么性质的进展，他却缄口不谈。和初次请愿书相关的工作一直都在进行中，但却始终没有完成——便是这件事，在接下来的一次咨询时，竟又摇身一变，成了眼下状况的“其中一个优势”：因为在最后关头呈交初次请愿书是非常不利的，但这“最后关头”究竟指什么时间，又是无法预见的。K.被滔滔不绝的咨询弄得很是疲惫，有时会忍不住开口（这样的情况已发生过好几次了），说即便考虑到案件所面临的全部困难，进展也慢得过分了。在这种情况下，律师便会告诉K.，说进展根本就不慢。不过，倘若K.之前能够及时到他这个律师先生这里来，进展倒是还能再快一步。不幸的是，K.并没有做到这点——在这一点上失败总是会带来更多弊端，而且，这些弊端并非暂时失利，相反还会影响长远。
在所有这些咨询访问的过程当中，唯一天赐的仁慈，便是莱妮强行打断对话的行为：K.只要过来了，她就总是想方设法在对话过程中给律师端茶上来。然后，她便站在K.的身后盯着律师看，看他用一种很贪婪的姿势倒上一杯茶开始喝起来。与此同时，她会悄悄让K.抓捏玩弄自己的手。在这一段时间里，房间里是完全静默的。律师喝茶，K.玩着莱妮的手，莱妮偶尔也敢轻轻抚摸K.的头发。“你怎么还在这儿？”律师喝完茶后会这样问莱妮。莱妮则回应道：“我想顺道把茶具收走。”这时，K.会最后捏弄一下莱妮的手，律师则擦了擦嘴，振作精神，重新开始跟K.交谈。
律师试图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是想安慰K.？还是想让他绝望？K.也不知道，不过他很快就明确了一件事：他的这位辩护人不够理想。律师反复说的那些话确实很有可能是对的，而且他试图突出自己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重要性的意图也昭然若揭：他认定K.所涉的这场官司是个大案子，自己过去可能从来没有经手过这么大的案子。但是，可疑之处在于，他总是不断强调自己跟官员们之间的私人关系。这一大堆关系，是否能确保是律师专门为K.的利益而张罗的，还是别有所图呢？他们仅仅是低阶官员——在咨询中，律师永远都不会忘记向K.提起这点。换句话说，设法让诉讼过程中出现情势逆转的情况，与他们的升迁可能休戚相关。他们是不是有可能会反过来利用律师，使案件凸显出必然会令被告处于不利局面的逆转呢？或许他们并没有在每次审判中都用这一招，很显然，次次都用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却有可能在部分案子里动手脚，让律师尝到些甜头，作为给他们服务的好处，以保持其良好声誉不受损害。可是，如果情况果真如此，他们会选择以何种方式介入K.的官司，便颇值得人玩味了。正如律师先前解释过的那样，这是一桩极为困难，也非常重要的官司，从一开始就在法庭上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那些人具体会做什么，已经不需要再去多加怀疑了。实际上，相关迹象恐怕近在眼前：诉讼过程已经拖了好几个月，初次请愿书也仍旧没呈交上去。律师先生言之凿凿，说目前一切尚处于开始阶段——如此说法自然很容易就能让被告人麻痹大意，维持他无助难挨的状态。接下来，再对他进行突然袭击，说案子的审判结果已经下来了；或者至少也要告诉他，预审已结束，情况对他很不利，案子已提交给上级主管部门继续审理了。
K.亲自介入绝对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在他已经非常疲惫的状态下，比如这个冬日里的早晨、纷杂思绪毫无顾忌地在他脑海中打转时，这个念头就更显得无可辩驳。他之前对诉讼官司所持的蔑视态度已不复存在：如果这世界上仅仅只有他一个人，倒是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忽略掉审判。不过，在那种状态下，也肯定不会有什么诉讼官司了。但是现在，K.的叔叔带他去见过律师之后，就不得不考虑到家人所持的立场。甚至，就连他自己对外的态度，也不再完全独立于审判流程之外了。比如，他本人就曾不经意地在熟人们中间，以某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感谈论过自己的案子。其他一些人则通过某些K.不了解的渠道知晓了这件事。K.和布尔斯特纳小姐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在随着案子的进展而变化——简而言之，K.恐怕再也没办法主动去选择接受审判或是拒绝审判。此时此刻，他早已置身于审判之中，不得不去反击求胜。一旦松懈下来，情况便会急转直下。
不过话说回来，也没有理由刻意去夸大对这整件事的关注。毕竟，在此之前，他已经设法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成功谋取了银行内的一个高级职位，并且保住了这个位置，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如今他需要做的，就是将自己达成这一系列成就的能力抽调一些过来，用在诉讼官司上——毫无疑问，这同样会取得相当不错的成果。此过程中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如果想要取得进展，就必须首先摒弃掉任何认为自己“有罪”的想法：本来就是完全无罪的。法庭审判这种事，只不过是一笔大生意罢了，跟K.为银行谈的那些时常会带来收益的业务相比，并没有本质区别。法庭实际上是一家企业，一旦置身其中，就得遵守这家企业的各种运作规则，至于其间潜伏着的各种危险，也必须严加防范。为了达成上述目的，被告人不应陷入任何关于自己“是否有罪”的困惑当中，反而应该时时刻刻记得去把握住已有的优势。从上述角度审视，不可避免地得出如下结论：务必尽快剥夺现任律师的辩护代理权，如果办得到，最好今晚就办。到时候，在那律师先生的嘴里，恐怕会说这种行为极为荒谬，而且十分侮辱人。尽管如此，一想到自己在诉讼过程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有可能遭到自己所请辩护人的妨害，K.便觉得难以容忍。一旦律师被踢出局，初次请愿书肯定就必须立即呈交上去，甚至可能每天都去申诉一遍，要求法院认真参详其中内容，作为审判的依据来使用。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仅仅跟其他人一样坐在法院的走道里，把帽子放在长凳下面显然是不够的。K.本人——要么就是他所拜托的女人，或者其他什么人——必须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地跑去骚扰法院里的那些官员，迫使他们坐在办公桌前好好琢磨K.呈上的请愿书，而不是躲在木栅栏般稀稀落落的木板墙后面，观望走道里的动静。不应该放弃这样那样的努力，与审判相关的一切事务，都必须进行严格的运作和监督——总而言之，需要有这么一位懂得保护自己应有权益的被告人，出来挑战挑战法院的权威了。
然而，即便K.有足够胆量做完上述一切，撰写请愿书的难度本身也是巨大的。早些时候——大约在一周之前吧，他曾经设想过自己未来可能不得不亲手写这样一份请愿书。当时，一想到要亲自做这件事，便令他感觉耻辱。如今再想，就觉得不仅仅是耻辱，甚至连撰写本身都很困难——这是他之前未曾想到过的。K.还记得有天早上，他原本正忙于工作，突然心血来潮，把手边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一边，拿出书写板来，试图拟出一份请愿书提纲，看看有没有办法让那个动作慢腾腾的律师直接拿来使用。哪里知道，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突然打开了，副行长笑着走了进来。对于当时的K.而言，这起偶然事件可以说是十分尴尬，尽管当时副行长肯定不是在笑话他正在写请愿书提纲这件事（毕竟他对此一无所知）——实际上，副行长刚刚听来了一个和证券交易所有关的笑话，这个笑话需要画图解释，才能理解其中的笑点。于是，他便在K.坐着的那张桌前俯下身来，拿起K.的铅笔，在原本准备用来写请愿书提纲的书写板上，画出了笑话的笑点。
时至今日，K.早已不知耻辱为何物了。无论如何，初次请愿书都是非完成不可的。如果在办公室里找不到时间写（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就得等到晚上回家之后再写。倘若连晚上的时间都不够，那他就不得不请假……不管怎样都好，唯独不能半途而废——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其他任何事情上也一样——半途而废无论在哪儿都是最不明智的。写请愿书这件事，几乎称得上是无穷无尽的持续劳作。即便不是极其谨小慎微的那类人，也能够轻易觉察到，写完请愿书这件事实际上是根本做不到的。做不到的原因，并不是懒惰或者拖延症（恰恰相反，只有律师才会用这样的方式阻碍请愿书完成），而是因为被告人本身其实并不了解当下所涉官司都有哪些罪名。为此，被告人将不得不仔细回忆起自己漫长生命当中所经历过的哪怕最微小的行为和事件，合理表述出来，再从各个方面进行检视。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样一项工作是多么令人感到沮丧啊！没准在一个人退休之后，可以用逐渐退化、变得越来越幼稚的精神力来完成这类事情，以便帮助其度过漫长岁月的煎熬——没准这样是适合的。可是当下，正是K.需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自己工作当中的时候，当下的每一个小时，都是他的职业上升期，而且，他的兢兢业业已经对副行长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工作上的黄金时间转瞬即逝，务必得争分夺秒；至于下班之后，春宵苦短，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当然也想好好享乐一番。但当下的现实情况却是——他不得不开始亲笔撰写这份请愿书。想着想着，他的思绪再次走到了抱怨的方向上。为了终结这种思绪，K.几乎是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指，摁在了召唤前厅勤杂工的电铃按钮上。摁下按钮的同时，他抬头看了一眼挂钟：现在是十一点——两个小时，他花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去胡思乱想，想到最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反而还浪费了时间：这当然比乱想之前的情况更加糟糕。不过还好，时间并不算是完全浪费掉了，因为他做出了以后或许会很有价值的决断。除了各种信件之外，勤杂工还送来了两张带着“先生”称呼的名片——这两位先生已经在外面等了K.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是属于银行非常重要的客户，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让他们等待。可是，他们为什么偏要选择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间点？——不过，既然问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扇紧闭门扉外久久等候的两位先生，岂不是也会反问一句：“一贯兢兢业业的K.，又为什么要把工作效率最高的时间耗费在私人琐事上呢？”之前发生过的种种事情，已经令K.感到厌倦透顶；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同样令K.感到厌倦透顶。他站起身来，准备迎候第一位先生的光临。
这是一位身材矮小、性格开朗的先生，是个跟K.很熟络的工厂主。一见面，他就为自己打扰到了K.手头正在进行的重要工作表示了歉意。与之对应的，K.也为让他这位工厂主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道了歉。然而，K.道歉时所用的措辞其实颇为生硬，而且，听那语气，几乎完全就不是在道歉——要不是工厂主此时正把注意力全放在要谈的业务上，K.恐怕就会露馅了。幸好，工厂主只是匆匆地从身上的各种口袋里掏出一大堆账单和账目表，在K.的面前摊开，向他逐一说明这些都是什么。这里的一大堆数字，即便只是匆匆一瞥，工厂主也总是能立即纠正其中藏着的小小计算错误——只要这错误被他瞥见了，便能够立即得以纠正。工厂主提醒K.，说大约一年之前，他们两人之间也谈成过一笔类似的业务。顺带一提，最近有另一家银行打算揽下他手头这笔业务，为此，那家银行愿意做出重大让步。讲到最后，工厂主终于沉默了下来，开始等待K.的回应。至于K.这边呢，一开始时确实也是在认真听工厂主讲话的，“这是一笔很重要业务”的念头，牢牢抓住了他的注意力。然而好景不长，认真倾听的心情很快便消失殆尽。尽管如此，工厂主的兴致却始终很高，讲个滔滔不绝。于是，K.只好随着他声音的起伏高低点头应和，又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K.甚至连点头应和这样的敷衍行为都放弃了——他唯一还在做的，就是死盯着工厂主伏在一堆账目纸上方的那颗光秃秃的脑袋，想搞清楚这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够最终意识到，他此刻的滔滔不绝根本就是在做无用功。就这样，当工厂主沉默下来时，K.一度认为此刻的停顿，是为了让他有机会插句嘴，直接向工厂主开口承认，说自己现在状态不太好，无法认真听他讲话。然而，他却从工厂主一直紧绷着的眼神中十分遗憾地留意到，这家伙显然已经准备好了——无论K.此刻说些什么，他都会找到继续讲下去的理由。换句话说，这场生意上的商谈必须继续进行下去。于是，K.只好低下头，仿佛接受了什么命令似的，手里握着铅笔，笔头缓慢地在摊开的纸面上来回挪动，时不时地停顿片刻，盯着落笔处的某个数字做思考状。工厂主疑心K.这样做是在挑刺。或许感觉那些数字不怎么信得过，或许认为它们并不是什么决定性的因素——无论如何，工厂主伸出手来，盖在那些写满数字的纸上，整张脸凑到离K.很近的位置，又开始讲起这项业务的宏观框架来。“难办啊。”K.一边说着，一边抿起嘴唇，全身无力地靠在了椅子上。毕竟在这整个业务里，只有桌上摊开的那堆文件，才是K.唯一可以掌控的东西。而现在，就连文件也被遮住了，他也没别的办法了。就是这样，当会议室的门突然打开，副行长模糊的身影如同被遮蔽在一帘纱幔之后，不太真切地显现时，K.甚至也只是微微抬头看了一下。副行长为什么会来？K.只是稍微思考了一下，便不再继续考虑这个问题，转而去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副行长一来，工厂主马上就从扶手椅上蹦了起来，急匆匆地朝着他冲过去——这真是太让K.高兴了。如果可能，K.真希望工厂主此刻的速度能够再快上十倍，因为他担心副行长可能会转眼消失，就跟他突然出现一样。还好，K.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两位先生碰了面，握了手，然后一起走到K.的办公桌前。工厂主对副行长抱怨，伸手指了指K.，说自己从襄理这里看不到多少对业务的重视。于是，在副行长的注视下，K.只好重新低下头来，埋首于工厂主带来的那堆文件。当那两位先生靠在办公桌上，工厂主开始争取副行长的协助时，正在他们下方忙碌的K.，竟依稀觉得自己脑袋上方的两个男人的身形无比巨大，而且，口中谈的还是关于他的事情。他小心翼翼地将眼珠向上转动，动作缓慢，试图搞清楚上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与此同时，他从办公桌上随意摸取了一份文件，平摊在自己手里，慢慢朝着先生们举起来，自己也跟着站了起来。K.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想到了什么特定的点子，只是隐隐约约察觉到，如果他想完成那份无比重要的、能够让自己彻底摆脱罪责的请愿书，就不得不这么做。副行长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谈话上，仅仅瞟了一眼K.举起的那份文件，上面的具体内容一点都没看，因为凡是襄理觉得重要的，对他而言都是不重要的。他从K.的手里接过文件，说：“谢谢，我已经完全了解了。”说完后便把文件轻轻放回桌上。站在他旁边的K.面露难色，但副行长却完全没有察觉，又或者——其实他已经察觉到了，但K.此刻的为难，反而更坚定了他“不予理睬”的立场。工厂主讲话时，副行长时常大笑出声，其中有一次，甚至还用相当俏皮的方式驳斥了对方的说法，弄得工厂主十分尴尬。为了避免令客户尴尬，他又马上否认了自己刚说的话。最后，副行长邀请工厂主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并且表示，他们可以在那里把该谈的业务谈完。“这件事非常重要。”他对工厂主说，“我对此完全理解。至于襄理先生嘛——我们把这笔业务从他那里接手过来，显然是在行善事。因为这件事需要静下心来细细考虑，但他今天看起来已经超负荷了，甚至有人在前厅一连等了他好几个小时。”即便这句话里提到了K.，副行长实际上也只是在跟工厂主说话。不过，此刻的K.还是很能克制的，他转过脸去，看也不看副行长，向工厂主投去了一个友好的，但却仿佛僵在脸上的微笑。除此之外，对于副行长的那番话，他完全没提出任何异议。他将两只手支撑在办公桌上，身体稍微前倾，就像坐在柜台后面的一个普通员工，注视着两位先生，看他们一边继续说着话，一边把那堆文件从办公桌上收走，最后离开了会议室。走到门口时，工厂主还特地转过身来，说自己现在只是暂时离开，不算道别，等到商谈成功之后，一定折返回来向他报告。而且，除了业务之外，还有一个小讯息要传达给他。
K.终于又是独自一人了。不过，他完全没有再放任何人进来的打算，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外面那些人大概以为自己还在这里跟工厂主谈判吧——这个误解多么令人愉快啊，因为觉得里面有人，所以任何人都不会再进来，甚至连勤杂工都不会进来麻烦他了。K.走到窗边，在窗台护栏旁坐下，伸出一只手抓住栏杆，望向窗外的广场。雪仍在下，天还没有放晴。
他就这样独自坐了很久，始终想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让自己如此忧心。时不时地，他会扭头朝身后看一眼通往前厅的那扇门，脸上写着不安，总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见到并没有什么人过来，他便恢复了平静，走到洗脸台旁，用冷水洗一把脸。头脑变得清晰之后，便又回到自己靠窗的位置上，继续久坐下去。K.现在觉得，将案子辩护权从律师那里接手过来的这个决定，比自己原先认为的要麻烦得多。实际上，只要辩护权还在律师手中，K.本人就不必多去在意与官司相关的各种事情，得以采取远远观望的态度，几乎不受它打扰。每当K.想要知道自己的案子进行得怎么样时，他可以直接去了解，一旦不想再多涉足了，又可以马上转头离开。可是现在，当他打算亲自出马为自己辩护时，情况就完全相反了：至少截至目前，他将不得不彻底屈从于法庭。一旦亲自辩护取得成功，将会为他带来完全和彻底的无罪判决；然而，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此刻却不得不冒比以往更大的危险。在此之前，K.或许还对这一设想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可是，今天他在面对副行长和工厂主时的状态，却足以说明自己之前的怀疑纯粹是南辕北辙。整个人茫然不知所措地坐在会议室里，仅仅因为做了打算亲自辩护的决定？他怎么好意思？现在都这样了，以后又该怎么办？未来等待着他的，将会是怎样难挨的日子啊！他当真能够想方设法将一切引向好的结局吗？谨慎细致的辩护——不是这种辩护的话，自辩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谨慎细致的辩护[4]岂不是同时意味着要断绝掉生活中其他的一切事务，专为这审判做准备？要是真这样，他能有幸熬过去吗？在银行上班时，又该如何让这项事业顺利运作呢？“这项事业”所指的可不仅仅是请愿书，如果只是请愿书，花上一段假期时光可能就够了——照目前的情势，申请假期无异于一次大冒险——“这项事业”指的可是审判的整个过程，其持续时间不可估量。换句话说，K.的职业生涯突然遭遇了一个大障碍！
此时此刻，难道应该继续为银行工作吗？——想到这里，K.低下头，看了一眼办公桌——此刻，他难道应该放外面的人进来商谈银行业务？官司还在打着，阁楼法院的官员们正在埋头苦干，处理与这桩官司相关的各项文书工作。在这紧要关头，他还应该去关心银行的各种业务吗？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岂不像是某种得到司法认可的酷刑？将个人生活跟官司绑定，周遭一切都跟诉讼的进展息息相关？可是，当银行评估他的工作业绩时，是否会考虑到他所面临的特殊情况呢？当然不可能有人会这样做，永远不会。目前所面临的审判并不是完全保密的，在此前提下，谁知道这件事，知道多少，也不甚明了。唯独希望相关的传闻还没有传到副行长和行长那里，否则副行长肯定会利用它来对付K.，既不顾及同事之情，也不在乎人性之理——这一幕将会在人们眼前确凿无误地上演。如果行长知道了，又会怎么做呢？显然，他很提携K.，一旦听到关于官司的事情，估计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想办法减轻K.的负担。然而，行长的帮助肯定没办法奏效，因为K.现在面临的已是日暮途穷之势，之前促成的势力平衡开始逐渐被削弱瓦解，副行长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除了对付K.之外，副行长还会利用行长的痛苦状况来加强自己的势力。既然事情都这样了，K.本人又还剩下什么指望呢？像这样胡思乱想，没准反而削弱了自己的志气；不过话说回来，不自欺欺人，尽可能清楚地调查目前的状态也是有必要的。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为了暂时避免回到办公桌，K.打开了窗户。这扇窗户很难开，他必须双手并用才能转得动手柄。打开之后，混杂了浓烟的厚重雾气依着整扇窗户的宽度和高度方方整整地灌入房间里，空气里充满了轻微的焦煳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雪花随着雾气被吹进来。“真是个可怕的秋天。”K.的身后传来了工厂主的声音，他已经从副行长那里回来，悄无声息地进到了房间里，谁也没有留意到他。K.点了点头，颇有些焦躁地盯着工厂主手里拿着的公文包：估计工厂主会将那些文件从里面取出来，以便将与副行长商谈的结果告诉K.。哪里知道，工厂主回应了K.投来的目光，伸出手来拍了拍公文包，并没有将它打开，反而开口说道：“你想听听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对吧。告诉你，业务差不多快签了，合同几乎要放到这公文包里了。你们银行这位副行长，是个挺有魄力的人，不过，跟他打交道绝对不是有惊无险。”说罢，他大笑起来，握住K.的手，想要用自己的笑声感染K.，让他也跟着笑。可是，K.此刻却有点怀疑工厂主是在说谎，不愿意向他展示公文包内放着的文件。而且，他觉得工厂主说的这番话也实在没什么值得笑的。“襄理先生，”工厂主说，“你肯定是受到了天气的影响，今天看起来才会这么垂头丧气。”“没错。”K.回应道，同时伸出手来，用拇指和食指摁住自己的两边太阳穴，“头疼得很，都是在为家里人操心。”“再正常不过了。”工厂主说。他是个性子很急的人，从来都不愿意安安静静地听别人把话讲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5]。”K.不知不觉地朝着会议室门口迈了一步，看那样子，似乎是打算要送工厂主出门去，但工厂主却说：“襄理先生，我这儿还有个小讯息要告诉你。说实话，今天这种状况，我很担心说这些反而会加重你的心理负担。但是，前两次过来时，我都忘记说了。所以，如果这次我还不说，还要继续推迟下去的话，这则小讯息很可能就会完全失去它的存在价值。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可惜了。毕竟，我这则小讯息很可能会对你有些用处，不会白讲。”K.连好好回句话的时间都没有，因为工厂主此刻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用手指关节轻轻叩了叩他的胸口，小声说道：“你正面临着一场审判，不是吗？”听到这话，K.不由得退后一步，想也不想地惊呼道：“这肯定是副行长对你说的。”“哎，并不是。”工厂主说，“副行长哪儿有渠道知道这样的讯息？”“是你告诉他的？”K.再开口时，已经要冷静不少了。“我时常能从法院那儿听来这样那样的消息。”工厂主说，“此刻我想给你的那则小讯息，也是通过这种途径来的。”“和法院有关系的人可真多啊！”K.低下头说道，并且把工厂主重新引回到了办公桌前。他们又一次坐了下来，工厂主说：“遗憾的是，我能够告诉你的东西并不多。尽管如此，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哪怕最微小的细节也不能被忽视。此外，就我本人而言，也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帮到你——即便我的帮助微不足道。我们一直都是很好的业务合作伙伴，不是吗？总而言之，我会帮你，就是这么回事。”K.想为自己在今天谈话时的无礼行为道歉，但工厂主却不允许K.对他的行动造成任何干扰。为了表示自己现在时间很紧，工厂主把公文包夹在腋下，仿佛随时都要离开：“我是从一个名叫提托雷利的人那儿知道你正在参与审判的。他是个画家，提托雷利只是他的化名，连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名。他时常会到我的办公室来，带一些小幅面的画作送给我。而我则总是会给他一些钱，作为对他的艺术资助——他简直跟一个乞丐没什么两样。如此的情况已经持续好些年了。顺便说一下，那些画作完成得很漂亮，画的是荒原风景之类的景物画。这种类型的交易进行得极为顺畅——我们彼此都已经很习惯了。不过，在某一段时期，画家的造访实在太过频繁，我为此而责备他，我们专门找了个时间进行沟通。我对他如何只通过画画来维持生活这件事很感兴趣，然后，我很惊讶地发现，他的主要收入来源竟然是肖像画。他对我说，他是为法院工作的。所以我就问他，具体是哪个法院。于是，他就告诉了我关于那个法院的事情。你肯定能够想象得到，我在听过相关的讲述之后，有多么惊讶。自从那次谈话过后，他每次过来拜访时，我都能听到一些关于法院的新鲜事，由此，也得以逐渐深入了解审判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提托雷利很健谈，一开口就说个没完，我不得不经常阻止他，不让他说太多，不仅因为他说出来的内容肯定是半真半假。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像我这个级别的生意人，光是操心自己手中的生意就几乎要麻烦死了，所以并不会太在意跟自己不怎么相关的事情。不过，这也只是就事论事而已。或许——我现在觉得——或许提托雷利多少能够帮到你，他认识很多法官。即便他本人在这些事情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还是可以给你一些中肯建议——关于如何跟各不相同的权势人物相处的建议。尽管这些建议本身，对于审判而言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在我看来，它们对于你目前的处境可谓关系重大。你几乎就是一名律师。‘襄理K.先生几乎就是一名律师’，我总是习惯于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噢，实话实说，你的审判结果我一点都不担心。愿意去见见提托雷利吗？既然是经由我来引荐，他必定会尽其所能地帮助你。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去见见他。当然，不一定非得今天去，只要抽出时间来，去一次就行了。不过，尽管这样讲了，我却还要再多提醒你一句：千万不要因为我给了你这个建议，你就觉得非去见提托雷利一趟不可——这两件事是完全不相干的，完全不是，如果你认为没有必要去见提托雷利，把他晾在一边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或许现在的你已经有了一套非常完备的方案，拜访提托雷利反而会干扰到你的方案执行……确实，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当然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去。从提托雷利那样的家伙那里取得建议，肯定也要付出些代价才行。总之，一切就交给你来决定。这是我写的推荐信，这是地址。”
K.意气消沉地接过推荐信，把它塞进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即使一切都按照最好的设想来运作，这封推荐信将要带给他的好处，也抵消不了如下既成事实所招致的损失：工厂主知道他正在吃官司，画家正在四处传播审判相关的讯息。此刻，工厂主已经在朝着会议室的大门走了，但K.却没办法向他开口道谢——哪怕是强迫自己说出几句违心的谢语。“我会去的。”和工厂主在门口道别时，K.对他说道，“不过，因为我现在特别忙，一时半会脱不开身，我估计会给他写封信。他或许愿意到办公室来见我也说不定。”“我早就知道你会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工厂主说，“不过照我看来，你应该还是想要尽量避免邀请像提托雷利这样的人到银行来，在这里跟你谈与审判相关的事情。而且，给这种人写信也不一定能有什么好处……当然，你肯定是有着全盘考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了。”K.点点头，一路送工厂主出去。穿过前厅之后，他也没有马上折返。尽管外表看起来十分冷静，K.的内心实际上已经对自己的言行感到震惊。方才，他之所以会说自己打算写信给提托雷利，那是因为他想要通过这样一种姿态来告诉工厂主，自己还是很重视他给的这封推荐信的，会立即考虑跟提托雷利会面的可能性。问题在于，一旦他判断提托雷利的支援确实很有价值，他估计真的会亲笔写信给他，不会有片刻犹豫。危险之处在于，亲笔给画家写信一事可能会造成的不良后果，他自己居然完全没有想到，仅仅在工厂主开口提示之后才意识到。他当真可以毫无顾虑地依靠自己的理性来对抗这场审判吗？如果他真打算撰写一份内容明确无疑的信笺，邀请一个问题人物到银行来，在与副行长只有一门之隔的办公室里，为自己将要面临的审判寻求建议——如果这件事对于他而言是“有可能的”，那么，忽略掉其他一些危险，或者已然陷入危险当中而不自知，岂不是也“很有可能”吗？K.的身边并不总是会有人挺身而出来警告他，也正因此，K.总是习惯性地保持着警觉心。哪里知道，当他正打算集中全部精力来应对审判时，这种之前从未出现过的、对自己警觉心的奇怪怀疑反而出现了！他在完成自己办公室工作时曾经感受到的种种困难，现在是否也要开始在应对审判的过程中出现呢？不管怎样，对于亲自写信给提托雷利，并邀请他来银行面谈这件事，K.已经不再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了。
当勤杂工走到K.身边，提醒他注意坐在前厅耐心等待着的三位先生时，K.还在不停摇着头，想着自己的事情。他们已经在外面等了很长时间了，只为了跟K.见上一面。此刻，眼见勤杂工正在跟K.说话，他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每个人都希望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一马当先，提前引来K.的注意。既然银行方面的人如此不讲情面，毫不顾忌地让他们在这个等候室里浪费时间，他们自然也不打算再去瞻前顾后了。“襄理先生。”其中一个人开口喊了起来。但是，K.此时已经让勤杂工去取自己的厚外套了。勤杂工帮K.穿上外套的时候，K.对这三个人说：“先生们，请原谅，眼下我没有时间接待你们。我诚心向你们道歉，因为现在刚好有很紧急的事情要处理，必须立即动身。你们自己也看得到，我现在已经耽搁了多久。请体谅，为我行个方便，等到明天——或者其他任何你们方便的时间再过来可好？要不然的话，我们干脆直接在电话中商谈？你们也可以现在就长话短说，我稍后会给你们一个详尽的书面答复。不过，最好的办法还是另约时间，下次再来。”K.所提出的这一连串建议，让那些已经确定白等的先生惊讶到说不出话来，只得面面相觑。“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算是说好了，对吧？”K.兀自询问着，转身面向勤杂工，对方已经给他备好了帽子。K.的办公室房门大敞，可以看到外面的雪越下越大。见此情景，K.竖起自己的大衣衣领，将外套的扣子一直扣到了脖子位置。
刚好这时候，副行长从隔壁的房间走出来，他微笑着看了一眼已经穿上厚外套、正在跟来客们协商的K.，开口问道：“你现在就要走吗，襄理先生。”“是的，”K.回答道，身体挺得笔直，“我有一项业务上的往来需要外出处理。”但是，副行长已经不再看着K.，转而面向那几位先生。“这些先生怎么办呢？”他问K.，“我想，他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K.说。尽管他这样说，但那三位先生已经忍不住了。他们把K.团团围住，向他解释说，如果他们的事情不重要、不紧迫的话，是不会在这里白白等待好几个小时的。除了马上当面一对一详谈之外，再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副行长站在那儿听他们讲了一会儿，观察着K.的动向：K.手里拿着帽子，若无其事地打理着上面沾上的灰尘。于是，副行长便对那些人说道：“我的先生们，这件事有个非常简单的解决办法。如果你们愿意直接同我交涉，我倒很乐意接替襄理先生来处理你们的业务。当然，现在立即开始洽谈，这是必须的。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是商务人士，所以很清楚应该如何正确评估商务人士的宝贵时间——我们知道时间有多么宝贵。来吧，请往这边走，进到我的办公室来吧。”说罢，他打开了通往自己办公室前厅的门。
副行长真是有办法，略施巧计，便顺理成章地接管了K.目前必须得放弃掉的一切！可是，当绝对有必要放弃眼前利益时，K.是否还需要患得患失呢？不得不承认，当他怀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情，奔赴一位不知名画家处，为自己的审判寻求建言的同时，他在这里的声誉遭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现在就脱掉厚外套，去把那两个目前还不得不在隔壁房间前厅里苦等的先生争取回来——至少也要做到这点，这样大概会比直接离去要好得多。K.本来完全有可能会这样做的——如果他没有看到副行长正在自己办公室的书架上四处翻找东西，就好像这里放着的全是他的东西一样，K.或许已经开始行动了。当K.情绪颇为激动地走到自己办公室门前时，副行长看到了他，喊道：“啊哈，原来你还没有走。”他朝着K.转过脸来，脸上遍布着深深的皱纹。这些皱纹所证明的仿佛不是年龄，而是权力。说完这句话后，他马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翻找。“我正在找一份合同副本。”他说，“按照那位企业方面代理人的说法，那份副本应该在你这儿。”K.朝前走了一步，可是副行长却说：“谢谢，我已经找到了。”说罢，他带着一大堆文件，回自己办公室去了。那些文件里不仅仅有那份合同副本，显然还有许多其他文件。
“现在我暂且不同他多计较，”K.自言自语道，“不过，一旦我个人所面临的难题得以解决，他将会是第一个感受到我的厉害的家伙，我会想办法让他吃尽苦头。”这样想过之后，K.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有个勤杂工正为K.把住通往过道的门，保持办公室房门敞开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K.让他在合适的时候给行长捎个信，就说他出门洽谈业务去了。离开银行的时候，一想到接下来有一整段时间，可以充分用来打理和审判相关的事情，K.的心情几乎可以说是很愉悦的。
他立即坐车去拜访画家，画家住在郊区，这处郊区和之前法院办事处所在的那处郊区方向完全相反——这里是一个更为贫穷的地区，楼房更加灰暗，街道上满是污泥，泥巴和融化了的积雪混在一起，流溅得到处都是。画家住的那座房子，对开的大门只有一半是开着的，另一半大门下方的墙砖上开了一道豁口。K.走近大门时，刚好有一股令人作呕、冒着热气的黄色液体从豁口处涌出。有只老鼠被这股液体吓到了，直接蹿进了旁边的下水道里。台阶底下有个小男孩正趴在地上哇哇大哭，但由于大门另一侧的铁器作坊正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孩子的哭声被压了下去，几乎不可能被人听到。铁器作坊的大门敞开着，三个学徒围成半圆形，站在某个工件旁边，轮番用锤子夯打。作坊的墙上挂着一大片打好的马口铁铁皮，铁皮反射出一道淡淡的辉光，刚好从两个学徒之间的缝隙处照过去，照亮了他们的面庞，还有身上穿的打铁围裙。K.对周遭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只是匆匆一瞥，因为他打算尽快办完在这里的正事，只跟画家说上寥寥数语，搞清楚状况之后就直接返回银行。哪怕在这里只取得了最低限度的成果，对于他今天在银行的工作，仍能产生正面影响。一路走到四楼之后，K.因为气喘吁吁，不得不放慢速度。这栋公寓的台阶和楼层都太高了，按照工厂主给出的地址，画家偏偏又住在顶层的一间阁楼里。公寓里甚至连空气都很压抑，没有专门的楼梯间，狭窄的楼梯两侧直接被墙体包围起来，相隔很长一段才能看见一扇开在很高位置的小气窗。正当K.停下来稍稍休息的时候，有几个小女孩从其中一家住户里跑出来，笑着闹着跑上了楼梯。于是，K.便慢慢地跟在她们身后，继续往上走。走着走着，他赶上了其中一个女孩——这女孩在路上绊了一跤，远远落在其他人后面了。他们肩并着肩在楼梯上走着，K.开口问小女孩：“这里是不是住着一个名叫提托雷利的画家？”女孩看上去还没满十三岁，些微有些驼背。听到K.的问话，她故意用手肘捅了他一下，侧过脸来，抬头打量了他一番。即使年龄还这么小，身体又有缺陷，她的心眼看来也好不到哪儿去。此刻，她的脸上一点笑意都没有，正用狡诈精明、看上去别有所求的眼神盯着K.看。K.假装自己并没有留意到她反常的行为，又问了一遍：“你认识画家提托雷利？”她点了点头，然后反问道：“你找他有什么事？”K.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能够赶紧再多了解一点提托雷利其人的好机会：“我想让他为我画像。”他说。“为你画像？”她反问了一句，嘴巴大张，显得很惊讶。然后，她伸出手来轻轻拍了K.一下，好像是在暗示，他所说的东西不是非常令人讶异，就是蠢笨可笑的。做完这一切，她便用双手提起自己短裙的裙摆，用最快的速度跑了起来，撵上了其他几个女孩子。此刻，她们离K.似乎有着很远的一段距离，连呼喊声都听不太真切，声音仿佛消失在高处了。哪里知道，在下一个楼梯拐弯处，K.竟然再次遇到了那群女孩。驼背女孩显然已经将K.此行的目的告诉了她们——她们就是专门在这里等着他的。只见女孩们贴着墙站成了两排，抚平裙子，方便K.舒舒服服地从她们中间穿行而过。女孩们脸上显露出来的表情，以及这种让K.通行的方式，皆是幼稚与堕落两相混合的体现。站在两排女孩最前面的是那个驼背女孩，K.走过去后，就由她为他带路。至于其余女孩，也跟在K.的身后往上走，一边走一边发出笑声。K.确实应该感谢驼背女孩，在她的帮助下，K.一下子就找到了正确的路：他本来打算继续沿着楼梯往上走的，但那驼背女孩却告诉他，如果要去见提托雷利的话，必须选一条岔道，换另一道楼梯上去才行。通往提托雷利住处的楼梯特别窄，相当长，笔直一条，没有拐弯的地方，因此一眼便能望到楼梯尽头，看到提托雷利家的房门正上方。这道门是由未经粉刷的房屋横梁拼凑而成的，与楼梯其余部分的昏暗相反，它被一扇斜置在上方的小天窗照得颇为明亮。提托雷利的名字用红色油漆写在门上，是用画笔涂写的，一笔一画都写得很宽。K.和他那帮小女孩随从还没走到这段长楼梯的一半呢，那道门就已经打开了一条缝——很显然，里面的人被一大群人上楼的脚步声吵扰到了。只见一个好像只穿了一件睡衣的男人出现在门口。“噢！”这男人看到一大群人走上来，大喊一声之后，便从门后消失了。驼背女孩见状，高兴地拍了拍手，其他女孩们纷纷从后面伸手推K.，催促他快点上去。
一行人还没来得及走完这段长楼梯，画家已经把房门完全打开了，并且还深深鞠躬，邀请K.进去。与此相反，他回绝了女孩们希望进入的请求，不管她们如何恳求，如何在得不到他的正式许可之后，千方百计地想要混进去，他就是不同意。在这所有人当中，只有驼背女孩一个人进了门：她从画家的胳膊下面溜了进去。哪里知道，画家并没有放过这条漏网之鱼，他立即撵了上去，一把抓住她的裙子，一拉一扯，将她整个人旋转了一百八十度，和其他女孩一起推到了房门外边。画家去撵驼背女孩的当儿里，虽然门口并没有人把守，其他女孩却也不敢跨过门槛半步。K.不知道应该如何评判这整件事情，因为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是在十分友好的氛围中发生的：站在门口的女孩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朝画家喊着各不相同的、似乎是在开玩笑的词句，K.不太听得懂这些语句的具体意思，画家倒是听得哈哈大笑，几乎把手里拽着的驼背女孩给甩出去。女孩们都到外面去了之后，画家关上房门，再一次朝K.鞠了一躬，握着他的手，自我介绍道：“提托雷利，绘画家。”门外的女孩们仍旧在窃窃私语，K.指了指房门，说道：“看起来，你在这整座公寓里都挺受欢迎的。”“哎呀呀，那帮小恶魔！”画家一边感叹，一边试图把身上穿着的睡衣扣子从下往上逐一扣好，但却没有成功。他现在光着脚，全身上下除了睡衣之外，只穿着一条用皮带束住的黄色亚麻阔腿裤，皮带末端随着主人的动作来回摆动。“那帮小恶魔，她们对我而言，真算是沉重的负担……”画家放弃了继续扣扣子的努力，因为他睡衣最上面的一只扣子刚刚被他一不小心给扯了下来。他搬了一把扶手椅过来，出于礼貌，K.不得不坐下来。“我曾经给这群家伙当中的一个画过像——她今天甚至都没跟她们在一起——自从我画过那幅肖像画之后，她们就全部盯上我了。当我本人还在这屋子里守着的时候，她们只在得到我允许之后才进来；可是，一旦我离开家，她们中间至少也会有一个人偷偷溜进来。她们想办法配了一把我家的房门钥匙，谁想用就借给谁。你恐怕很难想象，这件事有多么令人烦恼。比如说吧，当我带着一位女士回来，本来是应该给她画像的。到达家门口之后，用自己随身带的钥匙打开门，却发现那个驼背女孩坐在我的小画桌前，拿画笔蘸了红色颜料，正在给自己的嘴唇上色。本应该由她来负责照管的弟弟妹妹们，就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到处都弄得乱七八糟。要不再举个例子好了，当我很晚才回家时——实际上，这正是昨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因此，请原谅我此刻的衣冠不整，还有眼下这乱七八糟欠收拾的房间——就是这样，当我很晚才回家，走到床边，打算上床睡觉时，突然感觉有个什么东西正在掐我的腿。于是，我看了看床底下，结果又拖出了一个鬼家伙。他们为什么如此迫切地想要亲近我？我完全搞不明白，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哪怕一点想要吸引她们的打算，你刚刚应该也已经注意到了。理所当然，这件事也干扰到了我的日常工作。要不是这间画室不收租金，我早就搬出去了。”话声刚落，门外就有一个声音喊道：“提托雷利，我们现在可以进来了吗？”那声音听起来既温柔又急切。“不行。”画家回应道。“放我一个人进来，也不可以吗？”那个声音再次发问。“一个人也不行。”画家一边说着，一边走到门前，把门给锁上了。
画家锁门的时候，K.抽空环视了一下整个房间：他甚至都不认为这个可怜兮兮的小房间够资格被称为一间画室。房间很窄小，无论是走长边还是对角线，都很难跨出两个大步。这里的一切，包括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是由木头制成的，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窄缝清晰可见。K.正对着的那堵墙旁边放着床，床上堆放着五颜六色的被褥。房间正中的画架上摆着一幅画，这幅画被人用一件衬衫遮盖了起来。衬衫的一条袖子垂下来，一直垂到地板上。K.的身后有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往外看，在浓浓迷雾之间，除了附近房屋被白雪覆盖的屋顶之外，已经无法再看到更远的地方了。
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使K.想起来，自己本来是想很快就走的。于是，他把工厂主写的推荐信从口袋里取出来，交给画家道：“我是从这位先生那里听说你的，他是你的熟人。我听了他的建议，专程过来找你。”画家简单看了看这封信，并把它随手扔到了床上。如果工厂主之前没有反复向K.担保，确凿无疑地表示过提托雷利是自己的熟人，如果他没有提起提托雷利是个穷人、靠着艺术资助为生，那么此刻无论是谁都会觉得，提托雷利根本就不认识工厂主，或者至少也不记得工厂主是谁了。画家甚至还开口这样问了句：“你是想买现成的画，还是要请我为你画像？”K.颇为吃惊地打量着画家，心想，那封推荐信里写的究竟是什么呢？K.曾经想当然地觉得，工厂主在那封信里告诉画家，K.之所以到访，不是为了别的，仅仅是想做个审判咨询。结果，K.竟然没有再去斟酌考虑一番，居然就这么匆匆忙忙地赶到这儿来了！可是，他却不能直说，所以现在他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回应画家的问题。于是，他便瞧着画架说道：“看起来，你目前正在创作一幅画？”“是的，”画家一边说着，一边扯下遮在画架上的衬衫，和那封信一样，扔到了床上。“是一幅肖像画。完成得很不错，但还没有全部画完。”画上画的显然是某位法官的肖像，这个巧合对K.很有利——使他有机会顺理成章地将话题引入与法院相关的事情。这幅画和律师办公室的那幅法官画像非常相似。当然，这张画上画的完全是另外一名法官：是个脸上长满黑色浓密胡须的肥胖男人，胡须一直延伸到脸颊侧面，长得到处都是。而且，之前那幅画是油画，这幅却用粉彩画颜料模模糊糊勾勒出来的。尽管如此，除了这些之外的其他所有地方都很相似，这张画上的法官也坐在王座椅上，紧握住扶手，气势汹汹，仿佛随时都要从椅子上蹦起来。“画上画的是一位法官。”这句话K.差点脱口而出，但话到嘴边却忍住了。他靠近那幅画，做出想要仔细琢磨的架势。王座椅靠背正后方有个巨大的身影兀自站立，K.无法判断那是什么，便就此向画家提问。画家说，这部分还需要稍微再细化一下，说罢，他从小桌子上取过一支粉彩棒，沿着那个身影的轮廓边缘涂抹了几笔，但依旧没有向K.更清楚地说明那是谁。“这是正义女神[6]。”画家最后终于开口了。“你这么一说，我就认出来了。”K.说，“这里画的是眼睛周围的绷带，这个是天平……但是，她脚后跟上不是还长着翅膀吗？看她那样子，岂不是正在奔跑吗？”“没错。”画家说，“根据委托人的要求，我不得不照着那样子来画，实际上，这是正义女神和胜利女神[7]合二为一的产物。”“谈不上是很好的结合。”K.微笑着说，“正义女神的姿态必须稳定，否则天平就会摇晃，根本不可能给出公平的判决。”“我不过是在满足委托人的要求罢了。”画家说。“确实如此，显而易见。”K.附和道，他并不打算冒犯画家。“看你表现这个人物的手法，仿佛当真站在了那张王座椅的上方。”“并非如此。”画家说，“我既没有亲眼看过画里的这个人物，也没有看过王座椅，这些都是虚构出来的。由他们指定内容，我只是负责描绘。”“具体是怎么回事呢？”K.问道，并且故意装出没有完全领会画家所说这番话的模样来，“画里这个男人恐怕是个法官吧，正坐在法庭的椅子上。”“是的。”画家说，“但他并不是高阶法官，从来不曾坐过这样的宝座。”“即便这样，也还是给他画成了这种威严的样子？瞧瞧，他坐在那儿，就跟法院的院长似的。”“没错，这些先生都很虚荣。”画家说，“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也得到了上面的许可，同意我把他们画成这样——每个人该画成什么样，上面都有明确的规定。可是不幸之处在于，作为画家，并没有办法根据这些规定来判断服饰和座椅的种种细节。尤其在这幅画当中，可以看出来，粉彩棒的颜色并不适合这样的描绘。”“是的。”K.说，“用粉彩来画这个，显得很奇怪。”“法官本人希望如此。”画家说，“画是专门为一位女士订下的。”对这幅画的注视，似乎激发了画家的工作热情，于是，他便挽起袖子，取过几支粉彩棒攥在手里，开始画了起来。K.在一旁看着，看那粉彩棒不停颤动的尖端，在法官脑袋后面打上了一道红色的阴影，这道阴影宛如射线一般，朝着画面的边缘逐渐发散、消逝。粉彩棒不断重复着这个阴影游戏，似乎是在围绕着法官的头部装饰一套珠宝，抑或一块挂得高高的奖章。但是，正义女神的轮廓周围却并没有变得更清晰些，只是加上了一圈难以察觉的淡影——在淡影的衬托下，画中这位女神的形象显得格外突出，看起来既不像是正义女神，也不像胜利女神了。现在的她，看起来完全就是狩猎女神[8]。画家的创作深深吸引了K.——尽管他实际上并不想被吸引。最后，他终于开始自责：自己在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竟然完全没有办正事。“这位法官叫什么名字？”K.突然开口问道。“我不能说。”画家答道。此刻，他的身体极度前倾，紧贴着那幅画，完全陷入创作中去了，显然已经忽略了身旁这位客人。要知道，K.刚到这里时，画家待他可是十分热情体贴的。K.认为画家会这样，是因为他的性格很情绪化，与此同时，他也为画家的情绪化感到恼怒，因为这样会浪费掉他的宝贵时间。“对于法院而言，你是个信得过的人，不是吗？”K.这样提问道。画家一听到这个问题，立即将粉彩棒放到一边，直起身来，拍掉手上沾的粉灰，面朝K.笑了起来。“与其这样，倒不如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好了。”他说，“你很想了解法院——就跟推荐信上写的一样。但是，你并没有开门见山地询问关于法院的事情，反而通过谈论画作的方式，试图先赢得我的好感。无意冒犯，可是不得不说，这样的手段对我而言并不合适。”K.试图反驳些什么，话还没出口，就被画家毫不留情地怼了回去：“拜托，请别再说多余的话了！”见K.不作声了，画家又继续说了下去：“不过，话说回来，你刚才的说法也是对的：对于法院而言，我是个信得过的人。”他停顿了片刻，好像是为了给点时间让K.接受这个事实。于是，现在又能够听到门外女孩们发出的声音了：她们此刻大概正挤在钥匙孔后面，希望能够透过那小小的孔洞窥视房间里发生的事情。K.打消了向画家道歉的念头，因为他不打算继续由着画家扯开话题，而且，他也不打算让画家太过自鸣得意，觉得这位客人没什么了不起，最终对他爱理不理。因此，他这样问道：“你所担任的，是受到官方正式任命的职位吗？”“并不是……”画家的回答很简短，这个问题似乎给了他后继想说的话语沉重一击，令他变得语塞起来。尽管如此，K.却并不想任由他继续语塞下去，于是，K.接着说道：“说实话，隶属于灰色地带的职位，往往比官方正式任命的职位更具影响力。”“我的情况正是如此。”画家眉毛拧成了一团，说道，“昨天我跟工厂主聊过你的情况，他对我说：你难道不能帮帮他吗？我的回答是：这位先生可以到我这里来试试。现在我感到相当高兴，因为你竟然这么快就到这里来了。照这情况看来，你大概觉得自己的案子情况比较微妙，当然，对此我并不感到有多惊讶。对了，你想先脱下外套再聊吗？”尽管K.只打算在这里待很短的时间，画家的这个建议却依旧得到了他的欢迎，因为房间里的空气已经渐渐在向K.施压了——房间角落里摆着一只显然没有点火的小铁炉，K.已经看了那小铁炉好几眼了。可是，尽管没有点火，房间里却始终闷热难耐，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当他脱下厚外套，并且解开里面一层衣服的扣子时，画家颇感抱歉地说道：“我必须保持画室的温度。这里现在挺舒服的，不是吗？至于在保暖问题上，我的画室表现得非常到位。”K.并没有对此回应什么，这里真正令他感觉不舒服的并不是温度，而是沉闷感：这里的空气沉闷到几乎无法正常用肺呼吸，房间估计很久都没通风了。而且，由于画家要求他坐在床上，画家本人则坐在画架前——坐在房间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这种不周到之处同样加深了K.的不适感。此外，画家似乎误解了K.为什么只愿意坐在床的边缘的用意——K.选择那样坐，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并且方便离开——画家先是用言语恳求K.往里面坐一点。后来，因为K.对这个请求表现得犹犹豫豫的，画家干脆直接走上前去，把K.推到了床上那堆被褥和枕头里。然后，画家又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终于问出了第一个实质性的问题：“那么，你是无罪的吗？”他这样问道——这个问题瞬间使K.忘掉了其他任何事情。“是的。”K.回答道。回答这个问题使他感到十分愉悦，主要是因为面对的是一个与法院之间没有正式雇佣关系的编外人士，不必为这个回答承担任何责任。而且，之前也从来没有人如此开诚布公地向他这样提问过。为了充分体会这种愉悦，K.特意补充道：“我是完全无罪的。”“原来如此。”画家说，同时低下了头，看起来似乎在思考些什么。然后，他突然抬起头说：“如果你真是无罪的，那么审判就很简单了。”听到这句话，K.的眼神瞬间黯淡了下去：这个所谓的“法院信得过的人”说起话来简直像个无知的孩子。“我的无罪并不能让审判变得简单。”K.说。提到这点时，他忍不住笑了笑，慢慢摇了摇头，继续说道：“审判的结果，取决于法院那套规则当中的许多微妙之处。要知道，最后他们总是能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折腾出一堆你原本完全不知道的事由，然后给你定下重罪。”“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画家敷衍道，看他那说话的语气，显然认为K.毫无必要地打乱了他说话的思路。“话虽如此，你确定自己是无罪的，对吗？”“当然确定。”K.答道。“那才是最主要的。”画家说。尽管K.提出了反面意见，画家却表现得丝毫不为所动，但这种不为所动究竟是出自真心，还是出于事不关己导致的漠不关心，目前还不得而知。K.打算首先弄清楚画家不为所动的动机，于是他这样说道：“对于法院，你了解的显然比我要多得多。除了从各色人等那里道听途说来的一些消息之外，我对法院几乎没什么了解。虽然消息来源很杂，但是所有人都同意，法院方面是不会提出轻率的指控的——只要正式起诉了某位被告，也就意味着法院坚信被告有罪。法院认定被告有罪的这一信念极难扭转。”“仅仅是极难的程度吗？”画家摊了摊手反问道，“法院是绝对无法被动摇的。如果我在这张画布上并排画出所有的法官，并且让你在这幅画前面为自己辩护，你获得胜诉的可能性都比在真实法庭上要高。”“没错。”K.喃喃自语，早就忘了自己刚才那番话的初衷，只是想打探一下画家的底细。
这时，又有个女孩开始在门外喊叫了：“提托雷利，他是不是很快就要走了。”“安静点。”画家冲着房门喊道，“你们没看到我正在跟这位先生谈话吗。”可是，女孩显然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又问了一句：“你会给他画肖像吗？”见画家并没有回答，她又说：“求你了，不要给他画像，一个这么丑的人……”随之而来的是一长串含混不清、表示认同的呼喊声。画家一下子跳到门口，将房门打开了一条缝——透过门缝可以看到女孩们纷纷双手合十，向他恳求——说道：“如果你们再不安静，我就把你们统统扔下楼梯。听话，给我老老实实坐在这边的台阶上，保持安静。”看来她们并没有立即照他的意思办，因为他不得不再次下令道：“好好坐在台阶上！”这样说过之后，外面才重新变得安静起来。
“还请见谅。”画家回到K.的身边。K.几乎都没有多看房门那边一眼——这位画家先生究竟想不想帮助自己？准备如何帮助自己？K.打算完全交给画家本人决定。此刻，画家俯下身来，在K.的耳边低语（即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K.几乎也是一动不动）道：“这些女孩也是法院的一部分。”“怎么会呢？”K.终于转过头来，眼望着画家问道。可是，这家伙现在却又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解释道：“统统都是法院的一部分。”“我之前还真没有注意到。”K.很简略地回应道。画家最后的解释消解了之前所说“这些女孩也是法院的一部分”这句话所带来的不安感。尽管如此，K.还是朝着房门口看了好一会儿：女孩们正安静地坐在外面楼梯的台阶上。只有一个女孩在门板缝隙处插进来一根稻草，拿着它慢慢地上下挪动。
“看来，你对法院并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画家说道。此刻，他的双腿张开，用脚尖轻轻拍击着地板。“不过，既然你是无罪的，倒也没必要那样做。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便足以让你从官司里脱身。”“你打算怎么做？”K.问道，“正如你刚才所说，对于法院而言，无罪举证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的仅仅是正式呈堂的无罪举证。”画家一边说着，一边举起了自己的食指，似乎是在提醒K.注意这个微妙的区别。“但是在法庭背后，私底下可以做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换句话说，有些事情可以在法务咨询室、在走廊里，或者——举例来说，在这个画室里完成。”K.并不觉得这位画家此刻所说的话有多么难以置信，因为这跟K.从其他许多人那里听来的内容差不多是一样的。没错，这种做法甚至可以说是很有希望的。如果法官真像律师所说的那样，很容易就能被私人关系左右的话，那么画家与爱慕虚荣的法官们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小看。截至目前，K.已经逐渐在身边聚集起了一些能够帮到自己的人，形成了一个小圈子。眼前这位画家一旦加入，K.的小圈子就更是如虎添翼了。要知道，K.的组织才能在银行里就已经十分知名了。现在，在审判这件事情上，更是需要由他一个人来全权负责——这无疑给了他一个相当好的机会，得以将自己的组织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画家仔细观察了一下自己方才那一番解释在K.身上所产生的影响，然后用明显带着不安的口气说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说起话来几乎跟个律师一样？那是因为我和法院的先生们交往甚密，他们的种种行为方式也影响到了我。当然，我在这里面得到了不少好处，可是，我在艺术领域的发展冲劲，也差不多随之消失殆尽。”“你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那些法官的？”K.问道。在将画家完全纳入自己的小圈子之前，K.想先赢得他的信任。“很容易的事——我直接继承了这种私人关系。”画家说，“我的父亲就曾经是一位为法院服务的肖像画家。这种职位是一直继承下去的。如此一来，就可以避免新人加入：因为公务员制度针对不同级别官员的严格设定，在肖像画绘制上存在着种类繁多、内容烦琐而且——最关键的是——对外保密的大量规定。除了被选定的家族，外人是不允许得知的。举例来说，那边的抽屉里面，存放着我父亲的手稿。那些手稿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展示过，只有研习过那些手稿的人，才学得会创作法官肖像画的方法。话说回来，即便我失去了那些手稿，我的脑袋里面仍旧存放有足够多的、在绘制肖像画时必须遵守的规定，确保不会有任何人来挑战我的位置。每个法官都希望自己的肖像画看起来能够跟过去的那些大法官一模一样，这个需求只有我能做到。”“真令人羡慕啊。”K.说，并且联想到了自己在银行里的职位。“所以，你的这个位置是不可动摇的？”“没错，不可动摇。”画家一边说，一边骄傲地耸了耸肩膀。“正是因此，我才敢于时不时地去帮助那些官司缠身的可怜人，协助他们赢得审判。”“你具体是怎么做的？”K.又问，仿佛自己并不属于画家刚刚称之为“可怜人”的那个群体，可是画家却并不打算让K.来主导话题，他继续说道：“比如你的情况吧。因为你是完全无罪的，我会做以下这些事情。”画家一再提到K.的无罪，已经令K.感到有些烦躁。他隐约觉得，画家实际上是将“审判结果一定不错”作为先决条件来向他提供帮助的。可是，这岂不是在做循环论证[9]吗？尽管存在着种种疑惑，K.还是忍耐住，没有去打断画家的讲述，因为他不想放弃画家可能的协助——K.已经决定要借助画家的力量，毕竟这种协助似乎没有来自律师的帮助那么可疑。K.对这种协助的喜爱远远超过其他，因为相比之下它更加无害，更加开诚布公。
画家把自己的椅子拉到床边，用相对柔和的声音继续说道：“我一开始忘了问你，想要得到哪种形式的自由。一共有三种可能性：其一，真正的无罪判决；其二，表面上的无罪判决；其三，无限期拖延判决。真正的无罪判决当然是最好的，只是，我对这种解决方案完全无能为力。在我看来，根本没有任何人有能力促成真正的无罪判决。真正的无罪判决，可能只有在被告人本身是无罪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因此，既然你是无罪的，那么你完全可以依靠无罪这个事实来获得自由。可是，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你就完全不需要我，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帮助。”
画家这一番有条不紊的解说，一开始时令K.感到颇为惊讶。但讲到最后，K.却用和画家一样柔和的声音回应道：“我认为你这番话根本就是自相矛盾。”“怎么会呢？”画家耐心地问道，同时微笑着把身体朝后仰去。画家的微笑令K.觉得，他此刻试图讲述的矛盾，或许并不是因为画家的这番话有问题，而是因为审判过程本身就存在问题。尽管如此，他也没有畏缩，还是继续说了下去：“你曾经说过，法院是完全不能接受无罪举证的；就在刚才，你又将此限制在了庭审范围内；而现在，你甚至说无罪的人在法庭上不需要任何协助。这些话已经自相矛盾了。此外，正如你之前所说，你可以通过私人关系来给法官们施加影响，但现在你又否认私人关系能够促成真正的无罪判决——这是第二个矛盾。”“这些矛盾很容易解释清楚，”画家说，“我们提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以及我通过个人经验发现的。你不能将这两者混为一谈。一方面，尽管我并没有阅读过相关的法律条文，但法典上肯定有明文规定：无罪者可以获得无罪释放；另一方面，法典上肯定不会写明：法官的行为会受到私人关系影响。但是，我通过个人经验发现的事情，却和这些白纸黑字的内容完全相反。我从来没见过真正的无罪判决，但却亲历过许多判决受到影响的例子。我遇到过的所有案子当中，连一个真正无罪的人都没有——这种情况当然也是有理论上的可能的。但是仔细考虑一下，这种假设在现实中难道不是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吗？在我所知道的、如此之多的官司当中，连一个无罪的人都没有？要知道，自从我小时候起，就一直在听父亲讲他所了解过的那些案子——去他画室画肖像画的法官们讲了许多与法院相关的事情——在我们这种人的圈子里，从来不谈论别的事情。后来，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去法庭上旁听——我旁听过无数次正处于审判关键阶段的庭审，只要是允许人去听的，我都会去，而且会把这些案子跟到底，了解它们的最终结果。很遗憾，我不得不开诚布公地说出这个结论：无数次审判当中，我没有见到过哪怕一次真正的无罪判决。”“也就是说，一次无罪判决都没有。”K.喃喃道，仿佛在自言自语，又仿佛是在跟自己心中的希望对话，“但这也证实了我对法院这一组织机构早已成形的看法——没有任何存在意义。从你所提出的这个角度来看，它依旧没有任何存在意义：区区一个刽子手便可以取代整个法院系统。”“不能一概而论。”画家对于K.的表示有些不满，“我刚才所讲的，也只是基于自己的个人经验。”“个人经验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K.说，“如果你觉得我说得不对，那你以前是否听说过无罪判决的案例呢——即便没有亲历过？”“我听说无罪判决确实曾经出现过。”画家答道，“但是，很难确证这种传言是否属实。法院的终审判决书并不对外公开，甚至连法官们也没办法查阅。因此，既往的法庭案例只能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来传播。在各种传闻中，真正的无罪判决不只存在，甚至还是大量出现的——你大可以相信这些传闻属实，但却无法证明它们属实。尽管如此，这些传闻也不可能完全弃之不理，因为其中肯定包含着部分货真价实的内容。另外，这些传闻多少都具有传奇性，我自己也画过一些描述这些传闻的画作。”“区区传闻还不至于改变我的看法，”K.说，“你总不能在法庭上以道听途说来的内容提出上诉，对吧？”画家笑了起来，说道：“没错，你不能那样做。”“所以，聊这些传闻其实也没什么用。”K.说。实际上，他是想要暂时接受画家口中的全部说法的，即使他认为这些话不太可能都是真话，而且跟自己之前听闻的其他消息相矛盾也无所谓。他现在没有时间去检验画家所说的一切是否属实，甚至连反驳的时间都没有。在他看来，只要能够说服画家以随便什么方式来帮助自己，哪怕他的方法对于审判结果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也已经是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因此他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姑且不谈真正的无罪判决了。不过，你刚才还提到了另外两种可能性。”“表面上的无罪判决，还有无限期拖延判决，就只有这两种可能性了。”画家说，“可是，在我们正式讨论它们之前，你不打算先把外面穿的衣服脱掉一件吗？你肯定很热吧。”“好吧。”K.说。在此之前，他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画家的解释上，并没有感觉到热。一经提醒，他才发觉自己额头上已经布满了汗珠：“热到简直没办法忍受。”画家点了点头，似乎表示他很理解K.的不适。“就不能直接把窗户打开吗？”K.问道。“不行的，”画家答道，“这扇玻璃窗是封死的，没办法打开。”直到这时K.才意识到，他在潜意识中一直希望那个画家——或者他自己——能够突然冲到那扇窗前，猛一下把窗户打开。他已经准备好要呼吸窗外的空气了，哪怕大口吸进外面的浓烟也在所不惜。这个完全密闭的房间，令他感到头晕目眩。他虚弱无力地把手搭在旁边的羽绒枕头上，小声说道：“这样设计既不舒适，也不卫生。”“噢，不是这样的。”画家为自己的这扇窗户辩护道，“窗户是特地这样设计的。虽然它只有一层玻璃，却比那些双层玻璃窗更加保暖。如果我打算让房间通风——虽然这不是很有必要，因为空气本来就可以透过门缝进来——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打开一扇门，甚至两扇房门都打开。”这个解释让K.稍微安心了些，他开始环视四周，想找到第二扇门。画家注意到了他的行为，说道：“那扇门在你身后，我不得不安排在床的那一边。”这时K.才发现床后面的墙上有一道小门。“对于一间画室而言，这里实在太小了。”画家连忙说道，似乎是想尽快堵住K.的嘴，以免他批评自己。“我不得不尽量合理安排空间。门的前面摆张床，这种摆法当然很糟糕。我现在正在画的那个法官总是从床后面的那扇门进来，所以，我就把那扇门的钥匙给了他。如此一来，即使我暂时不在家，他也可以先到画室里等我。可是，他却总是习惯选我正在睡觉的上午时间过来——挨着床的门突然被人打开，永远都能把我从熟睡中吵醒。如果你听过那家伙一大早从我床上爬过去时口中连连的叫骂声，肯定会失去原本对法官这个职业存有的一切敬畏。没错，我确实可以从他那里取回钥匙，但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这里所有的门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活页上取下来。”画家在说这一整段话时，K.心里一直在想着，是不是应该脱掉外面穿的那件上衣。最后他终于想明白了：再不脱衣服的话，根本就没办法在这里继续逗留。于是，他把上衣脱掉，放在了自己的膝盖上。一旦这次谈话结束，他就可以马上穿上它。当他脱下上衣时，外面的一个女孩突然喊道：“他已经脱掉上衣了。”随后，K.听到女孩们纷纷往门缝处挤过来的声音，大家争先恐后，都想看一场好戏。“那些女孩以为我马上就要给你画像了。”画家说，“因为要画像，所以才脱掉衣服。”“原来如此。”K.兴致寥寥地回应道。因为他现在虽然只穿着衬衫坐在那里，相比刚才却并没有舒服多少。就这样，他用几乎可以称得上是郁闷的口气说：“你刚才说的另外两种可能性是什么来着？”转眼之间，他又把刚才画家说的那几个概念给忘掉了。“表面上的无罪判决，以及无限期拖延判决。”画家说，“要选择哪种，全由你自己决定。因为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借由我的帮助实现。当然，实现的过程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表面上的无罪判决需要在较短时间内集中所有力量，一鼓作气地完成；相比之下，无限期拖延判决所需付出的努力要小得多，但却需要持之以恒的耐力。我们先来讲讲表面上的无罪判决。如果你打算选择这种方式，我会马上取出一张纸，写一份证明书，声明你的无罪。这种证明书的撰写格式，是由我父亲亲自传给我的，内容上无懈可击。然后，我会带着这份证明书，向自己认识的所有法官游说一遍——大概会从今天晚上过来找我的那位法官开始，因为我目前正在给他画像。等他如约到访时，我会呈上这份证明书。将证明书在他面前展开，再向他口头解释一遍，声明你是无罪的，并且为你的无罪担保。我的担保是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并非徒有其表的假玩意。”画家此刻的眼神似乎正在责备K.。因为，如果K.选了这种方式，就相当于将担保的重担强加给了他。“如果你能那样做的话，那可真是太好了。”K.说，“不过，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法官虽然相信你，但却依旧不会给我做出真正的无罪判决？”“关于这点，我之前已经谈过了。”画家答道，“此外，是不是每个法官都愿意相信我，倒也并不一定。比如说，有些法官会要求我亲自带你过去见见他。一旦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你就不得不跟我一起去一趟。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事情就已经成功了一半。况且，我还会提前面授你如何跟即将见面的法官打交道，做到万无一失。相比之下更糟糕的情况，是法官从一开始就拒绝了我的请求——这种情况当然也是存在的。尽管我一定不会放弃多次尝试，看对方会不会回心转意，不过——如果他们态度很坚决，那我们就必须放弃掉这部分法官。部分放弃也是可行的，因为个别法官的反对还不至于改变判决结果。等到我在这份证明书上募集到足够数量的法官签名之后，就会把它拿去呈交给正在负责你目前诉讼流程的那位法官。或许我也能想办法让他在证明书上签名，一旦得到主审法官的签名，进度就还能再加快一些。总体而言，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就没有太多阻碍了。被告人对于审判结果的信心，也会就此达到最高点，甚至比无罪释放后还要自信。实话实说，这种充满信心的状态很奇怪，但却是真实存在的。毕竟事情到了这一阶段，也就不再需要多费什么力了。主审法官的手里有这样一份得到多位法官担保的证明书，当然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给出释放决定。尽管在正式执行中还要办好各种手续，再多耗费一些时间，不过，为了给我——还有其他法院系统中的熟人们帮这个忙，主审法官肯定会下达释放决定，这是毫无疑问的。总之宣判之后，你就能走出法庭，重获自由了。”“那么，到那时候我就自由了。”K.有些犹疑不决地说道。“是的，”画家说，“但那只是表面上的自由，或者——说得更准确点，是暂时的自由。毕竟我的熟人们都是些最低阶法官，并没有给出终审判决的权力。这种权力只有最高阶的官员才拥有，对于你，对于我，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那个能够给出最终裁决的法院都是完全无法企及的存在。那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想知道。总之，能够让被告人彻底脱罪的终审判决权，我们的法官手上是没有的，但他们有权力让被告人自由。也就是说，当他们以这种方式执行无罪判决时，你作为被告人的身份暂时就不存在了，但是罪名仍旧挂在你名下。一旦更高层下达了相关命令，被告人的身份就会立即恢复。由于我和法院之间的关系如此之好，我还可以告诉你，在法院办事处的规定中，真正的无罪判决和表面上的无罪判决之间，存在着一个纯粹形式上的区别。对于真正的无罪判决而言，与审判相关的文件将被彻底销毁，完全从司法程序当中被清除掉——不只起诉书，就连审判记录，甚至无罪判决书本身都会被完全毁掉，一切相关信息就此不复存在。表面上的无罪判决则完全不同：相关文件完整保留，包括无罪证明书、释放决定书，以及针对释放决定的理由陈述书。而且，这些文件仍旧在走司法程序——谨遵法院办事处对于文件持续流转的要求，先是被转交给上级法院，然后又打回到低阶法院，如此循环往复，转交频率时高时低，文件滞留时间或长或短。相关文件的流转路径是无法预测的。从外人眼中看来，有时候会觉得似乎所有与审判相关的事情早就被彻底遗忘了，文件已经在不断流转中遗失，释放决定已经形同终审判决。可是实际上，任何一个知情者都不会相信这样的看法：文件不会遗失，法院也不会忘事。直到某一天——当然，没有人会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某个法官突然小心仔细地对待起手头的这份文件，发现针对这起案件发起的指控仍然有效，于是便会下令立即逮捕被告人。在上述说法中，我假设表面上的无罪判决和再次被捕之间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假设当然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但是，我还知道这样一种情况，同样有可能发生的是——被告人才刚从法院被释放回家，结果发现家里已经有人过来重新逮捕他了。当然，这就意味着自由人的生活已经宣告结束了。”“所以，审判又要从头开始了吗？”K.几乎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当然，”画家说，“审判再次开始，但与过去一样，被告人有可能再次获得表面上的无罪判决。因此，必须再次全力以赴去争取自由，不应该自暴自弃，一蹶不振。”画家之所以说出这最后一句话，大概是因为K.的脸上稍微露出了泄气的表情。“可是，第二次去争取释放决定，会不会比第一次更难呢？”K.抢白道，仿佛想要抢在画家揭示某个秘密之前，率先提问。“这还真的不太好讲。”画家答道，“你是不是觉得，第二次被捕会影响法官对被告的看法，并且做出不利于被告的决策？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在下达释放决定的同时，法官已经预见到了再次被捕。所以，再次被捕这件事，对于争取第二轮自由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此时法官们的态度，以及他们对待同一个案件的法律评估尺度，可能已经因为其他无数种原因发生了改变。因此，针对第二次释放的努力也必须顺应各种具体的变化，需要付出的心力并不会比争取第一次释放时少。”“可是，第二次释放也不是最终结果。”K.态度轻蔑地别过头去，说道。“当然不是，”画家说，“第二次释放后是第三次被捕，第三次释放后是第四次被捕，以此类推。这些本身就已经包含在‘表面上的无罪判决’这一概念中了。”K.陷入了沉默。“看起来，你显然不太中意表面上的无罪判决。”画家说，“没准无限期拖延判决更适合你。需要我向你解释一下无限期拖延判决的具体内容吗？”K.点了点头。于是，画家又向后靠在自己的椅子上，睡衣敞开，他将一只手伸到睡衣里面，轻轻抚弄自己的胸部和两侧腋下。“无限期拖延判决，即是——”画家说到这里，突然停顿了下，眼睛朝着前方凝视了一小会儿，似乎在斟酌一个完全贴合其概念的解释，“无限期拖延判决需要做的，是将审判长期保持在最低一级的诉讼流程当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被告人和他的帮手——尤其是他的帮手——长期与法院之间保持个人接触。我必须重申一遍，这虽然不需要像争取表面上的无罪判决时那样全力以赴，但却需要对案子本身投入更多的关注。你需要时刻关注审判的动向，定期去见主审法官，出现特殊情况时，还得专门再去找他斡旋。而且，你必须想尽办法保持和法官之间的友好关系。如果你和自己的主审法官之间没有私人接触，那就必须想办法让认识的法官给他施加影响，与此同时，也不能放弃争取和主审法官当面会谈的机会。如果这些事情都做成了，那你就可以确保审判始终停留在最初阶段上。尽管审判并没有终止，但被告人几乎可以确信自己是自由的。与表面上的无罪判决相比，无限期拖延判决的优点在于，被告人的未来相对而言更加明朗，可以摆脱突然被逮捕的恐惧。也不需要担心可能会在个人处境最不利的时候，为了达成表面上的无罪判决而劳力劳心。但是，对于被告人而言，无限期拖延判决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弊端。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考虑到被告人在无限期拖延判决中永远都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毕竟表面上的无罪判决同样也得不到真正的自由。无限期拖延判决还有另外一个弊端：如果没有办法找到至少表面上说得过去的理由，就没办法将审判限制在最初阶段。因此，在诉讼流程中必须多少发生一些事情，出现新的情况。法院方面必须不时做出各种对应的指示，必须审讯被告，必须展开调查等等。务必得让审判在刻意限定的小圈子内持续运作。这当然会给被告人带来一些不便，但你也没必要把事情想得太糟，因为这一切都只是形式上的：就算有审讯，过程也是非常简短的；如果你哪天没有时间，又或者没有兴趣过去，还可以向法院请假；你甚至可以跟某些法官讨论决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审判安排，不至于耽误自己的事情。总之，无限期拖延判决的重点就是：作为一名被告人，需要时不时地去自己的主审法官那里报到，仅此而已。”在画家讲最后几个词语的时候，K.已经把上衣搭在手臂上，从床上站起来了。“他已经站起来了。”门外的女孩立即叫嚷道。“你已经要走了吗？”画家问道，同时也站起了身。“肯定是这里的空气状况，让你没办法久留。这可真令我感到尴尬。实际上，我还有些事情要对你讲来着。刚才提到的那些，我已经不得不用尽量简短的方式表达了。希望我解释得足够清楚。”“噢，挺清楚的。”K.回应道，因为强迫自己努力去听画家讲话，他此刻感到头痛难忍。尽管得到了K.的肯定回答，但画家还是把刚才说过的一切又重新总结了一遍，仿佛是想让K.带着一丝宽慰踏上归途：“这两种方法的共同点在于，都可以避免法院对被告做出判决。”“但同时也阻止了真正的无罪判决。”K.低声说道，似乎在为自己识破了这个秘密感到羞愧。“你已经掌握了问题的核心。”画家匆匆说道。K.伸手去拿外套，但还没有决定是否应该马上把上衣穿上。如果可能，他真想把所有东西都赶紧收拾好，直接冲到外面，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尽管那些女孩早已互相叫嚷着，说他已经在穿衣服了，这样的提前预告却也没办法促使他真正穿上衣服。画家急于明白K.的态度，因此他又说：“你可能还没决定要采取我的哪条建议。我很赞同这种做法——甚至还要向你再提一条建议，不要立即做出决定。利与弊的衡量是很微妙的事情。一切都必须进行准确评估。尽管如此，也绝不能耽误太多的时间。”“我很快就会再来的。”K.说。他瞬间下定了决心，穿好上衣，将外套往身上一披，便大步朝着门口走去。门后的女孩们立刻开始尖叫起来。这时，K.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自己能够隔着这道门，看见门后正在尖叫的女孩们。“你必须说话算数。”画家说。他并没有跟着K.一起到门口。“要不然的话，我只好亲自去银行拜访了。”“你来把门打开吧。”K.一边说着，一边拉扯着门把手。他注意到门把手那边有一股阻碍他开门的力量，应该是外面的人在抵着门。“你想被那些女孩一路骚扰着出去吗？”画家问，“最好还是使用这个出口。”他指了指床后面的那扇门。K.同意了画家的建议，跳回到床上。但是，画家却并没有帮他打开那扇小门，而是突然爬到床底下，并且从床底询问K.：“再稍微等一下。难道你不想看一看这幅画吗？我可以卖给你的。”K.不想表现得不礼貌，毕竟这位画家确实很关照他，而且承诺会继续帮助他。此外，由于K.的疏忽，他们这次完全没有谈到画家出手帮忙的酬劳问题。所以，K.现在也不好拒绝画家主动向自己展示画作的请求，尽管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这间画室。画家从床底下拖出一大堆没有镶框的画作，画上面满布灰尘。画家用力一吹，想把最上面那幅画上的灰尘吹掉，结果扬起的灰尘在K.的眼前四散飞舞，弄得他好半天都喘不过气来。“一幅荒原风景画。”画家一边说，一边把画递给K.。上面画的是两棵弱不禁风的树，生长在暗色的草地上，彼此之间相隔很远。背景是一轮五彩斑斓的落日。“漂亮。”K.说，“我买了。”不经意之间，K.说出了这样一番极为简略的话，不过，令K.感到欣慰的是，画家并没有为此而责怪他，反而又从地板上拿起第二幅画，说道：“这跟那幅画是一对的。”画家说。第二幅画或许是故意作为第一幅画的配对之作来创作的，但它其实跟第一幅画没有任何区别：这里有树，此处是草，那边是落日。不过K.并不在乎。“风景很美。”K.说，“我两张都买，之后可以挂在我的办公室里。”“看来，你很喜欢这种主题。”画家说，然后又拿出第三幅画，“值得庆幸的是，我这里还有一张类似的画。”实际上，这幅画根本不能称之为“类似”，而是跟之前两张完全一样的荒原风景旧作。看起来，画家正在利用这个机会向K.兜售旧画。“我也会拿这幅。”K.说，“这三幅画一共多少钱？”“我们下次见面时再来聊这个。”画家说，“你现在时间比较紧，我们总归是要保持联系的，不必着急。你喜欢这些画作这件事本身，已经让我很开心了，以后我会把床底下存着的这些画全部给你。全部都是荒原风景画，至今为止，我已经画过许多荒原风景画了。有些人不喜欢这类绘画题材，因为风格上太过阴郁了，而你恰恰是喜爱阴郁的那类人……”可是，K.对这位穷如乞丐画家的职业经验分享并无兴趣。“把所有画都打包起来，”他直接打断了画家，“明天我会派个勤杂工过来取画。”“没必要专程派人过来。”画家说。“我希望能帮你找个搬运工过来，可以马上跟你一起走。”至此，画家才终于弯下身去，越过那张床，打开了小门。“直接从床上踏过去就好，”画家说，“来这里的每个人都会这样做。”不过，即使画家没有专门提出这个要求，K.也会这么做的——此刻，他的一只脚甚至已经踩在了羽绒被褥的上面。可是，当他看到敞开小门外的情形时，又将踏出去的那只脚收了回来。“那是什么？”K.问画家道。“你怎么会如此惊讶？”画家问道，脸上也同时露出惊讶的表情，“外面就是法院办事处啊。你难道不知道这里就是法院办事处吗？几乎每栋房子的阁楼上都有法院办事处，那么，这栋房子的阁楼上又怎么可能没有呢？事实上，就连我的画室也是属于法院办事处的，但法院已经把它交给我来全权负责了。”其实，K.并没有因为在这里发现了法院办事处而感到震惊，他是对自己在法院事务上的无知感到震惊。作为被告人，行事的基本准则就是时刻保持警惕，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应感到惊讶，当法官站在自己左边时，千万不要毫无头绪地向右看——但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了这条准则。此刻，在K.面前出现的是一条朝着远处延伸的长走道，对流的空气从法院办事处走道里涌进来。相比之下，画室里的空气反而还要更清新一些。走道两侧摆着长凳，就跟负责K.那桩官司的法院办事处等候室一模一样。照此看来，法院办事处的设立似乎有着严格的规定。目前，这里的人流量并不多。有个男人在长凳上半躺着，脸枕在胳膊上，似乎已经睡着了；还有个人藏身在走道尽头的黯淡灯光下。K.总算从床上跨了过去，进了那扇小门。画家跟在他身后，带着那些画作。走不多远，他们便遇到了一名法院杂役——如今，K.已经能通过镀金纽扣分辨出谁是法院杂役了，因为这些人身上穿的常服外套上肯定都缝着镀金纽扣——画家吩咐杂役来做搬运的工作，带上那些画，跟K.一起回去。K.从口袋里掏出手帕，紧紧捂在嘴上，那样子与其说在走路，不如说是蹒跚而行。当女孩们飞奔到K.和法院杂役身边时，他们已经快走到办事处的出口位置了——K.终究未能幸免，还是被女孩们给撵上了。她们显然已经看到画室的第二扇门被画家打开，便匆匆绕了另一条路，从那一边追了过来。“我不能再远送了。”眼见那些女孩逼近，画家笑道，“再会。不要想太久！”K.甚至都没有回头多看他一眼。走到马路上后，K.拦下迎面驶来的第一辆车。他急于摆脱身边的法院杂役，因为法院杂役衣服上的镀金纽扣总是明晃晃地刺入他的眼帘：尽管除了他之外，可能任何人都不会在意这件事。放好画之后，法院杂役还想直接坐到副驾驶座上，但K.却把他直接赶下了车。当K.回到银行大门前，午休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他本打算将这些画丢弃在车里，直接离开，但又担心自己未来或许不得不在某些场合向画家证明这些画还在，所以只好把画带进了办公室，锁在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确保不会被副行长看到。
[1]Heller，奥匈帝国时期最小的货币单位。在奥地利，一百赫勒等于一奥匈克朗。
[2]原文为Eingabe，即Petition。一般由律师撰写后呈交法庭，提请撤销相关指控。
[3]Winkeladvokat，本意为讼棍，即无良律师。此处指在法院从事律师相关工作，但并无实际功用的人员，见后文。
[4]原文如此，特意重复了两次。
[5]原文直译为“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十字架需要背负”。
[6]Gerechtigkeit，古希腊神话人物。形象为蒙眼女性，一手持剑，一手执天平。
[7]Siegesgttin，古希腊神话人物。形象为长着一对翅膀的女性，拥有惊人的速度，常被描绘为奔跑的姿态。
[8]即阿尔忒弥斯，其画中形象通常带有一圈月亮光晕。
[9]K.的意思是，如果这个先决条件确实成立，那么画家的帮助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