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卡狄早晨起来，打开窗，第一眼看到的便是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这个老年人穿了一件布哈拉[152]的宽睡衣，腰间束着一条手绢，正在起劲地挖他的菜园。他看见了他的年轻的客人，便把身子靠在锄头上，大声说：
“祝您健康！您睡得好吗？”
“非常好，”阿尔卡狄答道。
“您瞧我在这儿像辛辛纳图斯[153]那样挖地种晚萝卜呢。我们现在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感谢上帝！——人人都应当用自己的手来维持生活，靠别的人是没有用的，一个人总得自己劳动。现在看起来让·雅克·卢梭[154]究竟是对的了。要是在半点钟以前，我的亲爱的先生，您就会看见我在干一桩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个乡下女人来抱怨她‘肚子绞痛’——那是她的讲法，可是在我们却叫做痢疾，我……我怎么说才好呢……我给她服鸦片；我又给另一个女人拔了一颗牙齿。我劝这个女人上麻药……她却不肯。我干这些事都是免费的[155]——安那马脚尔[156]。而且这也不足为奇；您知道我是一个平民，新人[157]，我不是世家出身，像我妻子那样。……您要不要在喝早茶以前到这儿荫凉处来，呼吸一点儿早晨的新鲜空气？”
阿尔卡狄便出去到了他身边。
“再欢迎一次，”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把手举到他头上那顶油腻的无边小帽旁边，行了一个军礼。“我知道，您过惯了阔的、快乐的日子，不过就是当代伟人也不至于不高兴在茅屋里头住上几天的。”
“啊哟，”阿尔卡狄叫起来，“您怎么把我比作当代伟人呢？我也没有过惯阔日子。”
“请原谅，请原谅，”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客气地笑答道。“虽然我现在是不中用的古董了，可是我也曾见过世面的——我可以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来判断他的为人。我多少也算得是一个心理学家，一个观相家。要是我没有那种——我姑且大胆地说吧——本领，我早就完蛋了；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是立不住脚的。我这样对您说并不是恭维您：我看见您跟我儿子的交情，万分高兴。我刚才看见他了；他同往常一样，起得很早——您一定知道他这种习惯——到附近散步去了。请许我问一句——您跟我儿子认识很久吗？”
“从去年冬天起的。”
“不错，先生。请许我再问一句，——我们坐下来谈谈不好吗？请许我这个做父亲的人直爽地问您一句，您觉得我的叶甫盖尼怎样？”
“您的儿子是我所遇见的一个挺了不起的人，”阿尔卡狄起劲地答道。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的两只眼睛突然睁得很圆；两颊略微发红。锄头从他的手里落了下来。
“那么您以为……”他说。
“我相信，”阿尔卡狄打岔道，“您的儿子有一个伟大的前程；他会给您的大名增光。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这样地相信。”
“这……这是怎样的呢？”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费力地慢慢说道。一个快乐的微笑使他的阔嘴张开了，那笑容一直留在他的嘴唇边。
“您要不要我告诉您我们是怎样认识的？”
“要的……而且大概讲一下……”
阿尔卡狄便讲起巴扎罗夫的故事来，他这次比他跟奥津左娃跳玛祖卡舞的那个晚上谈得更起劲，更热烈。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注意地听着，他一会儿擤鼻涕，一会儿把他的手帕放在两只手里搓成一团，一会儿咳嗽，一会儿又把头发搔得直立起来，——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他俯下头去，在阿尔卡狄的肩头吻了一下[158].
“您使我快乐极了，”他说，笑容一直没有消散。“我应当告诉您，我……崇拜我的儿子；我的老妻就更不用提了——我们都知道母亲对儿子是怎样的！——可是我也不敢在他面前表露我的感情，因为他不喜欢这样。任何的感情流露他都反对；许多人因为他的性格坚强，不满意他，认为这是骄傲、无情的表示，可是像他这样的人是不能够用平常的尺度来衡量的，不是吗？随便举个例子说，别的许多人处在他的境地一定会成为他父母的累赘；可是他，您相信吗？从生下来的那天起他就没有多花过一个戈比，上帝知道的。”
“他是一个没有私心的、正直的人，”阿尔卡狄说。
“的确是没有私心的。可是我，阿尔卡狄·尼古拉以奇，我不但崇拜他，我还以他自豪，我的虚荣心就是：有一天他的传记里面会写上这样的几行：‘一个寻常的军医的儿子，不过这个父亲很早就看得出他的伟大，并且不惜花任何代价来完成他的教育。’……”老人讲不下去了。
阿尔卡狄捏了捏他的手。
“您的意思怎样？”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停了一会儿又问道，“他是不是会在医学方面得到您所预料的名声呢？”
“当然不是在医学方面，不过就是在这方面他也会成为第一流的学者。”
“那么在哪一方面呢，阿尔卡狄·尼古拉以奇？”
“现在很难说，不过他会成名的。”
“他会成名的！”老人跟着说了一遍，他静静地思索起来了。
“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叫我来请你们进去喝茶，”安非苏希卡走来说，手里端着一大盆熟了的马林果。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吃了一惊。
“有没有凉的奶油来拌马林果？”
“有的，老爷。”
“记住，要冷的！不要客气，阿尔卡狄·尼古拉以奇；多拿一点儿。怎么叶甫盖尼还不来呀？”
“我在这儿，”巴扎罗夫的声音从阿尔卡狄的屋子里送出来。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连忙转过身去。
“啊哈！你想拜望你的朋友；可是你去得太晚了，朋友[159]，我跟他已经谈了好久了。现在我们得进去喝茶去：母亲在叫我们。哦，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
“谈什么事情？”
“这儿有一个农民；他在害着黄疸病[160]……”
“是说黄疸病吗？”
“是的，一种慢性的、顽强的黄疸病。我给他开了矢车菊和小连翘，叫他吃红萝卜，又给他苏打；可是这些都只是姑息剂；我们还想给他用点更有效的药。你虽然看不起医学，不过我相信你可以给我一点很好的建议。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现在先进去喝茶。”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高高兴兴地从凳子上跳起来，口里哼着《罗勃》[161]里面的句子：
法则，法则，法则让我们自己来规定，活……活……就是要活得快乐！
“好大的活力！”巴扎罗夫说着，就离开了窗口。
到了中午的时候。隐在一片连绵不断的浅白色薄云后面的太阳好像在燃烧一样。四周很静；除了公鸡在村子里挑衅般地对啼，让听见的人发生一种古怪的瞌睡和烦闷的感觉以外，再没有别的声音；在什么地方的一棵树顶上，有一只小鹰高高地在那儿连连发出哭唤似的哀鸣。阿尔卡狄和巴扎罗夫躺在一个小小的干草墩的荫处，身子底下垫了两三抱草，这虽是干了的草，并且发出沙沙的声音，可是它们仍然带绿色，仍然有香味。
“那棵白杨，”巴扎罗夫开始说，“使我记起了我的童年；它长在土坑边上，那儿原先是个烧砖的地方，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土坑同白杨有一种特殊的法力；我在它们旁边，从来不觉得厌烦。我当时并不明白我之所以不厌烦，只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唔，我现在长大了，法力也就没用了。”
“你在这儿一共住了多少时候？”阿尔卡狄问道。
“连续住了两年的光景；后来我们就出去旅行。我们过一种漫游的生活，老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搬来搬去。”
“这所宅子盖了很久吧？”
“很久了。是我外祖父盖的，就是我母亲的父亲。”
“你的外祖父，他是个什么人？”
“鬼知道。大概是个二级少校吧。他在苏沃罗夫[162]手下干过事，他老是讲他那些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故事——说不定是在吹牛。”
“怪不得你们客厅里挂了一幅苏沃罗夫的像。我喜欢像你们这样的小宅子：又古老，又暖和；还有一种特别的气味。”
“灯油和草木犀混在一块儿的气味，”巴扎罗夫打个哈欠说。“这些可爱的小宅子里的苍蝇……呸！”
“告诉我，”阿尔卡狄停了一下又说，“你小时候他们管束得严不严？”
“你看得见我父母是怎样的人。他们并不是严厉的人。”
“你爱他们吗，叶甫盖尼？”
“爱的，阿尔卡狄。”
“他们多爱你啊！”
巴扎罗夫静了一会儿。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他后来把两只手托住后脑勺，问了这一句。
“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父母在世界上活得非常快乐。我父亲已经六十岁了，他还到处跑来跑去，谈着姑息剂，给人治病，对农民厚道——一句话说完，他过的是称心如意的日子；我母亲也很快乐；各种各样的事务把她的时间全占去了，她一会儿唉声，一会儿叹气，她连想到自己的时间也没有；可是我……”
“可是你呢？”
“我想：我躺在这儿草墩底下。……我占的这块小地方跟其余的没有我存在、并且和我不相干的大地方比起来是多么窄小；我所能生活的一段时间跟我出世以前和我去世以后的永恒比起来，又是多么短促。……在这个原子里，这个数学的点里，血液在循环，脑筋在活动，渴望着什么东西……这是多么荒谬！这是多么无聊！”
“让我来说一句，你这番话可以应用在一般人的身上……”
“你说得对，”巴扎罗夫打岔道。“我正要说，他们——我是指我的父母——现在整天忙着，并不去想一想他们自己的渺小；他们并不因为这个感到不舒服……可是我……我只感到厌倦和愤怒。”
“愤怒？为什么愤怒？”
“为什么？你怎么能够问为什么？你已经忘记了吗？”
“我什么都记得，可是我仍然不承认你有愤怒的权利。你不幸福，我承认，可是……”
“呸！那么你，阿尔卡狄·尼古拉耶维奇，我看得出，你对爱情的看法是同一般新的年轻人一样了。你咯、咯、咯地唤着母鸡，可是等到母鸡走过来，你又跑开了！我不是这样的。可是用不着再讲这个了。再说那些没有办法的事，未免太可羞了。”他翻了一个身。“啊哈！这儿有一只勇敢的蚂蚁在拖一只半死的苍蝇。带走它，兄弟，带走它！不要去管它怎样抵抗，你得利用这个事实：你作一个动物就有不承认怜悯心的权利，不像我们这些毁掉自己的人。”
“你不应该这样说，叶甫盖尼！你什么时候毁过你自己来的？”
巴扎罗夫抬起头来。
“这是唯一的我可以自傲的事。我没有毁掉我自己，所以一个女人也不会把我毁掉。阿门！现在完结了。关于那件事你不会听见我再讲一个字了。”
这两个朋友静静地躺了一会儿。
“不错，”巴扎罗夫又说，“人是奇怪的生物。要是我们从远处、从旁边来看‘父亲们’在这儿过的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你吃啦，喝啦，并且知道你的举动是最合理的，最聪明的。可是不然；你不久就会感到苦闷了。你总想跟别人来往，哪怕是去跟他们吵架也好，总想跟他们来往。”
“一个人应当好好地安排生活，要使它每一刻的时光都过得有意义，”阿尔卡狄带思索地说。
“谁说的！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错误，也是好的；就是没有意义的事也可以忍受……可是——无聊的闲话，无聊的闲话……这却是受不了的。”
“一个人只要不承认无聊的闲话，对他无聊的闲话也就不存在了。”
“哼……你不过是把大家都知道的道理颠倒过来说罢了。”
“什么？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就告诉你：比如说教育是有利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可是要说教育是有害的，就是把大家都知道的道理颠倒过来了。它听起来好像更漂亮，其实是合二而一的。”
“那么真理是在——哪儿，在哪一方面呢？”
“哪儿？我像回声那样地回答你：在哪儿？”
“今天你心里不痛快，叶甫盖尼。”
“真的？我想大概是太阳把我晒得太厉害了，而且也不应该吃那么多的覆盆子。”
“那么睡一会儿午觉倒不坏，”阿尔卡狄说。
“好吧；只是你不要望我：每个人的睡相都是愚蠢的。”
“别人对你怎样想法，在你看来不都是一样的吗？”
“我不知道跟你讲什么好。一个真正的人是不应当顾虑这个的；对一个真正的人，别人用不着去议论他，别人对他只有两个办法：不是服从他，就是恨他。”
“这倒古怪！我什么人都不恨，”阿尔卡狄想了一下说道。
“我恨的人很多。你是个心肠又软、感情又脆弱的家伙；你怎么会恨人呢？……你胆小；你不大相信你自己。……”
“那么你呢，”阿尔卡狄打岔地说，“你相信你自己吗？你把自己看得很高吗？”
巴扎罗夫不响了。
“等到我遇着一个在我面前不低头的人，”他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说，“那么我再来改变我对我自己的意见。恨！不错，比如，我们今天走过我们的管理人费立卜的小屋的时候，——就是那座又漂亮、又白的小屋，——你说，要是连最后的一个农民也有这样一所房屋的时候，俄国就到了完善的境地了，我们大家应当努力促成它的实现。……我却特别恨这个最后的农民，不管他叫费立卜，或是西多尔，我应当为他出力，他对我连谢也不谢一声……本来他为什么要谢我呢？唔，他将来要住在干净的白色小屋里头，而我的身上要长起牛蒡来[163]；以后又怎么样呢？”
“得啦，叶甫盖尼……要是有人听见你今天讲的话，他会跟那班骂我们没有原则的人表示同意了。”
“你讲话就同你伯父一样。一般地说，原则是不存在的——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吗？只有感觉。一切都依靠着感觉。”
“怎么这样呢？”
“就这样的。比如拿我来说，我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这是由于我的感觉；我喜欢否认——我的脑子是那样构成的，就再没有别的了！为什么我喜欢化学？为什么你爱苹果——这也是由于我们的感觉。这都是一样的。再要比这更深一层，人就看不透了。这样的话不是每个人都肯对你说的，而且我下次也不会再跟你讲它。”
“什么？那么正直也是一种感觉吗？”
“我倒是这样想的。”
“叶甫盖尼！……”阿尔卡狄声音忧郁地说。
“啊？什么？这句话不合你的胃口吗？”巴扎罗夫打岔说。“不，兄弟。既然下了决心要把所有的东西全割下，就该把自己的脚也砍掉。可是我们也谈够哲理了。普希金说得好：‘大自然送出睡梦的静寂。’”
“他从没有说过这一类的话，”阿尔卡狄说。
“好吧，倘使他没有说过，他既然是一个诗人，他就很可以说——而且也应当说这句话。我想，他一定在军队里头干过。”
“普希金从来没有当过军人。”
“对不起，在他的每页书上都是：‘战斗去，战斗去，为了俄罗斯的荣誉！’”
“啊，看你乱编些什么！我要说这实在是毁谤了。”
“毁谤？事情太重大了！你想拿这句话来吓唬我！不管你怎样去毁谤一个人，他实际上总要比你讲的坏二十倍。”
“我们还是睡一会儿觉吧，”阿尔卡狄带着不痛快的调子说。
“我非常赞成，”巴扎罗夫答道。
可是他们都睡不着。两个年轻人的心里都充满了一种差不多仇视的情感。过了五分钟的光景，他们张开眼睛，默默地对望了一下。
“你瞧，”阿尔卡狄突然嚷道，“一片枯萎的枫叶离开了树枝，正朝地上落下来，它飘着就像一只蝴蝶在飞一样。这不奇怪吗？最悲惨的死的东西——却跟最快乐的活的东西一样。”
“呵，朋友，阿尔卡狄·尼古拉以奇！”巴扎罗夫大声说，“我求你一件事：不要用美丽的辞藻。”
“我会讲什么就讲什么。……你这真是专制了。我脑子里头有了一个思想，我为什么不该把它讲出来呢？”
“不错；那么为什么我又不该讲出我的思想呢？我觉得那种美丽的辞藻实在不好听。”
“那么什么话好听呢？骂人吗？”
“啊—啊！我看你真想步你伯父的后尘呢。要是那个白痴听见了你的话，他不知道会多么高兴！”
“你把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叫做什么？”
“我叫得非常恰当，他是一个白痴。”
“可是这叫人太难堪了！”阿尔卡狄嚷起来。
“啊哈！家族的情感在讲话了，”巴扎罗夫冷静地说。“我早看出来这种情感在人们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人可以放弃一切，破除一切的偏见；可是要他承认他那个偷手绢儿的兄弟，这是随便举例说的，是一个小贼，——那就办不到了。老实说：我的兄弟，我的——不是天才……这是可能的吗？”
“是单纯的正义的感情在我心里讲话，一点儿也不是家族的情感，”阿尔卡狄热烈地答道。“不过你既然不了解那种感情，你既然没有那种感觉，你就不能够批评它。”
“换句话说，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太高深了，我是不能够了解的。我只好低头不做声。”
“请你不要说吧，叶甫盖尼；我们结果会吵起来的。”
“啊，阿尔卡狄！给我一个恩典。我求你，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吵一回。”
“可是我们后来也许会弄到……”
“打架吗？”巴扎罗夫打岔地说。“好吧？这儿，在干草上面，在这种牧歌的环境里，离开世界和人们眼睛又远——那是不要紧的。不过你不是我的对手。我一动手就会掐住你的咽喉。”
巴扎罗夫伸开他那瘦长的、结实有力的手指。……阿尔卡狄掉转身走开，玩笑似的做出准备抵抗的姿势。……可是他朋友的脸色在他眼里显得非常凶恶——在他那嘴唇上似笑非笑的微笑里，在他那发光的眼睛里，有一种不是开玩笑的恐吓的表情，他不由自主地觉得害怕起来。……
“啊！原来你们跑到这个地方来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的声音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老军医在年轻人的面前出现了，他穿一件自己家里做的亚麻布上衣，头上戴一顶也是自己家里做的草帽。“我到处找你们。……可是，你们倒挑选了一个很好的地方，你们干得很好。躺在‘大地’上面，仰望‘天空’。……你们知道，这句话里面有一种特别的意思吗？”
“我除了要打喷嚏的时候，从来不仰望天空，”巴扎罗夫嘟哝说，他又转过脸对阿尔卡狄小声说：“可惜他打了我们的岔。”
“唔，不要说了，”阿尔卡狄低声说，他暗暗地捏一下他朋友的手。“就是再深的友情也不见得长久受得住这样的冲突。”
“我望着你们，我年轻的朋友，”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也在这个时候说，他把头摇了摇，两手交叉着按在他亲手做的弯曲得很好看的、柄上雕一个土耳其人头的手杖上头，——“我望着你们，我就止不住我的赞美。你们有多大的力量，精力最旺盛的青春，多大的能力，多大的才干！简直是……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164]。”
“现在你瞧——他来卖弄他的神话学了！”巴扎罗夫说，“你一听就知道他从前是一个了不起的拉丁文学者了！啊，我好像记得你从前得过拉丁文作文的银牌奖章——是不是？”
“狄俄斯库里[165]，狄俄斯库里！”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反复地说。
“啊，得啦，父亲；不要婆婆妈妈的了。”
“偶尔来一次是可以的，”老人喃喃地说。“不过先生们，我并不是找着来恭维你们的；我是来，第一，告诉你们快开午饭了；第二，我要通知你一声，叶甫盖尼……你是一个聪明人，你通晓人情，你知道女人家的脾气，那么你会原谅的……你妈妈因为你回家来要做一次谢恩礼拜。你不要以为我来请你去参加谢恩礼拜——它已经做完了；可是亚历克赛神父……”
“这儿的教士吗？”
“是的，那个教士；他要在我们这儿……吃饭。……我并没有料到，我也不赞成……可是也不知道怎样弄出来的……他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唔，而且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不过他倒是一个很好的、明理的人。”
“我想他不会把我的一份午饭也吃掉吧？”巴扎罗夫说。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笑了起来。
“啊呀！这是什么意思！”
“好啦，我不再要求什么了。我不管同谁一桌吃饭都可以。”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戴正他的帽子。
“我早就相信你不受任何偏见的拘束。就拿我来说吧，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头儿了，我也没有偏见。（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不敢承认是他自己要做谢恩礼拜的。……他对宗教的虔诚不亚于他的妻子。）并且亚历克赛神父很想跟你认识。你也会喜欢他的，你等一会儿瞧吧。他并不反对打牌，并且有时候——这句话只有在我们中间讲——他还抽一袋烟呢。”
“好吧。我们吃过饭来打一圈‘杂牌’[166]，我会好好地赢他一场。”
“嘿！嘿！嘿！我们瞧吧！恐怕靠不住。”
“我知道你是一个老手。”巴扎罗夫特别加重语气地说。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的青铜色脸颊上泛起一层局促的红晕。
“你不害臊吗，叶甫盖尼。……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好的，我愿意在这位先生面前承认我年轻时候有过这种嗜好，——这是事实；而且我为它也受够苦了！啊，天气真热！让我跟你们坐一会儿。我想，我不会妨碍你们吧？”
“啊，一点儿也不，”阿尔卡狄答道。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呻吟一声，在干草上坐了下来。
“亲爱的先生们，”他说，“你们现在这个睡铺叫我想起了我从前在军队里的露营生活，包扎所也是在一个像这样的靠近干草堆的地方，而且就是这样的地方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他又叹了一口气。“我一生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举一个例子说吧，要是你们愿意听的话，我给你们讲一桩比萨拉比亚大瘟疫中的古怪事情。”
“你就是为了那桩事情得到符拉季米尔勋章吗？”巴扎罗夫插嘴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那么，你为什么不把它挂在身上？”“我不是跟你讲过我没有偏见吗？”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结结巴巴地说（他刚刚在前一天叫人把红丝带从他的衣服上拆了下来），他接着就讲起瘟疫的故事来。“您瞧，他睡着了，”他突然指着巴扎罗夫对阿尔卡狄轻轻地说，又好意地眨了眨眼，然后大声叫道：“叶甫盖尼！起来，我们去吃午饭吧。……”
亚历克赛神父生得魁伟、肥胖，一头浓发梳得很光，他那件淡紫色绸法衣上面束了一根绣花腰带，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圆滑知趣的人。他连忙先伸出手给阿尔卡狄和巴扎罗夫，好像他预先知道他们并不要他祝福似的[167]，他的举止大都是毫无拘束的。他既不降低自己的尊严，也不得罪别人；他偶尔也笑话神学校里教的拉丁文，却极力维护他的主教；他喝了两杯酒，却不肯喝第三杯；他接了阿尔卡狄的一根雪茄，并不马上抽它，说是他要带回家去。他只有一桩事叫人看了觉得不大舒服，就是他时时小心翼翼地、慢慢地伸起手去捉脸上的苍蝇，有几回居然把苍蝇压扁了。他坐在牌桌旁边并不显得十分高兴，结果他却从巴扎罗夫手里赢了两个半卢布的钞票（在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的家里，没有人会用银子计算）[168]。……她照旧坐在她儿子的身边（她是不打牌的），她照旧拿一只小拳头支住她的脸颊；她只有去叫人端一点儿新的吃食上来的时候才站起身子走开。她不敢去亲巴扎罗夫，他不给她一点儿勇气，也不鼓励她去亲他；而且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也劝过她不要太把他“麻烦”了。“年轻人不喜欢那种事情，”他这样地跟她讲了好几次。（这儿用不着说那天的午饭是多么丰富；季莫费以奇大清早就亲自赶车去买一种特别的切尔卡瑟的牛肉[169]；管理人到另一个方向去买淡水鳕、鲈鱼、龙虾；单是蘑菇一样就给了那个乡下女人四十二戈比。）可是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的眼睛牢牢地盯着巴扎罗夫，眼里表示的不只是深爱与温情；那里面还有忧愁，也掺杂有恐惧和好奇心；那里面还可以看出一种温顺的责备来。
可是巴扎罗夫却无心去分析他母亲眼里的那一种表情；他很少掉过脸去跟她讲话，不过偶尔问她一两句简短的话罢了。有一次他要借她的手来换一换“手气”；她就静静地把她那柔软的小手放在他的粗大的掌上。
“怎样，”她等了一会儿，问道，“有没有用处？”
“更坏了，”他漫不经心地笑了笑答道。
“他打的牌太冒险了，”亚历克赛神父好像表示惋惜地说，他一面抚摩他的漂亮的胡子。
“拿破仑的方法，好神父，拿破仑的方法，”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插嘴说，他打出了一张“爱司”。
“可是它把拿破仑送到圣赫勒拿[170]去了，”亚历克赛神父说，他拿出王牌把“爱司”吃了。
“你要不要喝一点儿红醋栗水，叶纽谢奇卡？”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问道。
巴扎罗夫只是耸了耸肩。
“不成！”第二天巴扎罗夫对阿尔卡狄说，“我明天就要离开这儿了。我烦透了；我想工作，可是在这儿无法工作。我想再到你们的村子那儿去；我的实验标本也都留在那儿。在你们家里一个人至少可以关起门来。在这儿虽然我父亲老是对我说这一句话：‘我的书房让给你用——没有一个人打扰你。’可是他自己始终就没有离开过我一步。我又不好意思把他关在门外。我母亲也是这样。我听见她在隔壁不住地叹气，可是倘使我去看她，我又没有话对她说。”
“她一定会很伤心，”阿尔卡狄说，“他也会那样。”
“我还要回来看他们。”
“什么时候？”
“唔，我到彼得堡去的时候。”
“我特别同情你的母亲。”
“为什么呢？是她请你吃饱了草莓吗，还是别的缘故？”
阿尔卡狄埋下了眼睛。
“你不了解你的母亲，叶甫盖尼。她不只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她的确是很聪明的。今天早晨她跟我谈了半小时，谈的话都是非常切实，非常有趣的。”
“我想你们自始至终都是在谈论我吧？”
“我们并不是单单谈论你。”
“也许；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会看得清楚些。倘使一个女人能够谈得上半小时的话，那往往是一个好的现象。可是我仍然要走。”
“可是你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也不是一桩很容易的事。他们一直在议论怎样安排我们这两个星期里的生活。”
“这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今天有什么魔鬼鼓动我去把我父亲挖苦了一顿；他前两天叫人把他的一个纳租的农民打了一顿鞭子，——他打得很对；不错，不错，你用不着这样生气地望着我——他打得很对，因为那个农民是一个惯贼，一个酒鬼；只是我父亲没有想到我，像一般人那样说的，‘已经知道了’这桩事情。他非常狼狈。现在我又要叫他格外伤心了……不要紧！他不久会好的。”
巴扎罗夫虽然说是“不要紧”；可是这一天已经过完了，他还不能够下决心把他的主意告诉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最后，他在书房里跟他父亲道过了晚安，他才假装打一个哈欠，说道：
“啊，……我差点儿忘了告诉你。……明天请你差人把我们的马带到费多特那儿去换班。”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吓了一跳。
“基尔沙诺夫先生要走吗？”
“不错；我跟他一块儿走。”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连脚也站不稳了。
“你要走？”
“不错……我一定得走。请你叫人把马预备好。”
“很好……”老人结结巴巴地说，“去换班……好……只是……只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一定得到他那儿去稍微住一些时候，以后我还要回来的。”
“啊！稍微住一些时候……很好。”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掏出手绢来，擤了擤鼻子，身子差一点儿弯到地上了。“好吧……都会给你办妥的。我还以为你会在我们这儿……住长些。三天……分别了三年，这，这实在少；实在少，叶甫盖尼！”
“可是我对你说过，我马上就回来的。我一定要去一趟。”
“一定要。……那有什么办法呢？责任超过一切。那么得把马送去吧？很好。不用说，阿利娜和我都没有料到这个。她刚从一个邻居那儿讨了一点花来，预备给你装饰屋子呢。（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没有提起他自己每天早晨天刚亮就光着脚趿起拖鞋去找季莫费以奇商量，用他那打战的手指掏出一张一张的破钞票，差遣季莫费以奇去买各种东西，特别关照他买好的饮食，买红葡萄酒，据他看来，这两个年轻人是极喜欢喝红葡萄酒的。）主要的是……自由；这是我的规则。……我不想妨碍你……不……”
他突然闭了嘴，向着门走去。
“我们不久会再见的，父亲，真的。”
可是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并不掉转身来，他只是摇摇他的手，便走出去了。他回到他的卧室，看见他的妻子已经睡着了，他便轻轻念他的祷告词，免得把她惊醒。可是她仍然醒了。“是你吗，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她问道。“是的，妈妈。”
“你从叶纽沙那儿来吗？你知道不知道，我害怕他睡在沙发上不舒服？我叫安非苏希卡给他铺上你的旅行褥子，放上新枕头；我本来应该把我们的鸭绒被给他，可是我记得他不喜欢睡太软的床。”
“不要紧，妈妈；你不要担心。他睡得很好。主啊，怜悯我们罪人吧，[171]”他又继续小声地念他的祷告辞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很可怜他的老妻；他不想现在就告诉她明天有一个多大的悲痛在等着她呢。
巴扎罗夫和阿尔卡狄第二天便走了。从大清早起全家就充满了忧郁、沮丧的气氛；安非苏希卡打碎了盘子、碟子；连费季卡也弄得糊涂起来了，结果他无缘无故脱掉了脚上的靴子。瓦西里·伊凡内奇从来没有像这样地惊扰过；他显然竭力装出勇敢、镇静的表情，大声讲话，用力走路，可是他的面容显得消瘦，他的眼睛一直在避开他儿子的眼光。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轻轻地哭着；她简直不知道要怎样办才好，要不是她的丈夫在大清早花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工夫劝她，她就会没法控制自己了。巴扎罗夫不止一次地答应他一定在一个月里头回来，最后他终于从他们的挽留的拥抱中挣脱了身子，坐上四轮敞篷车；马跑起来，铃子在响，车轮在转动，——他们的影子再也看不见了，尘土定了下来，季莫费以奇伛偻着身子，摇摇晃晃地爬进他的小房子去了；这所小小的宅子里就只有这一对老人，连宅子也突然显得老朽龙钟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前一会儿还立在台阶上起劲地摇着手绢，现在他却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的头垂到自己的胸前。“他丢开，丢开我们了，”他喃喃地说，“丢开我们了；他不高兴同我们在一块儿。孤独，现在就像手指一样地孤独！”[172]他接连念了几遍，每次他都把一只手伸出来，食指单独地举起。后来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走到他身边：把她的灰白的头靠着他的灰白的头，说道：“瓦西亚[173]，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子不再需要我们照管了。他就像一只鹰，高兴飞来就飞来，高兴飞去就飞去；你我却像生在树孔里的两朵蕈子，我们紧紧靠在一处，从来不移动一下。只有我对你永远不变，你对我也是一样。”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把手从他的脸上取下来，抱着他的妻子，他的朋友，抱得紧紧的，比他年轻时候抱她还要紧些：在他悲痛的时候她安慰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