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扎罗夫的年老的双亲完全没有料到他们的儿子会回家来，因此他们看见他的时候更加欢喜得不得了。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非常兴奋，不停地在家里来回地跑着，惹得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把她比做一只“母鹧鸪”；她那件短短的衫子后面拖着短短的下摆，使她的确有点儿像一只鸟。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自己也只是唔唔地哼着，咬着他的长烟斗的琥珀嘴子，或者用手指抓住他的脖子，把脑袋往左右转动，好像他要试一下他的脑袋是不是装得很牢，随后他忽然又张开他的阔嘴，发出一阵没有声音的笑。
“我回来在你这儿整整住六个星期，老爸爸，”巴扎罗夫对他说。“我要做我的工作，请你不要来打扰我。”
“你就是把我的面貌都忘记了，我也不会来打扰你！”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答道。
他果然守约。他像上次那样把他儿子安顿在他的书房里以后，他竭力躲开他儿子，并且还阻止他的妻子对儿子作不必要的慈爱的表示。“好妈妈，叶纽沙上次回来的时候，”他对她说，“我们吵得他有点儿厌烦了：这回我们应当聪明些。”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同意丈夫的话，可是这对她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她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看见她的儿子，而且现在她简直不敢跟他讲话了。“叶纽兴卡，”她有时候会唤他，可是不等他回过头，她就玩弄她的手提袋的绳带，支吾地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这是……”随后她就去找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手支着脸颊，跟他商量说：“亲爱的，你知道不知道叶纽沙今天午饭高兴吃什么——白菜汤呢还是红菜汤？”“为什么你自己不去问他呢？”“他会讨厌我的！”
然而过了几天巴扎罗夫便不再把自己关起来了；工作的热狂消退了，苦恼的厌倦和沉闷的烦躁抓住了他。他的一切动作都显出来一种奇怪的疲倦；连他的脚步，那本来是坚定、快速、勇敢的，现在也改变了。他不再一个人散步了，他开始去找人谈话；他到客厅里喝茶，跟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在菜园里来回走着，一声不响地跟他父亲一块儿抽烟；有一回他还问起亚历克赛神父来。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起先很高兴这种改变，可是他的快乐不久就没有了。“叶纽沙真叫人担心，”他偷偷地对他妻子诉苦道，“他并不是不满意或者不高兴，那倒还不要紧；他心里难过，他不快活——那是可怕的。他老是不讲话，只要他肯骂我们也好；他一天天地瘦起来，他的脸色也不好看。”“主啊，主啊！”那个老妇人低声说，“我想在他的脖子上挂一道护身符，可是他自然不会答应的。”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好几次极小心地转弯抹角向儿子打听他的工作、他的健康和阿尔卡狄的近况。……可是巴扎罗夫的回答却是勉强的，顺口说出来的；有一次他觉察到他父亲渐渐用话套他讲出什么来，他就生气地说：“为什么你讲话老是像踮起脚在我周围绕圈子？这个办法比从前的更坏。”“啊，啊，我没有什么用意！”可怜的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连忙答道。他又发挥政治的意见，这也得不到结果。有一天谈到就要实行的农奴解放，他便谈起进步来，希望用这个引起他儿子的共鸣；可是巴扎罗夫只是冷淡地答道：“昨天我走过院子篱笆那儿，我听见本地农民的小孩在唱歌，他们不唱从前的歌子，却哼着：‘正当的时候来了，我的心里感到爱了。’……这就是你的进步。”
有时候巴扎罗夫走到村子里去，用他平日的揶揄的口吻跟随便一个农民谈起话来。“喂，”他对农民说，“老兄，把你们的人生观讲给我听听；你瞧，他们说，俄罗斯的全部力量和将来都是捏在你们手里的，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也要由你们来开创——我们的真正的语言同我们的法律都是你们给我们的。”农民不是不回答，就是断断续续地讲出几句这样的话来：“我们也能够，……因为这是……要看我们的，譬如说，结果。”“你给我讲讲你们的‘米尔’是什么东西，”巴扎罗夫打岔说：“是不是就是那个站在三条鱼背上的‘米尔’[203]？”
“少爷，大地才是站在三条鱼背上的。”那个农民就用他那种家长式的慈祥的单调声音和气地答道，“可是在我们的那个，就是说‘米尔’上面，老爷的意志是很有势力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因为你们是我们的父亲。主人的规矩越严，农民越高兴。”
巴扎罗夫有一回听到了这样的回答，便轻蔑地耸了耸肩膀，转身走了。农民也慢慢地走回家去。
“他在讲些什么？”另一个脸色阴沉的中年农民问道，他一直站在自己的茅草房门口，远远地望着巴扎罗夫跟这个农民谈话。“讲欠租的事情吗？”
“什么欠租的事，老兄，”头一个农民答道，现在他讲话没有一点儿家长式的单调声音了，却反而有一种毫不在乎的粗暴的调子。“啊，他这样那样地乱讲了一会儿，他大约舌头发痒了。当然啦，他是一位少爷；他懂得什么呢？”
“他哪儿懂得什么呢！”另一个农民说，接着他们推了推帽子，又拉了拉腰带，两个人就去商量他们自己的工作和需要去了。唉！这位轻蔑地耸了耸肩膀、自以为懂得怎样跟农民谈话的巴扎罗夫（他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争论的时候这样夸过口的），这位自信心很强的巴扎罗夫却从来没有疑心过在他们的眼里他不过是一个逗人发笑的小丑。……
巴扎罗夫后来终于给他自己找到了一个工作。有一天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在他面前给一个农民包扎受伤的腿，可是老人的手有些发颤，他不能够扎好绷带；他的儿子给他帮了忙，从此以后巴扎罗夫便时常帮助他父亲给人治病，虽然他同时又不断地嘲笑他自己向父亲推荐的治疗法，嘲笑马上采用这个治疗法的父亲。可是巴扎罗夫的讥笑并没有叫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心里有一点儿难过，它们反而给了他一些安慰。他用两根手指把他那件沾着油渍的便衣提起来，提到肚皮那儿，一面抽他的烟斗，一面高兴地听巴扎罗夫讲话；巴扎罗夫的俏皮话越刻毒，他那好脾气的父亲笑得越痛快，把一口黑牙齿全露出来了。他甚至于把儿子的那些无味的或者毫无意义的俏皮话，常常放在自己嘴里说来说去，比如说，有好几天他不论对题不对题都说一句：“并不是一桩了不起的事！[204]只因为他儿子听说他去做早礼拜，用了那一句话讲他。”谢谢上帝！他的郁闷已经过去了！”他悄悄地对他的妻子说：“他今天还这么挖苦过我的——真是好极了！”而且，他想起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助手，便喜欢得不得了，心里充满了骄傲。“是的，是的，”他把一瓶古拉药水或一罐白油膏拿给一个穿粗布男大衣、包着有角的头巾的乡下女人的时候，就对她说，“因为我儿子住在我家里，你应当时时刻刻感谢上帝，好女人，现在可以用最科学的、最新的方法来给你治病。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御医也并不比他好。”那个乡下女人来抱怨她“浑身刺痛”（可是这句话的意思她自己也说不明白），她听见他的话，只是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伸手在怀里掏出了包在一条毛巾角上的四个鸡蛋。
巴扎罗夫有一次还给一个过路的布商拔了一颗牙；这虽是一颗很平常的牙齿，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却把它当作古董似的保存起来，而且把牙齿拿给亚历克赛神父看，口里不住地说：
“您瞧，多长的根！叶甫盖尼的力气真不小。那个卖布的差一点儿跳到半空中去了。……我看，就是一棵橡树，也会给拔起来的！……”
“很值得佩服！”亚历克赛神父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把这位高兴得不得了的老年人对付过去，末了只好这样说。
有一天附近一个村子的农民带了他的兄弟到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家里来看病，病人害的是伤寒。这个可怜的人躺在一捆干草上面快要死了；他满身都是黑点子，他早就失掉了知觉。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惋惜地说，为什么早没有人想到来找医生看病，他表示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果然这个农民还没有把他兄弟送回家，病人就在车子上死了。
三天以后巴扎罗夫走进他父亲的屋子，问他父亲有没有硝酸银。
“有的，你要来做什么用？”
“我得用它来……烧一个伤口。”
“谁的伤口？”
“我自己的。”
“什么，你自己的！为什么有伤口？是什么一种伤口？在什么地方？”
“这儿，在我手指上。我今天到那个村子里去，你知道，就是那个害伤寒的农民的村子。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正要解剖他的尸首，我已经很久没有动这种手术了。”
“后来？”
“后来，我请求县医让我来动手；我就割伤了。”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的脸色马上变成灰白，他连一句话也不说，就跑进书房里去，立刻拿了一块硝酸银回来了。巴扎罗夫正要拿起它就走。
“看在上帝的分上，”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让我给你弄吧。”
巴扎罗夫笑了笑。
“你真喜欢做医生！”
“不要开玩笑了，我求你。把手指拿给我看。伤口不大。我弄得痛不痛？”
“压紧一点儿，不要怕。”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停止了。
“叶甫盖尼，你以为怎样，是不是用烙铁来烧一下更好些？”
“那是应该早弄的；可是现在连硝酸银，其实也不中用了。倘使我受到传染，现在已经晚了。”
“怎么……晚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差不多讲不出话来了。
“那是没有疑问的！已经隔了四个多小时了。”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又把伤口烧了一会儿。
“那个县医就没有硝酸银吗？”
“没有。”
“怎么能够呢，我的上帝！一个医生连这样一件万不可少的东西也没有！”
“你倒没有看见他的柳叶刀，”巴扎罗夫说着便走开了。
这一天一直到晚上，第二天又一个整天，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不断地找了种种口实到他儿子的房里去；虽然他一点儿也不提起伤口，甚至于找了一些极不相干的话来谈，他却紧盯着他儿子的脸，他那么惊惶地望他的儿子，所以巴扎罗夫忍受不下去了，生气地嚷着要他走开。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答应他的儿子，以后不再惊扰了，在他这方面，也得这样办，因为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他自然没有让她知道那件事情）开始担心地盘问起来，问他为什么不睡觉，他有什么心事。整整两天里面他都坚持下去了，虽然他还是偷偷地留心看他的儿子，觉得他儿子脸色很不好看……可是第三天吃午饭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下去了。巴扎罗夫埋着头，什么都不吃。
“你为什么不吃呢，叶甫盖尼？”他装出很随便的样子问道。“我觉得今天菜做得很好。”
“我不想吃，所以我不吃。”
“你胃口不好吗？你的头怎样？”他胆怯地说，“痛不痛？”
“痛。为什么不头痛呢？”
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坐直了身子，注意地听他们讲话。
“不要生气，叶甫盖尼，我求你，”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继续说，“你肯让我给你按按脉吗？”
巴扎罗夫站起来。
“我用不着按脉，就可以告诉你：我发热。”
“有没有发寒颤呢？”
“有点儿发寒颤。我去躺一会儿，你可以给我送点儿菩提花茶来。我一定着凉了。”
“怪不得我昨晚上听见你咳嗽，”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说。
“我着凉了，”巴扎罗夫又说了一遍，就出去了。
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忙着预备菩提花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便走到隔壁屋子里去，不声不响地拉他自己的头发。
这天巴扎罗夫就没有再起床，他整夜都是在一种沉重的、半昏迷的睡眠状态中。早晨一点钟光景他勉强睁开了眼睛，看见灯光底下父亲的苍白的脸正俯下来望他，他叫他父亲出去；他父亲说声请他原谅便走了，可是马上又踮起脚走回来；半个身子藏在柜门背后，不转眼地一直望着儿子。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也没有睡，她让书房的门开着一点儿，她不停地到门口来听听“叶纽沙呼吸怎样”，又来看看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她只能够望见他那一动也不动地俯着的背，可是就是这个也叫她松了一口气。第二天清早巴扎罗夫挣扎着起来了；他觉得一阵头晕，鼻子也出了血；他又躺了下去。瓦西里·伊凡诺维奇默默地伺候他；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进来看他，问他觉得怎样。他答道：“好些了，”便翻身向着墙壁。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对他的妻子摇着双手，要她出去；她咬着嘴唇免得哭出声来，便走开了。整个宅子似乎一下子就变得暗淡无光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愁容；四周静得出奇；院子里一只爱叫的公鸡让送到村子里去了，它好久都不明白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巴扎罗夫仍然躺在床上，脸向着墙壁。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试着拿种种的问题去问他，可是巴扎罗夫厌烦了，老人便回到扶手椅上坐下，动也不动一下，只是间或拉拉自己的手指节发出响声。他到花园里去了几分钟，像一座石像那样地立在那儿，仿佛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惊惶（惊惶的表情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然后又回到他儿子的房里，竭力避开他妻子的询问。她最后抓住他的胳膊，痉挛地、几乎是威胁地问道：“他害什么病？”他连忙定一定神，勉强回答她一笑；可是叫他自己也害怕的是：他发出的不是微笑，却是一阵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狂笑。他在这天天刚亮就差人去请医生了。他觉得应该把这桩事情告诉他的儿子，免得他儿子生气。
巴扎罗夫突然在长沙发上翻过身来，用那对失神的眼睛呆呆地望他的父亲，讨着水喝。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拿了一点儿水给他，便趁势摸了一下他的前额。烧得跟火一样。
“老爸爸，”巴扎罗夫声音嘶哑地慢慢说，“我的情形很糟。我受到传染了，过几天你就得埋葬我。”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连脚都站不稳了，好像什么人在他的腿上打了一拳似的。
“叶甫盖尼！”他结结巴巴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上帝保佑你吧！你着凉了！……”
“得啦，”巴扎罗夫不慌不忙地打岔说。“医生是不可以这样说的。一切传染的征候都有了，你自己也知道的。”
“传染的征候……在哪儿，叶甫盖尼？……哪儿的话！”
“这是什么？”巴扎罗夫说，他挽起他衬衫的袖子，给他父亲看他的胳膊上发出来的那些显示着凶兆的红斑点。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吓得浑身打起寒颤来。
“我们假定，”他末了说，“我们假定即使……即使有点儿像……传染……”
“脓毒血症，”他的儿子提醒说。
“啊，是……一种……流行病……”
“脓毒血症，”巴扎罗夫声音清楚而严厉地说，“你难道忘了你的笔记本吗？”
“啊，是的，是的——随你怎样说好了……无论如何，我们要治好你的病！”
“得啦，这是胡说八道。可是我们也不必争论这个。我没有料到会死得这么早；老实说，这是一桩极不愉快的意外事情。你同母亲你们两位应当利用你们的坚强的宗教信仰了；现在是试验它的好机会了。”他又喝了一点儿水。“我想求你办一桩事，……趁现在我的脑子还清醒的时候。明天或者后天，你知道，我的脑筋就要辞职了。就是现在我也没有十分把握我讲话是不是讲得很清楚。我躺在这儿，我老是觉得有些红狗在我周围跑，可是你暗中注意地望着我，好像望着一只山鸡似的。我好像喝醉了似的。你完全懂我的意思吗？”
“哪儿的话，叶甫盖尼，你说话非常清楚。”
“那就更好了。你跟我说过你已经差人去请了医生。你这样做是为了安慰你自己……你也安慰我一下吧：差一个送信人去……”
“到阿尔卡狄·尼古拉以奇那儿去吗？”老人插嘴道。
“阿尔卡狄·尼古拉以奇是谁？”巴扎罗夫说，好像他不大明白，在思索似的。“啊，不错！那只小鸟儿！不，不要去动他；他现在成了一只寒鸦了。不要怕，这还不是说胡话呢！差一个人去见奥津左娃，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她是一位地主太太……你知道吗？（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点点头。）就说叶甫盖尼·巴扎罗夫差人来问候她，并且来告诉她：他要死了。你肯办吗？”
“我就去办。……不过你真会死吗，叶甫盖尼？……你自己想一想！要是你死了，那么还有什么公道呢？”
“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请你差一个人去。”
“我马上就差人去，我自己给她写信。”
“不，为什么要你写呢？只说我差人问候她；不用再讲别的。现在我又要回到我的红狗那儿去了。奇怪！我集中我的思想去想死的事情，可是总没有用。我看见一个斑点一样的东西……再也没有别的。”
他又很吃力地翻过身去向着墙壁。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走出了书房，勉强支持着走进妻子的卧室，立刻跪倒在神像面前。
“祷告吧，阿利娜，祷告吧，”他呻吟地说，“我们的儿子快死了。”
医生，就是那个没有硝酸银的县医，来了，他给病人看了病，劝他们安心等待病势的变化，他还说了几句可望痊愈的话。
“您见过病得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到极乐国土去的吗？”巴扎罗夫问道，他突然抓住长沙发旁边一张笨重桌子的腿，摇了摇桌子，就把它推开了。
“还有力气，还有力气，”他说，“力气全在，可是我就得死了！……一个老年人至少还有时间从容地跟生命分离，可是我……好的，去试一试否认死吧。死就来否认你，这就够了！谁在这儿哭？”他停了一下又说。“母亲吗？可怜的人！她那出色的红菜汤以后又给谁吃呢？你，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好像你也哭了。啊，要是基督教不能给你帮忙，你就做一个哲学家，一个斯多葛派好了！怎么，你不是夸口说你是一个哲学家吗？”
“我是个什么哲学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呜咽地说，眼泪顺着两颊直流下来。
巴扎罗夫的病势一小时比一小时地更沉重了；病进展得非常快，外科的中毒往往是这样的。他还没有失掉知觉，他可以懂别人对他讲的话，他还要挣扎。“我不愿意说胡话，”他捏紧拳头，喃喃地说，“多无聊！”他马上又说：“唔，八减十，还剩多少呢？”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像发了疯似的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起先主张用这一种治法，然后又想用另一种，末了他只是不停地拉被子盖上他儿子的脚。“得用冷布单包缠……呕吐药……肚皮上贴芥末膏……放血，”他紧张地说。那个让他挽留下来的县医赞成他的意见，给病人喝柠檬水，自己却一会儿要烟斗来抽，一会儿又要点儿“添暖加力的东西”，那就是说伏特加。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坐在门口一个矮凳上，只偶尔出去祷告一会儿。几天以前，她梳妆用的小镜子从她手里滑下来打碎了，她一向把这种事情当作凶兆；就是安非苏希卡也找不到话来安慰她。季莫费以奇到奥津左娃那儿去了。
夜里巴扎罗夫很不好。……高烧使他非常痛苦。快到早晨的时候他稍微好了一点儿。他请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给他梳一梳头发，他亲了一下她的手，喝了两口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恢复了一点精神。
“谢谢上帝！”他不住地说，“转机来了，转机到了。”
“喂，现在就这样想吗？”巴扎罗夫说，“一个字眼有多大用处！他找到它了；他说‘转机’，就得到安慰了。真奇怪，一个人还相信一些字眼。比如说，人家讲他是个傻瓜，虽然没有打他，他还是要难过；人家要是叫他聪明人，即使不给他一个钱，他也非常满意。”
巴扎罗夫的这篇小小的演说，大有他从前讲的“俏皮话”的风味，把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大大地感动了。
“好啊，说得真好，真好！”他叫道，做出要拍手的样子。
巴扎罗夫悲哀地笑了笑。
“那么，据你看来，”巴扎罗夫说，“究竟是转机过了呢，还是它正来了？”
“你好些了，那是我看得出来的，这就使我高兴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答道。
“唔，很好；高兴总是不坏的。不过去她那儿，你还记得吗？你差人去了吧？”
“我当然差人去了。”
病人的这种转好的现象并没有继续多久。病又沉重起来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坐在巴扎罗夫的身边。这个老人心里好像有什么不寻常的痛苦似的。他几次要讲话——却又讲不出来。
“叶甫盖尼！”他终于说出来了，“我的儿子，我的宝贝的，亲爱的儿子！”
这种不寻常的称呼在巴扎罗夫的心上发生了效力。他稍微转过头来，显然在挣扎着要把那个正压在他心上的昏迷的力量甩开，他终于吐出声音：
“父亲，什么事？”
“叶甫盖尼，”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接着往下说，他在巴扎罗夫面前跪了下来，虽然巴扎罗夫已经闭上眼睛，看不见他了。“叶甫盖尼，你现在好些了；上帝保佑，你就要好的；可是利用现在这个时机，安慰安慰你母亲和我，尽一次基督徒的责任吧！我跟你讲这种话，是很可怕的；不过更可怕的是……永久，叶甫盖尼……想一想吧，怎样的……”
老人讲不下去了，他儿子虽然仍旧闭上眼睛躺着，可是他的脸上却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
“要是这桩事情可以给你们安慰的话，我就不拒绝，”巴扎罗夫末了说，“不过我想不必这样着急。你自己还说我好些了。”
“好些了，叶甫盖尼，好些了；可是谁知道呢，一切都得看上帝的意思，你尽了这个责任……”
“不，我要等一会儿，”巴扎罗夫打岔说。“我赞成你的话，转机已经来了。要是我们两个人都弄错了的话，那也不要紧！你知道，失掉知觉的人也可以领圣餐的。”
“叶甫盖尼，我求你……”
“我要等一会儿，现在我想睡了。不要打扰我。”
他把他的头放回在原地方。
老人站起身来，坐在扶手椅上，捏住他的下巴，咬起他自己的手指来……
他突然听到一阵有弹簧的马车的辘辘声，[205]这声音在乡下偏僻地方特别容易引人注意。轻快的车轮越滚越近，现在连马的鼻息声也听得见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跳起来，跑到窗口去。一辆用四匹马拉的两个座位的马车正跑进他这小小住宅的院子里来。他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感到一种糊里糊涂的快乐，一口气跑到台阶上去了。……一个穿号衣的听差打开车门；从车里走出一位穿黑大衣、戴黑面纱的太太来。……
“我是奥津左娃，”她说。“叶甫盖尼·瓦西里以奇还活着吗？您是他的父亲吧？我请了一位大夫来了。”
“恩人！”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大声说，他抓起她的手，战战兢兢地放在他的嘴唇上。这个时候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请的医生，一个有德国脸型、戴眼镜的、矮小身材的人，不慌不忙地从车上走下来了。“还活着，我的叶甫盖尼还活着，现在他有救了！妻啊！妻啊！一位天使从天上下降到我们这儿来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好上帝！”老妇人从客厅里跑出来，结结巴巴地说；她也没有弄清楚是什么事情，就在穿堂里跪在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脚跟前，像一个疯婆子似的亲起她的衣裾来。
“您这是做什么！您这是做什么！”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接连地说；可是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并不去理会她，而同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不住地说：“一位天使！一位天使！”
“病人在哪儿？[206]病人在哪儿？”末了医生有点儿生气地说。瓦西里·伊凡诺维奇醒悟过来了。“在这儿，这儿，请跟我来，威尔结斯结尔黑尔郭列加[207]，”他记起了从前学过的东西，便加上这么一句。
“啊！”德国人带着苦笑说。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把他们引进了书房。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奥津左娃请的大夫来了，”他弯下身子凑近他儿子的耳朵说，“她本人也在这儿。”
巴扎罗夫突然睁开他的眼睛。“你说什么？”
“我说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奥津左娃在这儿，她带了一位大夫来看你。”
巴扎罗夫动动眼睛朝四处望。
“她在这儿……我要见她。”
“你就会看见她的，叶甫盖尼；可是我们得先跟大夫谈谈。现在既然西多尔·西多利奇（这是那个县医的名字）已经走了，我得把你这病的历史详细讲给他听，我们要稍微商量一下。”
巴扎罗夫看了这个德国人一眼。“好吧，就请快点儿谈，只是不要用拉丁文；你知道，我懂得已经要死了[208]的意思。”
“这位先生似乎也精通德国话。”[209]这个埃斯枯拉庇乌斯[210]的新弟子转过脸对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
“以黑……加伯[211]……我们还是讲俄国话吧，”老人说。
“啊，啊！原来是这样，[212]……好吧……”
他们就商量起来。
半小时以后，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由瓦西里·伊凡诺维奇陪着，走进书房里来。医生已经暗暗地告诉她：病人没有好的希望了。
她望了巴扎罗夫一眼……就在房门口站住了，她看见那张发红的、同时又带死气的脸同那对盯着她的失神的眼睛，不禁大吃一惊。她只觉得害怕，是一种冰冷的、难堪的害怕；她马上想道，要是她真的爱过他的话，她一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谢谢您，”巴扎罗夫用力地说，“我没有料到这个。这是慈善的行为。现在我们又见面了，正如您所答应的。”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太好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说。
“父亲，请你出去一会儿。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您允许吗？好像，现在……”
他把头动一下，指点着他那睡倒的无力的身体。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走出去了。
“好，谢谢您，”巴扎罗夫又说了一遍。“这是皇族的派头。据说沙皇也要去看垂死的人。”
“叶甫盖尼·瓦西里以奇，我希望……”
“啊，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让我们说实话吧。我是完结了。我掉在车轮下面了。所以显然也用不着想到将来了。死是一种古老的玩笑，可是它对每个人都是很新鲜的。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害怕……不过我就要失掉知觉了，那么一切都完了！（他没有力气地摇摇他的手。）啊，我应当对您讲什么呢？……说我爱过您吧！那句话以前就没有意思，现在更没有意思了。爱是一种形体，我自己的形体已经坏了。我不如说，您生得多么动人！您现在站在这儿，这么美……”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哆嗦。
“不要紧，不用担心……在那儿坐下吧。……不要靠近我：我的病是传染的。”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很快地穿过屋子走了过来，坐在巴扎罗夫躺的长沙发附近的一把扶手椅上。
“高贵的心肠！”他低声说，“啊，多么近，又是多么年轻，鲜艳，纯洁……在这间不干净的屋子里！……好，永别了！祝您长寿，这是比什么都好的事情，趁着您还年轻的时候，好好地利用您的时间。您瞧，这是一个多么难看的景象，虫子给压得半死了，可是它还在蠕动。您瞧，我也想过：我还要办好那么多的事情，我不要死。为什么我要死呢？我还有使命，因为我是一个巨人！现在这个巨人的全部使命就是：怎样才死得体面，虽然在旁人看来这是没有关系的。……不管怎样：我是不会摇尾乞怜的。”
巴扎罗夫闭了嘴，伸手去摸他的杯子。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拿了一点儿水给他喝，却并不取下她的手套，而且胆怯地不敢多吸一口气。
“您会忘掉我的，”他又说，“死人不是活人的朋友。我父亲会对您说，俄国要失掉一个怎样的人了。……那是废话，不过请您不要打破老年人的幻想。您知道……无论用什么玩具哄小孩都行。[213]……还请您安慰安慰我母亲。像他们那样的人在你们的上流社会里就是白天点起火去找也找不到。……俄国需要我。……不，明明是不需要我。那么谁又是俄国需要的呢？鞋匠是需要的，裁缝是需要的，屠户……卖肉……屠户……等一下，我有点儿糊涂了……那儿有一座树林……”
巴扎罗夫把他的手按在额上。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俯下身去挨近他。
“叶甫盖尼·伊凡诺维奇，我在这儿……”
他马上拿开手，撑起半个身子来。
“永别了，”他突然用力说，他的眼睛射出最后的光。“永别了。……请听着……我那个时候没有亲您。……吹一下快尽了的灯，让它灭了吧……”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把嘴唇挨了挨他的前额。
“够了！”他说，头落回到枕上去了。“现在……黑暗……”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轻轻地走了出去。
“怎样？”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低声问道。
“他睡着了，”她用了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
巴扎罗夫就没有再醒过。快到傍晚时候他完全失了知觉，第二天他就死了。亚历克赛神父给他做了临终前的宗教仪式。在行最后涂油礼的时候，圣油涂到他的胸上，他的一只眼睛睁开了，没有生气的脸上现出一种类似恐怖的战栗，好像因为看见穿法衣的教士、烟雾缭绕的香炉和神像前的烛光的缘故。最后他的呼吸停止了，全家的人都放声哭起来，这个时候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突然充满了愤怒。“我说过我要抗议，”他嘶声叫着，他的脸涨得通红，而且变了相，他捏紧拳头在空中挥舞，好像在威吓什么人似的：“我抗议，我抗议！”可是阿利娜·符拉西耶夫娜带着满脸的眼泪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两个人一齐跪倒在地上。安非苏希卡后来在用人房里对人说：“他们并排地埋着他们的脑袋，就像正午时候的一对羔羊……”
可是中午的炎热过去了，接着来的是黄昏同黑夜，人又回到了那个静寂的安身处，在那儿，疲劳的、痛苦的人可以得到安适的睡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