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亚历山大广场 普茜·乌尔,美国人蜂拥而至,沃尔玛的开头字母是W还是V?

亚历山大广场四周仍有人在继续不断地瞎忙活着。他们准备在科尼西大街拐角、新弗里德里希大街萨拉曼德鞋店的上方把这幢房子拆除,旁边的那幢他们已经开始拆了。环城铁路弧线亚历山大下面的行驶变得异常艰难:人们正在为铁路桥造新桥墩;从那上面往下看,可以看见一口用泥灰封得严严实实的深井,桥墩们就在这里落脚。

想进城市火车站的人,必须在一个小小的木质台阶上走上走下。柏林的天气较凉,时常哗啦哗啦地下场雨,为此,汽车和摩托车吃了不少苦头,每天都有那么几辆要滑倒,相撞,要求赔偿损失什么的,人在此类事故中遭受形形色色的伤害,则更是屡见不鲜的事情,这全是天气所致。您听说过飞行员贝泽-阿尔尼姆的命运悲剧吗?他今天受到刑事侦察科的审讯,他是那起发生在干瘪的老妓女普茜·乌尔家中的枪杀案的主犯;她已经长眠不醒。贝泽,爱德加尔,在乌尔的家中乱射一气,他过去的情况,刑事警察们说,就一直十分奇怪。他在战争中有一次被人从1 700米的高空击落,所以就有了飞行员贝泽-阿尔尼姆的命运悲剧,他被人从1 700米的高空击落,他的遗产被骗,他用假名坐牢;再加上这最近的一桩事情。他被人击落,他回了家,一个保险公司的经理骗走他的钱。可那人却是个骗子,所以飞行员的钱就以最简单的方式进了那个骗子的腰包,这个飞行员再也没有钱了。从这一刻起,贝泽自称是奥克莱尔。他没脸去见他的家人,因为他是如此的穷困潦倒。警察总局的警察今天早上得知并记录了这一切。那上面还写着,他现在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曾被判过两年半,因为他那时叫做克拉赫托维尔,后来跑到波兰去了。看来,和普茜·乌尔相关的这段特别恶劣并且让人捉摸不透的历史是后来在柏林发展起来的。在这里,普茜·乌尔通过我们不大愿意说起的特殊仪式为他取名“冯·阿尔尼姆”,而他所做的蠢事,均是他以冯·阿尔尼姆的名义所为。这不,在星期二,1928年8月14日,冯·阿尔尼姆把一颗子弹射进了普茜·乌尔的体内,为什么,而且还是这样射的,这帮歹徒对此守口如瓶,就是把刀架到他们的脖子上,他们也不会说出半个字来。因为,他们为什么要把事情告诉给他们的敌人——这些警察呢?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拳击运动员海因和这件事情有关,自诩是通晓人情世故的人会错误地以为:这是一出争风吃醋的戏。我个人完全放心的是,这里不存在争风吃醋的问题。即便是争风吃醋,那也是以金钱为基础的争风吃醋,钱是主要的。贝泽,刑事侦察科说,彻底崩溃了;谁如果相信,谁就会死后升天。这个年轻人,你可以相信我,即便是崩溃了的话,那最多也是因为警察要对他进行调查,而且特别是因为他恨自己把那个可恶的乌尔一枪给崩了。因为他现在该靠什么过活呢;他在想:这婊子可千万别死,撇下我不管。至此,我们对于飞行员贝泽-阿尔尼姆的命运悲剧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他被人从1 700米的高空打下,他的遗产被骗,他用假名坐牢。

造访柏林的美国人潮水般地涌来。在那成千上万的造访这座德国大都会的人流之中,也不乏为数众多的知名人士,他们出于因公或因私的理由访问了柏林。这不,各国议会联盟美国代表团总干事、来自华盛顿的卡欧博士,在此逗留(艾思普拉纳德饭店),一周之后,还会有一批美国参议员步其后尘,接踵而至。此外,纽约消防事业总裁,约翰·凯伦,将在近日抵达柏林,他,同前劳动局国务秘书戴维斯一样,将下榻于阿德龙饭店。

世界宗教的、自由的犹太人协会8月18日—21日在柏林举行会议,协会主席克劳德·格·蒙特费尔已从伦敦抵达柏林;他和他的随行女工作人员莉莉·哈·蒙太古女士一道住在艾思普拉纳德饭店。

鉴于天气情况的极其恶劣,我们最好还是进屋为妙,进中心市场大厅,可那里面又太嘈杂,人几乎要被手推车撞倒,而那帮家伙连喊都不喊一下。这样的话,我们最好还是上齐默尔大街的劳动法庭去,在那里用早餐。和小人物打交道多的人——弗兰茨·毕勃科普夫终究也不是什么名人——,也喜欢乘车去西部,看一看那里都有些啥玩意儿。

劳动法庭,房间号60,茶点室;一间相当小的屋子,里面配有柜台、咖啡速煮器;黑板上写着“午餐:浓稠米汤,牛肉卷(尽是R(1))1马克”。一位年轻的、戴副角边眼镜的胖先生坐在一张椅子上吃午饭。只要看看他就会知道:他面前放着一只热气腾腾的、盛着肉卷、调味汁和土豆的盘子,他正在把所有这些东西一一吞下肚去。他的两只眼睛在盘子的上方来回地转悠,又没有人要去抢他的东西,附近没有坐人,他完全是独自一人坐在他的桌旁,然而,他却是满怀忧虑地去切割、挤压他的食物并将其送进自己的嘴里的,快速地,一,一,一,一,当他忙活的时候,一进,一出,一进,一出,当他切割、挤榨和狼吞虎咽、嗅闻、品尝和吞食的时候,他的两眼在观察盘子里越来越少的残余,像两条爱咬人的狗似的,守卫在它的周围,打量着它的规模。又一个一进,一出。句号,现在吃完了,他现在站起身来,松弛而肥胖,这家伙把所有的东西都吃了个精光,他现在可以结账了。他一边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一边吧嗒着嘴巴:“小姐,多少钱?”然后,这个胖家伙走出门去,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松了松自己背后的裤腰,好给他的肚子腾出足够的位置。他的胃里装着足足三磅的重量,尽是些食物。他肚子里的工作现在开始,肚子现在要来对付这家伙一股脑儿吃进来的东西。肠子在颤动和摇晃,跟蚯蚓似的迂回盘绕,腺体在做它们能做的事情,它们将它们的汁液射进这劳什子里,它们射起来就跟消防队似的,唾液源源不断地自上而下,这家伙吞咽着,唾液流进肠子,争先恐后地涌向肾脏,犹如白色周(2)时商店里拥挤的人流,慢一点儿,慢一点儿,瞧啊,已有一小滴落入膀胱,一小滴接着一小滴。等等,我的小伙计,等等,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沿着同一条路从这里折回到那个门口,那个门上写的是:男厕。这就是世界的进程。

有人在门后做交易。女佣沃尔玛,您的名字怎么写,我原以为,您开头的字母写作V,这里写着呢,那好,那我们就准备写个W吧。她变得非常的放肆,她的举止很不得体,收拾好您的东西,您做好准备走人吧,有人为此做证。她不干,她太爱面子了。到6号为止,包括三天的差额,我愿意付十个马克,我的太太正躺在诊所里。您可以要求,小姐,二十二马克七十五芬尼有争议,但我可要把丑话说在前头,我是不会对什么都加以容忍的。“不要脸的臭婆娘,不要脸的畜生,”我的老婆如果病好了,可以被传讯,这位原告本人已经变得厚颜无耻。双方达成以下和解。

司机帕普克和影片出租商威廉·托茨克。这是怎么一回事,刚刚放到桌上去的。那您这样写吧:影片出租商威廉·托茨克亲自到场,不,我只是受他的全权委托,很好,您做过司机,时间不长,我开的这辆车被人反撞了,您把钥匙给我带来,也就是说,您开这辆车倒了霉了,您对此有什么可说的吗?28号是星期五,他本该去阿德米拉司浴场接回经理太太的,那是在维克多利亚大街,有人可以做证,他当时完全喝醉了。他在那一带是出了名的酒鬼。劣质啤酒我反正是不喝的了;那是辆德国车,修理费要387.20马克。到底是怎么撞的车?那节骨眼上我已经开始打滑,他没有四轮刹车,我的前轮挨着了他的后轮。那一天您喝了多少,您大概早餐的时候就喝酒了吧,我上经理那儿,我在那儿吃的饭,经理对员工很照顾,因为他是个好人。即使造成了这一损失,我们也不会让这个人去坐牢,但是要无限期解雇;他是由于醉酒而犯下这样的错误。把您的破烂衣服取走;维克多利亚大街的人潦倒得很。那位经理于是在电话里说了:这是个大笨蛋,他把这辆车撞坏了。这话您不可能听见,是的,您的电话机声音可大了;另外他打过电话,说我偷了那只备用轮子,我请求审问证人。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您二位都有责任,这位经理说过傻瓜或者笨蛋,指名道姓地,您愿意用三十五马克和解吗,11点三刻,现在还有时间,您可以给他打电话,可能的话,让他12点三刻过来。

齐默尔大街,楼下,门口,站着一位姑娘,她只是顺路经过这里,她高举着一把雨伞,同时把一封信塞进信箱里。信里写着:亲爱的费尔迪南德,你的两封信已经收到,谢谢。可你太让我失望了,没想到,你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那么,你自己肯定会说,我们俩还太年轻,结婚不合适。我以为,你最终肯定会想明白的。你大概以为,我也和别的姑娘一样,那你可就错了,我的老弟。要么,你大概在想,我是个富裕的结婚对象?那你可也错了。我只是个工人家的女儿。我把这个告诉你,以便你在行动上有所依据。要是我早知道这样会造成什么后果的话,我根本就不会开始写这些信了。好了,你现在知道了我的想法,你看着办吧,你必须清楚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祝好,安娜。

一个姑娘坐在这同一幢房子里,坐在侧翼里,坐在厨房里;她妈妈出去买东西去了,这姑娘正在偷偷地写日记,她二十六岁,无业。7月10日写的最后一篇的内容是:从昨天下午开始,我又感觉好多了;不过,这样的好日子总是少得可怜。我是怎么想的,我无法对任何人倾诉。所以我现在决定,把一切都写下来。要是发病的话,我就什么也做不成了,一丁点儿小事都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困难。到了那个时候,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会不断地在我心中唤起新的想象,我摆脱不掉这些想象,我的情绪就会变得十分激动,我只能勉强地迫使自己去随便做点什么。一股巨大的内心不安来回地驱使着我,而我却束手无策。例如:每天早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想起床;但我强迫自己起床并鼓励自己。然后,仅穿衣一项就已让我感到十分吃力,而且要花很长的时间,因为无数的想象又会同时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散。随便做点错事,以此造成损失,这个念头一直在折磨着我。当我给炉子上煤、看见火花同时溅起的时候,我常常感到非常惊恐,不由自主地要把浑身上下都仔细地检查一遍,看看是不是真的一点火星也没碰着,我的某个部位有没有可能因此受损,一场大火有没有可能在我的身上燃烧起来。而且在接下去的一整天里都是这个样子;我必须做的所有事情在我看来都异常困难,而当我强迫自己去做的时候,总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尽管我一直在努力,争取做得更快一些。一天于是就这样晃悠过去了,而我却一件事情也没做成,因为我每做一件事情都非要在脑子里想半天不可。当我付出所有的努力却仍然在生活中找不到正确的定位的时候,我就会变得绝望起来,我就会大哭一场。我发病的时候总是这个样子,我第一次发病是在十二岁的时候。我的父母认为,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二十四岁那年,我曾因为这个病,企图自杀,却被人救了过来。那时我还没有过性交,我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个身上,可惜白费功夫。我只进行过很有节制的性交,最近一段时间我根本就不想它了,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身体太虚弱了。

8月14日。一周以来,我又感觉非常糟糕。我不知道,长此以往,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假如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的话,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拧开煤气阀,可是,我不能对我的母亲做出这样的事来。不过,我倒是真的希望,自己得上一种重病,死了算了。我在此写下的这一切,均为我内心的真实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