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回守在你的家人身边。去吧，多一天我也不留你。但你看见周围发生的事了吧。咱们刚刚同苏维埃俄国连成一片，就被它的崩溃所吞并了。他们用西伯利亚和远东来填补这些缺口。可想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生病的时候城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呀！从我们仓库里搬出了粮食，并运往中心，都运到莫斯科去了。但对莫斯科来说这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这批粮食到了莫斯科一下子就消耗了，就像倒进深不可测的大桶里，我们却没了粮食可吃。通不了信，客运交通也停止了，只剩下一条不停运送粮食的路线。城里又一次怨声四起，就像盖伊达暴动前夕那样，肃反委员会对这种不满的情绪，又一次地采用了暴怒回应方式。
“可你要往哪儿去呢，都成了皮包骨头了，身体里还有一口气儿？莫非又要徒步行走吗？要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是根本走不动的！等身子再强壮一点，有了力气，到时候再另做打算吧。
“我不敢劝告你，但我要是你的话，就会在去亲人那儿之前先找一份工作。一定要专业对口，这点是很受重视的，比如，我就去了我们这儿的省卫生局。它仍然在先前的医疗管理局里。
“你自己想想吧。你是一个自杀的西伯利亚百万富翁的儿子，妻子又是当地工厂主兼地主的女儿。你在游击队里呆过，后来又逃跑了。不管怎样，这毕竟是脱离战争革命部队，是开小差。在这种情况下，你绝对不能无事可做地呆着，当个多余的人。我的处境也不好，就像站在火山口一样，所以我也要去工作，要进省国民教育局。”
“怎么站在火山口上了呢？不是还有斯特列利尼科夫吗？”
“正是因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我才站在火山口上呢。我以前就告诉过你，他的敌人太多了。红军胜利了。现在那些跟上层走得太近的党外军人都从军队里被撵了出来，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了。这还算好的，仅仅是从军队里撵出来，并没有承担被赶尽杀绝的风险。在这群人当中帕沙首当其冲。他正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他曾去过远东。我听说他逃跑了，现在躲了起来。据说正在追捕他。关于他的事已经说得够多了。我不喜欢哭，但如果再谈他，哪怕是一句，我就要号啕大哭了。”
“你爱他，到现在也非常爱他？”
“要知道我已经嫁给他了，他是我的丈夫，尤罗奇卡。他是个品格高尚、光明磊落的人。面对他我感到深深地愧悔。可我没做过任何对他不体面的事，这样说可能也是不对的。但他非常了不起，是个非常非常直率的人，而我却是个破烂货，跟他比起来我什么也不是。这都是我的错。好吧，不谈这个了。我答应你，下次什么时候我会亲自再对你说的。你的那个冬妮娅美丽极了！简直就是波提切利（桑德罗·波提切利是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著名画家，他画的圣母子像非常出名。受尼德兰肖像画的影响，波提切利又是意大利肖像画的先驱者）油画里的人物。她生孩子的时候我就在她身边。我同她非常要好。这些咱们以后再说吧，求你了。好啦，咱们一起工作吧。两个人都去上班吧。每月能挣个几十亿卢布。在上一次革新之前，我们这儿还通行西伯利亚的票子，不久前才废止。因此在你生病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儿都不用货币。的确是这样。那困难简直难以想象，不过我们倒也熬过来了。听说已经往过去的金库里运了一整列车的纸钞，至少有四十个车皮。票子用蓝色和红色印在很大的纸上，跟邮票似的，还分出一个一个的细格子，蓝的一个方格五百万，红的一个方格接近一千万。但是票子印得一点也不好，老褪色，颜色也晕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