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现在，我们就坦诚相见吧，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您刚刚提到的那个人，是我的丈夫帕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就是我去前线找的那个人，人们都说他已经死了，可我不相信，我觉得这个仓促的结论一定是虚构的。”
“我刚听到这个传言时也觉得是胡诌，但思想上早有准备，所以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因此，我才这般的忘乎所以，毫不忌讳地同您讲起他，就好像这个传言根本不存在似的。我坚信这个传言是无稽之谈，因为我见过这个人。您同他怎么可能走到一起呢？你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吗？”
“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安季波夫，是我的丈夫，大家说的是正确的。卡坚卡也知道，并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像所有革命活动家一样，斯特列利尼科夫并不是他本来的名字，只是他的化名。出于某种原因，他必须用另一个名字生活和行动。
“他攻打尤里亚金，向我们这儿开炮，他知道我们在这儿，但一次也没有打听我们是不是还活着，就是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这是他的职责，不言而喻。如果他问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也会给他这样出主意的。而且我觉得，市苏维埃给我们提供勉强能够忍受的住房条件，保护我们不受侵犯，就是他对我们秘密关心的间接证明。光凭这些我就不能同意你的观点。他近在咫尺，竟还能忍住不来看望我们！我的脑壳怎么也想不通，已经超出我的理解范围啦。这是某种我无法接受的东西，这不是生活，而是某种罗马公民式的高尚品质，是深奥难解的东西之一。可是您影响到了我，叫我开始向着您说话了。这并不是我最初的想法，咱们不是一路人。对于某些难以觉察的、偶然出现的东西，我们的理解是一致的，但在具有广泛意义的事物上，比如人生哲学这方面的东西，我们最好还是相互对立为妙。我们还是回到斯特列利尼科夫身上来吧。
“现在他在西伯利亚，您说得对，我已经听说了那些关于对他的非难，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心都凉了。现在，他在西伯利亚一处离我们这儿很近的阵地上，把可怜的加利乌林打得落花流水，要知道他们俩可是住在同一个院子的朋友，以后也会是同一条战线上的伙伴。加利乌林知道帕沙的名字，也知道我们的夫妻关系，但他总是非常的婉转，以至于让我感觉不到他知道这一切，虽然一提起斯特列利尼科夫他就气得直哆嗦。不错，他现在在西伯利亚。
“当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在您看见过他的那个地方驻扎了很久，就住在铁路线上的车厢里。），能够在不经意间碰上他就成了我一直以来的愿望。他有时会去那个设在科木奇的军事指挥部（立宪会议的军队）去。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命运的嘲弄，因为司令部入口处的那个侧屋，就是我先前有事找加利乌林并同他在那里见面的地方。比如，有一次士官学校发生暴乱，士官生们埋伏起来，打着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幌子向他们不喜欢的教官开枪。还有就是追捕和屠杀犹太人，每次都去得那么是时候。如果我们是城市居民并且是脑力劳动者，那么我们熟识的人中就会有一半都是犹太人。当这些恐怖而卑劣的大屠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感到愤怒和耻辱，并对犹太人报以同情，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感觉始终缠绕着我们，那就是自相矛盾的感觉，它让我们的心中仿佛系着一个令人烦躁不安的疙瘩，好像我们的同情有一半是假装出来的。
“曾经一度，那些把人类从过分崇拜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有一大批现在又献身于把人类从社会恶习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之中，但这些人却忠诚于行将消亡的、腐朽的、毫无意义的、古老的信仰，始终不能从中解脱出来，也无法超越自己的思想意识，完全融合在其他人之中。而他们崇尚的宗教基础却是其他人建立的，如果他们更好地理解那些人的话，也许那些人会同他们更加亲近。
“这些迫害和追捕要为这种无益的、甚至是具有毁灭性的姿态承担责任，也要为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狭隘负责，因为这种狭隘是懦弱的、不幸的，除此之外，这其中还有很多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内在的老朽。我不喜欢他们那种嘲讽式的自我鼓舞，也不喜欢他们的观念，单调贫乏，毫无想象力可言，就像老人说老，病人谈病一样，引人生气厌恶。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我都没想过这些事儿。我有位姓戈尔东的同学，他倒有同样的看法。”
“因为我总是希望能看到他的身影，所以才到这里来守着帕沙。不知在以前的什么时候，侧屋曾是总督的办公室，现在门上挂着牌子：‘中诉处’。您也许也看见了吧？这是城里最美丽的地方。穿过门前用条石铺成的广场，便能看见市立公园，里面种着荚蒾（温带植物，喜光，喜温暖湿润，也耐阴，耐寒，对气候因子及土壤条件要求不严，最好是微酸性肥沃土壤。）、枫树和山楂。在行人道上站着一群申请人，我就在其中等着。当然，我没硬往接待室里闯，也没有给任何人说，我是他的妻子，要知道我们的姓都不一样。这种情况下，良心是不起作用的，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行事规则。比如，他的亲身父亲，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曾经是个政治流放犯，工人出身，现在就在离公路不远的一家法院里工作。他流放的时候就住的这个地方，那儿还住着他的朋友季韦尔辛，他们都是革命法庭的成员。可您相信吗？他的身份就连他老爸也没有告诉，可他父亲却欣然接受了，一点儿也不生气，觉得他这样做是应该的。既然儿子隐瞒了身份，那就意味着不应当问。你还能说他们是人吗？他们简直就是一块硅石，只知道原则纪律这些东西。
“就算最终我能够证明我是他的妻子，想想看，那又有什么意义？妻子顶个屁用！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啊？这是世界无产阶级改造全世界的时代，这当然是闲话了，这我知道。可像妻子这样长着两条腿的动物算什么，呸，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只蹦来蹦去的虱子。
“副官转了一圈，询问了几声，有几个人就被放进去了。我没说出自己的姓，问起我时也只说是为了私事。显而易见，这样的把戏实在是毫无希望，我被拒绝接见了。副官耸了耸肩，打量着我，眼神里充满怀疑。因此我一次也没见过他。
“您以为他不再爱我们了，将我们抛弃，现在已经把我们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吗？噢，恰恰相反。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感情丰富得都漫出来了，才会想出这样的办法！为了不空着手回来，他就要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满载荣誉地凯旋而归，并把他在战争中获得的所有的桂冠都放在我们脚下，他要名流千古，叫我们为之震惊得头晕目眩！多孩子气呀！”
卡坚卡又一次走进了房间。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一把举起了不知所措的小姑娘，摇晃着她，挠她的痒痒，亲她的脸，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