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手给我，好好跟在我身后。这儿有两间房，黑漆漆的，东西就这么堆着，都顶到天花板了。碰上会撞疼的。”
“确实是，这儿跟迷宫似的，我差点找不着路了。为什么会这样？宅子里正在装修吗？”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问题不在这儿。这房子是别人的，我现在都不知道是谁的。我们曾经有一间屋子，在中学的一栋房子里，但那是公家的。尤里亚金市苏维埃房管会占用学校后，我和女儿就被迁到这座被人遗弃的空房里来。这儿有很多以前的人家留下的摆设，家具多得不得了。可我不需要别人的好处。我把这些东西全都搬到这两间空房里来了，还把窗户刷成了白色。您可别松手，不然会迷路的，就这样握着我，向右拐。现在从这边穿过去，这儿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您小心点儿。这就是去我那儿的门。马上就会亮一点了。注意门槛，别踩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跟随她走进房间后，看见正对着门的墙上有扇窗户。看到窗外的景色，医生大吃了一惊。窗户朝着住宅的院子敞开，面朝着邻居的后院和河边的一块城市荒地。荒地上，羊儿们正吃着草，长长的羊毛就像垂下的毛皮大衣扫着地上的尘土。在那儿，除了绵羊和山羊，医生还看到正对着窗户的不远处竖立着两根柱子，上面的广告牌医生感到很熟悉：“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
看到这个招牌，医生触景生情，便开始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描绘他们一家人抵达乌拉尔时的情景。人们把斯特列利尼科夫和安季波娃的丈夫混为一谈的那个传闻他已经记不得了，于是不假思索地把他和政委在车厢会面的经过讲了一遍。这部分谈话内容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这么说您见过斯特列利尼科夫了？！”她急切地问了几遍。“我本来什么都不想对您说，但这实在太重要了！这简直就是命运的安排，你们注定是要见上一面的。我以后再向您解释，您一定会惊叹的。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他给您留下的印象应该是很好的，对吧？”
“是啊，您说得没错。他本来可以不理会我的。我们经过的地方都被他摧残和毁坏了。我等着与一个粗暴的讨伐者或者说是一个发狂的革命扼杀者会面，可是哪一个都没有碰到。当一个人与我们的想象相违背，同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不一致的时候，这是件好事。当一个人成为了一种类型的附属品的时候，也是他走向毁灭的时候，他是要受到谴责的。如果他不属于哪一种类型，或者说他还不是典型，那他身上便至少具备了一半儿作为一个人所必不可少的东西，那时他便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获得了那一点儿永垂不朽的东西。”
“听说，他是无党派人士。”
“好像是这样的。他身上拥有什么东西这么吸引人呢？那就是注定灭亡。我想，他的下场好不到哪儿去，他终将会因为他犯下的罪行受到惩罚。革命的独裁者们之所以可怕，不是因为他们是恶棍，而是因为他们的疯狂，这疯狂就像失控的机器，像出轨的列车一样无法驾驭。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这样一个疯子，就像那些独裁者一样，不同的是，他并不是被书本搞成这副德行，而是因为往昔的经历和痛苦使他变得疯癫。我不知道他的秘密，但我相信他一定有秘密。他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是偶然的。当他们还需要他的时候，尚可容忍他，并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一旦他们不需要他了，就会第一时间毫无怜悯地抛弃他，践踏他，就像他之前对待诸多军事专家那样。”
“您这样想？”
“这是必然的。”
“那他还有没有救啊？要是逃跑可以吗？”
“往哪儿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要是在以前，在沙皇时代还可以这样做。可是现在您试试看。”
“太可怜了。您讲的这些让我不得不对他同情起来。可您变了，以前您评判革命的时候可不会这么激烈，这么愤恨。”
“问题恰恰如此，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你应该明白任何事都有个限度。这段日子是到了达到什么目的的时候了吧。但明显的是，对革命鼓动家们而言，混乱和变动是革命唯一的自发势力。他们可以不吃面包，但他们会索要世界规模的什么东西。建设世界和过渡时期成为他们的最终目的，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弄不明白。革命前的准备永无休止，您知道准备中的忙乱从何而来吗？因为他们缺乏某种才能上的准备，他们不是天才，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人们来到这个世上，却没做好生活的准备。但生活本身、生活现象和生活的恩赐绝不是儿戏！为什么要用捏造出来的幼稚闹剧来代替它们，让契诃夫笔下的逃学生主宰它们呢？好了，现在轮到我问您了。我们是在发生政变的那天早晨抵达城里的，交战的那天您在那儿吗？”
“噢，那还用问！当然在那儿了。到处都燃起了熊熊的火，我们差点被烧死。这房子摧枯拉朽，这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它摇晃得太厉害了！院子里至今还有一颗没爆炸的炮弹。抢劫，轰炸，简直不像话，就像每次发生政变一样。这些场面我们已经见怪不怪，都称得上是专家了，早就习惯了。这还不是头一次，白军占领的时候都出过这样的事儿呀！为了报私仇杀人，勒索，胡作非为。对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我忘了告诉您。咱们的加利乌林，在捷克人那里成了重要的大人物，好像在做类似总督的官。”
“我知道，听说过了。您见过他吗？”
“当然啦，见得多了。多亏了他的帮助，我才能够救其他人！我也不知掩护过多少人啦！我们应当给他公正的对待。他的表现无懈可击，就像威武的骑士一样，一点儿都不像哥萨克大尉和警察那群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当时操纵局势的正是这帮卑鄙小人，而不是正派的人。加利乌林帮过我很多忙，非常感谢他。要知道我们都是老熟人了。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经常呆在院子里，他就是在那个院子里长大的。那里的屋子住着铁路工人，因此还在幼年的时候，我就如此近距离地了解到了贫困和劳动。这个院子里有很多东西让我倍感亲切，就因为这些，我对待革命的态度跟您不一样，因为它更接近我的生活。就是这个小男孩，打扫院子的人的儿子，转眼间就成了上校啦，现在可能都是白军将军了。我是普通家庭出身，对军衔分不太清楚，你知道我以前是历史教师。对，就这么回事儿，日瓦戈，我帮助过很多人。我经常到他那儿去，我们还谈起过你。我在所有的政府部门里都有关系和靠山，但是这些关系也给我带来了不快和损失。只有书里的人物才会有势不两立的两个阵营，老死不相往来，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可实际生活却不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相互交错着。要是在生活中只扮演一个角色，在社会上只占据一个位置，永远是一个样子不求改变，那就真的无药可救了！啊，原来你在这儿呀！”
从屋外走进一个八岁左右，梳着两条羊角小辫的小姑娘，脸上镶着两只分得很开的细长眼睛，一笑起来便微微向上抬起，让她看起来更加顽皮。她进门前就发现家里来了客人，但跨过门槛时仍觉得有必要在脸上显出惊讶的神情，她行了个屈膝礼，目不转睛地望着医生，这毫不畏惧的目光只有早就学会沉思并在孤单中成长的孩子才会拥有。
“这是我的女儿卡坚卡。请多关照。”
“您在梅留泽耶沃给我看过她的照片。都长这么大啦，模样都变了呢！”
“原来你在家？我还以为你出去蹓跶了。我都没听到，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从窟窿里取钥匙，那儿有那么大的一只耗子。我叫起来，连忙跑到一边。我还以为我会被吓死在那儿呢。”
卡坚卡一边扮着可爱的怪相一边说着，她嘟着嘴巴，狡黠的眼睛瞪得溜圆，就像一条刚捞上岸的小鱼。
“好啦，自己玩儿去吧，我让叔叔留下来吃午饭。我把粥从锅里取出来的时候就叫你。”
“谢谢您，但请原谅我不得不拒绝。因为我经常进城，所以我们家已经改在六点吃晚饭。我已习惯不迟到，可回去得三个小时，有时还会走上四个小时。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早到您这儿来，对不起，我很快就得走了。”
“再坐半小时吧。”
“非常乐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