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又过了两三个月，到了十月。一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
“你知道吗，恐怕我又该辞职了。这永远都是重复出现的老一套。刚开始的时候好得不能再好了。说什么‘我们永远欢迎诚实的劳动，而对思想，特别是新思想，我们更是感到特别欢迎，怎么能不欢迎这些呢。欢迎您的到来。工作吧，奋斗吧，探索吧！
“但实际上，他们所指的新思想只是他们的一个幌子，是他们为了推崇革命和执政当局口头上的装饰。这太叫人厌倦，让人讨厌了。我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也许，他们确实是对的。当然，我同他们并不是一路人。但我却很难与他们苟同，我无法承认他们的观点：他们是英雄，是光明磊落的人，而我是小人物，主张愚昧和奴役制度。你曾经听说过尼古拉·韦杰尼亚平这个名字吗？”
“那当然啦。在认识你之前就听说过，后来在你的谈话中还经常提起他。西拉菲玛·通采娃也时常谈到他。她是他的追随者。但惭愧的是，我并没有读过他的书。我不喜欢看被奉为神圣的、光讲哲学的书。在我看来，哲学应当只是艺术和生活中少量的佐料而已。单讲哲学的话就太古怪了，就像光吃生姜一样。算了，请原谅，我尽用些蠢话打断了你。”
“不，正好相反。我同意你所说的。同我的思维方式不谋而合。好啦，再谈谈我舅舅吧。也许，我的的确确因为他的影响而堕落了。可他们却异口同声喊道：天才的诊断医师，了不起的诊断医师。不错，对疾病我很少做出错误的判断。但你可知道，这正是他们所憎恨的洞察力，我能一下子便把握完整的认识，仿佛这就是我犯下的罪孽。
“我对生物拟态的问题发了狂，拟态就是一种机体外表适应周围环境颜色的能力。在对颜色的适应中，隐藏着由内向外转化的令人惊异的过渡。
“在讲义中，我大胆地论及了这个问题。于是立刻就有人说：‘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歌德的自然哲学，新谢林主义。’
“我要辞职。我自愿向州卫生局和速成班提交了辞职信，但还尽量争取留在医院里，直到我被撤职。我不想吓唬你，我有预感，不是今天便是明天他们就会把我逮捕起来。”
“上帝保佑，尤罗奇卡。所幸这一步还早着呐。但你是对的。谨慎些也不妨碍什么。我是这么认为的，这种新政权的建立，一般都要经历几个阶段。最初是理智的胜利，批判的精神，同各种偏见作斗争。
“等到进入第二个阶段，‘混入革命分子’的黑暗势力便成为了优胜者。出现了假装赞同的人。怀疑、告密、阴谋和仇恨也与日俱增。你说得对，我们正处在第二个阶段的开始。
“就拿眼前的例子来说吧。这里的革命法庭委员会调来了两名工人出身的老政治犯，是从霍达斯克来的季韦尔辛和安季波夫。
“他们两人对我非常了解，其中一个甚至还是我丈夫的父亲，我的公公。但特别是在他们不久前调来过后，我就开始感到害怕了，为自己和卡坚卡的生命安全。因为有他们在，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安季波夫不大喜欢我。说不定他们会选一个好日子，以最崇高的革命正义的名义把我同帕沙一块儿消灭掉。”
很快，我们又开始谈论起这个话题。这时，在门诊所旁边的小布扬诺夫卡街四十八号的格列格利亚多娃寡妇家里进行了一场夜间搜查。在那儿找到了一个武器库，揭发出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城里已经拘捕了很多人，而搜捕行为还在继续进行着。关于这点人们窃窃私语着，有人说，一部分有嫌疑的人已经逃过了河。还有人推论说：“这能有什么用？河与河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河是很多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里的阿穆尔河就是一个例子，一边是苏维埃政权，而另一边就是中国。往河里一跳，再游过去，再见啦，之后再无音讯。那才能称作河呢。完全是另一种说法嘛。”
“氛围越来越紧张，”拉拉说，“咱们的安全时期过去了。毫无疑问，咱们俩会被逮捕的。到那时卡坚卡将如何是好？我是母亲，必须预防不幸的发生，得想出个什么法子来。我必须在这一点上做好怎样处理的准备。一想到这儿，我就快疯掉了。”
“让我们一起想想吧，什么能对这有帮助？看看我们能不能防止这次打击？可这都是在劫难逃的事啊。”
“没法逃，也没地方可逃。但可以撤退到某个隐蔽的暗处，再做次要打算。比如，去瓦雷金诺。我时常想起瓦雷金诺的房子。那个地方相当偏僻，那儿的一切都无人问津。我们在那儿就不会像在这儿一样引人注意了。冬天已经临近了，我更愿意去那儿过冬。等他们找到我们，我们又争取了一年的生命，这就是胜利。萨姆杰维亚托夫可以帮助我们同市里保持联系，也许他同意将咱们藏起来。啊？你说呢？不错，那儿现在荒无人烟，空荡荡的，叫人毛骨悚然。至少三月份我去的时候是那样。听说还有狼，真吓人。可现如今的人，特别是像安季波夫或者季韦尔辛那样的人，比狼还要可怕。”
“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你可是一直把我往莫斯科赶，劝我不要拖延旅程。现在离开变得容易些了。我在车站打听过。看来对投机倒把的人也放任不管了。总不能把所有逃票的人都赶下车吧。枪毙了那么多人，都累了，枪毙的人也就少了。
“我很担心，因为我寄到莫斯科所有的信都没有回音。应当去那儿一趟，看看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自己这么反复对我说的。可现在你又说要去瓦雷金诺，叫我又如何理解呢？难道你不要我陪就能一个人到那危险的穷乡僻壤吗？”
“不，没有你当然难以想象。”
“可你自己又催我去莫斯科？”
“对，这是必须的。”
“听我说。你知道吗，我有个美妙的计划。咱们一起去莫斯科吧。带上卡坚卡，咱们一起去。”
“去莫斯科？你发神经啦。去办什么喜事啊？不，我得留下来。我必须在附近某个地方准备好。这里决定帕沙的命运。我必须等到收场，以便他一需要，就马上出现在他身边。”
“那我们考虑考虑卡坚卡吧。”
“西姆什卡，就是总来拜访我的西玛·通采娃。前两天咱们还说到过她。”
“是啊。我时常看见她到你那儿找你。”
“你让我感到惊奇。男人的眼睛都在哪儿呀？我要是你一定会爱上她。她多诱人啊！多貌美啊！这个头，这身段，这头脑。博学多才，又善良，又见解鲜明。”
“我摆脱俘虏回到这儿的那天，她姐姐，女裁缝格拉菲拉，给我剪过头发。”
“我知道。姐妹们都跟图书馆管理员的大姐叶夫多基娅住在一起。她们是诚实劳动的一家人。如果我和你都被抓起来，我想请求她们在情况急迫的情况下照顾好卡坚卡。我还没下决心。”
“这确实是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做出的打算。上帝保佑，也许走到这不幸的一步，还很远。”
“听说西玛有点不正常。很难说她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女人。但这都是因为她的思想深刻又有独特精神。她学识非凡，但并不是知识分子那种，她接受的是民间的教育。你同她的观点惊人的相似。我可以完全放心地把卡佳托付给她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