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红十字协会公约，作战双方进行军事战争的时候，战地医生和医务人员无权武装参与其中。但有一次特殊的情况下，医生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来违反这个条约。当时他正好在战场上，战斗双方突然发起攻击，于是他只好同战斗人员们同患难共命运，举起枪向敌人射击。
游击队的散兵线就布置在林子边上。碰巧遇到敌人开火的时候，医生便一头栽在报务员小分队的旁边。游击队的背后是莽莽的密林，前面是一片空旷的林中空地，四周都是光秃秃的，一点防备也没有，白军就沿着这片空地向游击队发起了进攻。
敌人不断逼近，都快走到跟前了，他们每个人的脸医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中有出生于首都社会非军事阶层的青年小伙儿，有的上了年纪，是后备部队被动员起来的。他们的主力军多数来自前者，有青年、一年级的大学生和八年级的中学生，他们都是不久前自愿入伍的。
医生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但对医生来说，他们大部分都是很面熟的，像是曾经看到过。一些青年让医生想起了自己曾经的中学同学，他们说不定就是他同窗的弟弟？还有一些人，让医生感觉到似乎在过去的某一天，在剧场里或街道上的人群中见过他们。他们脸上的表情富含深意，并且招人喜欢，让医生倍感亲切，就像见到自家人一样。
像他们所理解的那样，职责激励着他们热情洋溢又大胆豪放，个个都露出一副挑衅的样子。他们排成稀疏的散兵队形向前行进，挺起胸膛，威武的仪表比正规近卫军还要标准。尽管林边草地崎岖不平，有小丘和土墩可以掩护，他们还足带着一副对危险不以为然的样子，既不向前奔跑跃进，也不卧倒在地。游击队挨个儿扫射，几乎把他们全都消灭了。
开阔的原野光秃秃的，只在中央立着一棵烧死的枯树，白军的队伍就在那儿前进着。这棵树不知是怎么烧焦的，要不就是因为雷电，要不就是在前几次战斗中被炸焦了。每个前进的志愿兵射击手都要向它瞟上一眼，都想跑到树干身后掩护起来再向敌人瞄准，但很快他们就抵御了这样的诱惑，继续向前行进。
由于火力有限，每个游击队员都不得不遵守珍惜子弹的命令。部队甚至还下了指令：只能在看得见的目标的基础上近距离开枪，有多少人才能开多少枪。
医生毫无装备地躺在草地里观看战斗。他十分同情那些英勇牺牲的孩子们。并且发自内心地希望他们成功。这些孩子的出身大概和他相同，在精神上、教养上、道德气质上和观念上都同他如出一辙。
他的脑袋里突然闪过向草地那头跑过去的冲动，他觉得只要举手投降，就能获得解脱。但这一步简直是冒风险，稍不注意就会送命。
如果他举起双手，可能刚跑到一半，就被两边飞来的子弹打死了，并且前胸和后背都会中弹。自己人向他开枪，是为了惩罚他背信弃义，而对方则是因为搞不懂他的真实意图。要知道他已经不止一次置身于这样的形势之中，所有的可能性他都想了个遍，知道这种危险的计划是多么不可取。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医生俯卧在地上，他没有武器，只能从草地里关注着战斗的进程。
然而，在医生的周围正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他却袖手旁观，这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事啊，没有超乎常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而且问题并不在于奴役的牵制，使他必须忠诚于自己一方，也不在于个人自卫，而在于他必须遵守现实的秩序，服从在他眼前和周围的愈演愈烈的事件的法则。置身事外就意味着大逆不道。战斗正在进行。他和同伴们遭到射击。他必须同其他人一样，将敌人击退。
突然，趴在一边的报务员开始抽搐起来，一个蹬腿身子就僵硬不动了。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他爬去，解下他的子弹袋，端起步枪，回到原先的位置上，上好膛一枪接一枪地射击起来。
但同情心使他对敌方的年轻人充满怜悯，使得他无法瞄准目标。但是向着天空胡乱开枪又太过愚蠢，非常无聊，并且违背了他的初衷。于是他选择在那棵枯树和自己中间没有敌军的时候，对准那颗烧焦的枯树开枪。这便是他想出的办法。
医生慢慢瞄准目标，轻轻地压下了扳机，仿佛没有计算要射击到什么时候。他一直这样压着扳机，子弹像发疯似的冲出枪膛。医生的枪法一向很准，那棵树死灰色的枯萎枝丫被他打得纷纷落下。
但是，悲剧发生了。尽管医生如此谨慎防备，生怕射中了谁，但总是不时的有这个或那个敌人，在枪声响起的一瞬间闯进医生和枯树中间，站到医生的瞄准线上。有两个已经被他打伤了，第三个人更加倒霉，中了枪，在离枯树不远的地方跌倒了，大概被打死了。
终于，白军指挥官意识到这种尝试是徒劳无益的，便下令撤退了。
游击队人数很少。他们把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继续行进，一部分则向一边撤退，同敌军更为强大的力量展开了斗争。小分队没有继续追击撤离的敌军，以免暴露了自己人数的匮乏。
医士安格利亚尔带着两名卫生员把担架抬到树林边。医生吩咐他们照顾伤员，自己走到躺着不动的报务员跟前。他惶惶不安，只希望报务员尚有一口气在，好挽回他的性命。可报务员已经咽气了。为了确定他是否真的死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解开他胸前的衬衣，想听听他的心脏，但它已经停止跳动了。
在死者脖子上戴着一根细绳，上面挂着一个护身香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它解了下来。香囊的破布套里缝着一张纸片，边缘已经磨得卷曲了。医生打开了已经磨烂了一半的纸片，这纸立马破成两半，碎纸屑纷纷散落到地上。
纸上写着第九十章圣诗里的句子，但比起原诗稍稍有些变动和偏差。也许是人民在祷告时自己加进去了一些词儿，然后经过一次次相互传诵，渐渐地就和原文越离越远了。教会斯拉夫文的节录，在这张纸上也被译成了俄文。
圣诗的原文是：“得到上苍的神助。”在俄文版本中，这一句却成了咒文：“神助”。“你不再惧怕黑夜的恐怖，也不会怕白昼的危险”此时却变成了鼓励的话语：“别害怕战争的危险。”在赞美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因为他了解我的名”，可俄文将其改为：“以后知吾名。”“在悲痛的时刻，我必与他同在，将他拯救……”俄文却误译为：“很快将他带入冬季”。
这些圣诗篇章，被人们赋予神力，能使人们避开子弹。还是在过去的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它便被当作护身符被人们戴在身上上了战场。几十年过去了，直到今天，这些诗句都被犯人们缝进大衣里，他们夜晚被带到侦察员那里审问，便会自言自语地默默吟诵这些诗篇。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报务员身旁走开，来到被他打死的青年白卫军的尸体跟前。这个少年躺在草地上，痛苦的表情定格在他俊秀的脸上，流露出纯洁无辜和宽恕一切的悲伤。“我为什么要打死他呢？”医生在心中忏悔。
他把死者的军大衣揭开，将前襟宽宽地铺在两边。在衣服的里衬上，他的母亲用自己勤劳慈爱的手精心地绣着几个大字：谢廖扎·兰采维奇，这就是死者的姓名。
从谢廖札衬衣的抬肩里滑落出一根十字架小锁链，此外，链子上还挂着鸡心和一个扁平的小金匣或是一个扁烟盒，盒盖上有一道深深的凹痕，仿佛是用钉子钉上去似的。小匣子半开着，里面掉出一张折叠的纸片。医生将纸片展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也是圣诗的第九十章，不同的是，这张是印刷出来的，还保留着古斯拉夫字母。
此刻，谢廖扎突然呻吟起来，并伸了一下身子。他还活着。后来才知道，弹片震伤了他的内脏，不过都是轻伤。子弹快要落地时，无力地撞击到母亲做的护身符盒壁上，救了他一命。可这个躺在地上的白军迷迷糊糊的，该怎么处置他呢？
这时交战双方都已杀红了眼。俘虏没有一个活着送到指定地点，敌方的伤员全都就地处决。
当时森林里的民兵组织的人员经常流动，不时有新加入进来的志愿者，有时也会有几个老队员从部队逃跑，投奔到敌人一方。如果知情人严守秘密，说不定还能把兰采维奇说成刚刚加盟的新队员。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安格利亚尔医士，在医士的帮助下医生从被打死了的报务员身上脱下上衣，为这个还未恢复知觉的少年穿好了衣服。
他和医士一同照顾这个少年。后来兰采维奇康复了，他们就放了他。他并不向自己的救星们隐瞒，告诉他们他还要重返高尔察克的队伍，继续同红军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