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被一位上了年纪的穿着黑大衣、脸色乌黑的女裁缝打开了，她看上去十分严厉，大概是店里管事的。
“你这家伙怎么老是纠缠不休！真该惩罚惩罚你。唉，快说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还忙着呢。”
“我只想借一下剪刀，请您别见怪。我就在你们这儿把胡子剪掉，剪完就还您。我先谢谢您啦。”
女裁缝的眼里显现出多疑而又惊讶的神情。显然，她怀疑跟她说话的人神经是不是有问题。
“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刚进城，头发长得太长，满脸都是胡须。我想理个发，可连一家理发店都没有。我想自己理发也可以，可我连剪刀也没有。就请您借我一把吧。”
“好吧。我给您剪。但您得注意。如果您脑袋里有其他什么鬼主意，想耍什么花招，因为犯了什么政治错误而易容想躲起来，那就对不住了，我会告发您的。我们可不想因为您送命，也不想抱怨紧接着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现在都不是时候。”
“得了吧！您就别瞎操心啦。”
女裁缝把医生放进了店，把他带到了一个比贮藏室大不了多少的偏房里。过了一会儿，他就像在理发店里似的坐在了椅子上，脖子上紧紧地缠了一块白罩单，罩单边被塞进衣领里。
女裁缝出去拿工具，只一会儿工夫就拿着把剪子、几把不同型号的梳子、电动推子、磨刀皮带和剃须刀回来了。
她发现医生很惊讶，怎么她什么都准备好了，于是解释道：“我这辈子什么都干过。我曾经是个理发师，在上次战争期间当护士的时候，就学会了剪头发和刮胡子。咱们先用剪刀把胡子剪短，然后再彻底刮干净。”
“请把头发剪短点。”
“我尽力而为吧。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却装得什么都不懂。现在日子已经不按星期计算了，而是按旬来计算。今天是十七号，在逢七的时候，理发店要歇业。您好像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要假装呢？我都已经说过了，我从很远的地方来，不是本地人。”
“你安静点，别动啦。一动就会割伤的。这么说您是外来人啦？坐什么车来的？”
“两条腿走着来的。”
“走的是公路？”
“一部分走的公路，剩下的是沿铁路线走的。火车呀，那些火车都埋在地底下了！什么样的都有，有豪华列车，还有特快的。”
“这儿还有一撮。这儿再剪一点儿，好啦。是急着来办家务事的？”
“哪顾得上家务事啊！是为了办先前信用合作社联盟的事。我是外埠视察员。到处出差去视察。鬼才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后来被困在了东西伯利亚，怎么也回不来。火车什么的也没有。只好用脚走，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走了一个半月。一路上看到的事，一辈子也说不完。”
“您也不需要讲。我教您怎么办吧。现在先等等。镜子给您。从白罩单底下把手伸出来，接住啊。好好欣赏一下自己。喂，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剪得不够多。还可以再剪短点。”
“那样就整不出发型了。我对您说，现在什么都不用讲。最好对什么都不评论。像信用合作社啦、埋在雪底下的火车啦、外埠视察员这些话，您最好都忘了吧。您会因为这些话遭遇不幸的！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您最好说您是医生或是教师。胡子剪得差不多了，再刮一下就干净了。抹点肥皂，再刷刷一刮，准能年轻个十岁。我去取点开水，再烧一点。”
当她离开的时候，医生想着：“这女人是谁呀？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我们之间会有亲密的接触，我得了解了解她。好像见过或者听说过她，她感觉就像一个什么人。真是遇见鬼了，想不起是谁了？”
女裁缝回来了。
“现在咱们来刮脸吧。对啦，最好在任何时候都不多说话。这是永恒的真理。俗话说：语言是银，沉默是金。免费火车和信用合作社提都不要提。最好给自己杜撰个诸如医生或教师之类的职业。把您看到过的都牢牢栓在心里。这没什么可炫耀的。刮得不难受吧？”
“有点疼。”
“刀有点钝，可能会刮破，我也知道。忍耐一下下，亲爱的。这也没有办法啊。胡子太长了，又很粗糙，皮肤不习惯了。是啊，这年头稀奇古怪的事儿吓唬不了谁了。人人都见过世面。我们同样吃了不少苦头。那帮强盗还有什么不体面的事没有干过！抢劫、杀人、绑架、追捕。比如，有个小官僚，是伊斯兰教徒，您知道吧，对一位中尉看不顺眼。他派遣士兵让他们埋伏在城郊附近克拉普利斯基住宅对面的树林子里，没收了他的武器，把他押送到拉兹维利耶去了。而拉兹维利耶那时就如同现在我们这儿的省肃反委员会，都是刑场。您干吗又在动脑袋呀？刮疼了？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但也只好如此了。得一直刮到头发根，可头发太硬了，就跟猪鬃似的。去那种地方。妻子简直就像发了狂，就是那个中尉的妻子。‘科利亚！我的科利亚！’喊着丈夫的名字就直接跑去找最高长官。话虽这么说，直接去找谁会放她进去。得托人情去找。隔壁那条街有个女人，是个人物，知道见最高长官的门路，总是替所有人说话。那个长官特别人道，有求必应，没有人比得上他。他就是加利乌林将军。但当时到处都是私刑、残暴和嫉妒，完全就像发生在西班牙小说里似的。”
“她说的是拉拉。”医生猜测道，但为了谨慎起见他没作声，也没详细追问。“当她说‘就像发生在西班牙小说里似的’的时候，又让医生觉得她非常像一个人。因为那个人也喜欢无缘无故说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话。”
“现在的情况当然完全不一样了。不错，现在侦察、告密、枪决也是多得不得了。不过在观念上就完全不同了。首先，政权是新的。他们执政不久，还没入门。其次，不管怎么说，他们只是单纯地为百姓着想，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才有力量。我们家，算上我一共是姐妹四人，都是劳动人民。自然而然，我们是倾向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姐姐嫁给了一个政治犯，后来她死了。她丈夫是当地一家工厂里的管理人员。他们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外甥，是我们这农民起义者的首长，可以说，他也算是个名人啦。”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她是利韦里的姨妈，当地众人议论纷纭的焦点，是米库利钦的小姨子，做过理发师、裁缝、女扳道员，是这里众人皆知的一把好手。可我还是不做声的好，免得让她认出我来。”
“我外甥从小就喜欢和人民打成一片。在父亲身边的时候，他就是在瓦雷金诺的维斯亚托戈尔勇士工厂里长大的。您也许听说过吧？哎呀，瞧我这是怎么了！我真是个没长记性的蠢女人。半个下巴刮得光溜溜的，另一半还没刮。光顾着聊天了。您怎么也不看看，怎么不阻止我？脸上的肥皂干了。我去把水加热，都变凉了。”
等通采娃回来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
“瓦雷金诺不是一个受神庇佑的偏僻地方，不是个全是难以穿行的密林，任何动荡都波及不到的地方吗？”
“平安无事，那就得看怎么说了。这些密林地带大概比咱们这儿更惨。一伙不知是属于哪一边的土匪从瓦雷金诺经过。听口音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他们把每家每户的人都赶到街上，统统枪毙了。杀完了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那些尸体躺在雪地上，现在都没人去收拾。这都是冬天发生的事。您怎么一直得瑟呀？我差点用剃刀割伤了您的喉咙。”
“您刚才说过您的姐夫也住在瓦雷金诺。他也没有幸免于难吗？”
“不，怎么会呢，上帝很慈悲。他同他妻子及时从那儿离开了。那是他的第二个妻子。他们现在在哪儿，没有人知道，但他们确实是安全的。还来了一家人，从莫斯科来的，他们走得更早。他们家的年轻男人，是个医生，是家里的顶梁柱，但是失踪了，不知去向。可失踪是什么意思呀？失踪也就这么一说，为了不让家里人伤心而已。实际上大家都认为，他死了，被打死了。一直都在找，找来找去都没找到。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被召回莫斯科去了。他是个教授，搞农业的。我听说，正是从政府接到的召唤。他们就是在白军第二次占领尤里亚金之前经过的这儿。您又开始得瑟啦，亲爱的同志。要是像这样在剃须刀底下坐立不安，还抽搐的话，很容易被割伤的。您这个顾客可真难伺候呀！”
“也就是说他们在莫斯科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