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边狗干啥叫得那么拼命？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儿。它不会平白无故地叫个不停的。先停一停，利多奇卡，不要出声，别骂人，先把情况弄清楚再说。没准儿是警察。乌斯金，你别走。西沃布留伊，你呆在那别动，用不着你们。”
中央代表利多奇卡没听到别人让他停下来的请求，像个喋喋不休的演说家似的用疲惫的嗓音继续说道：
“西伯利亚的资产阶级军事政权实行这些暴力的政策，他们掠夺、勒索、暴虐、枪杀和拷打，这必然会使上当的人们睁开双眼。它仇视的不仅是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仇视全体劳动农民。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劳动农民必须清楚一点，只有同城市无产阶级和士兵结成联盟，同吉尔吉斯和布里亚特的贫民联合起来……”
后来他终于听到暂停的要求，便停下来，用手绢擦了擦满是汗水的脸，肿胀的眼皮疲惫地耷拉着，闭上了眼睛。
站在他附近的人轻轻地对他说：
“休息一会儿吧，喝口水呀。”
有人对始终不能平静的游击队首领说道：
“你发什么慌呀？一切都顺顺利利的。信号灯就在窗台上。警戒岗哨，说形象点，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周围的空地，耳听八方。我认为可以继续作报告。利多奇卡同志，请接着说。”
大棚子里的木柴都搬开了。秘密会议就在这片搬开木材的空地上举行。人们用一道高高堆起来的木头墙，充当屏风，把空着的那一半同过道里的照相室和入口隔开来，将聚集在这里的人挡在里面。这里有一条地道，通向康斯坦丁死胡同那边的荒地，要是有任何风吹草动，开会的人便钻进用作掩护的地道里从修道院墙后面爬出来。
报告人戴着一顶黑色细布棉帽，帽子把他整个脑袋的秃顶覆盖住了。这人长着橄榄形状的头，黑胡子从苍白的脸上一直窜到耳根。他那神经质般的出汗把他搞得异常难受。他用桌上烧得滚烫的煤油灯点着了烟，一边贪婪地抽着烟，一边俯在桌上一堆杂乱无章的文件纸上，用他那双近视眼焦躁不安地在文件上快速扫视，好像在闻这些纸张一样，然后用他那毫无生气而疲倦不堪的声音继续说下去：
“只有苏维埃才能实现城市和农村贫苦人民的联盟。西伯利亚的农民正自愿或不自愿地追寻先前西伯利亚工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推翻与人民为敌的海军上将和哥萨克军事首领们的专制政权是他们的共同心愿，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利用全体人民武装起义的方式建立农民士兵苏维埃政权。但战争是持久的，要同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哥萨克雇佣军官斗争就必须坚持正确的阵地战，做好持久战斗的准备。”
他又停下来，擦了擦脸上的汗水，闭上眼睛。有人不顾会议章程，举着手站起来，想插进来说几句意见。
游击队首领，准确点说就是外乌拉尔克游击联盟军事长官，做出一副毫不客气的挑衅姿态坐在报告人的鼻子底下，粗暴地打断了他，一点儿尊重他的意思也没有。首领是个非常年轻的军人，稚气未脱，几乎就是个小男孩儿，但他却指挥着整整几个军队和几支联合队伍，这些就叫人难以置信了，可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部下都景仰他，坚决效忠于他。他坐着，将手脚都裹进大衣里。大衣的上半截和两只空荡荡的袖子搭在椅子的靠背上，露出了穿在里面的军装，军装上还留着曾今粘贴准尉肩章的黑色印记。
在他左右各站着一个来自他护卫队的年轻人，他们穿着白色的、但已经微微发灰的羊皮外衣，外衣上缝着卷边羊羔皮边饰。他们默默无语地站在那里，石像般英俊的面孔上除了表现出的对长官盲目的忠诚，以及准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为他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神色之外，再也看不出任何其他的表情了。他们站在那儿，对会议漠不关心，会议所涉及的问题以及争论的过程也不能将他们吸引。他们不说话，也不带一丝笑容。
除了这些人外，棚子里还有十到十五个人。有的站着，有的背靠着墙边的圆木头坐在地板上，他们伸长了腿，或者向上弯曲着膝盖。
这里摆放着一排椅子，是给尊贵的客人们设置的。这几把椅子被三四个老工人坐着，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革命。他们当中有满脸愁容的季韦尔辛，还有总是对他随声附和的安季波夫老头。人们将他们看作神明，革命把自己的恩赐和祭礼都摆在了他们的脚下，他们坐在那里沉默不语，就像一排神色严峻的木偶，这里的每个人都被他们身上笼罩着的傲气震撼了。
棚子里还有几个人物，同样值得注意。比如，无政府主义的中坚分子、“黑旗”伏多维钦科，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在地板上，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一刻也停不下来。此时他又停在棚子中央。他长得很胖，身材魁梧，长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和两片肥大的嘴唇，还有一头狮鬃般的长发。他从俄土战争中和日俄战争中活了下来，几乎是唯一幸存的军官了。他是个幻想家，永远只是专心于自己那些怪诞的想法中。
由于他有一颗无比善良的心，也有一副高大的身躯，这些都妨碍了他去关注那些与他不均衡和规模较小的现象。他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去对待发生的一切，歪曲地理解所有的东西，把相反的意见看作自己私人的想法，对谁都表示赞同。
紧挨着他坐着的，是他的一个熟人，森林捕兽能手斯维利德。尽管斯维利德不干农活儿，但他还是带着农民的本性，这天生的气息不时地从那件深色呢绒衬衫的开襟里流露出来。他衬衣的领口旁挂着一个十字架，此时他正将十字架抓成一团，在身体上来回地蹭，用它挠胸口。这个农夫有一半布里亚特人血统，他没什么文化，但是很真诚。他梳着几根细辫子，鬓发稀疏，胡须更是只有几根而已。蒙古人的体格把他的脸衬托得更加老气，皱巴巴的脸上带着同情的笑容。
带着中央委员会的军事指令走遍了整个西伯利亚的报告人，把他的思想洒在了这片他已经走遍的广袤的地域中。对于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人，他表现得不以为意。但从幼年时代起他就是一名革命者，也深深热爱着这儿的人民，于是他满怀崇拜望着坐在他对面的年轻统帅。这个男孩儿行为粗鲁，但是也被他原谅了，因为他觉得正是这些潜藏的乡土气息的行为才是真正革命性的表现，于是他便带着钦佩的情感欣赏起统帅的那些放肆举止，就像一个多情的女子爱上她的征服者的厚颜无耻和放荡不羁一样。
这个游击队领袖就是米库利钦的儿子利韦里。从中央来的报告人科斯托耶德-阿穆尔斯基，原先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劳动派分子，过去追随过革命的社会党人，近段时间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了自己站错了立场，写了几篇忏悔书，并在几次大规模的声明中表达了自己的悔过。后来，他加入了共产党，入党不久便被派遣来干这样极为重要的工作。
他从来没经历过战争，但是为了尊敬他的革命资历，以及他坐牢时在监狱里饱受的折磨，还是被赋予着这么重要的工作。因为他曾经是一名合作主义者，对西伯利亚起义地区农民群众的情绪非常熟悉，并且他还具备很高的悟性。而在这个问题上，熟悉农民情绪远比拥有军事知识重要得多。
科斯托耶德改变了他的政治信仰，这使得他发生了叫人不敢相认的极大的变化。他的外表改变了，甚至连动作和行事风度都不一样了。谁还记得他曾经的秃顶和大胡子呢？但有都可能是他假扮的，因为党吩咐他严格保守秘密。他的地下代号就是贝伦杰和利多奇卡同志。
当发出一阵骚乱的时候，伏多维钦科不合时宜地发表了他赞同指令条款的声明，等骚乱平息过后，科斯托耶德继续说下去：
“为了达到尽可能地利用不断高涨的农民群众运动的目的，必须立马建立同省委会所在地区内所有游击支队的联系。”
接下来，科斯托耶德又开始讲设立接头点、口令、密码和传递情报的手段。随后他开始详细地说明。
“通知游击支队，在什么位置存放着白军机构和组织的武器、装备和食品仓库，在哪还存放着大量资金以及他们的储存体系。
“必须有记录，把所有有关游击队的问题都仔细理出来好好研究：内部的组织问题、指挥官、军事和作战纪律、秘密活动、游击支队同外界的联系、对待当地居民的态度、战地革命军事法庭、在敌占区的破坏战术，比如破坏桥梁、铁道路线、轮船、驳船、车站、修配厂及它们的技术设施、电报局、矿山、粮食等等。一定要详细。”
利韦里一忍再忍，终于控制不住了。他觉得所有的一切对事实来说都是肤浅的胡言乱语。他说：
“报告太精彩了。我会牢记心间。看来，只有将所有这些都毫无异义地接受，才能不丧失红军的支持吧。”
“当然如此。”
“我的利多奇卡呀，你真是非凡。当你用你那些孩童般的辞藻劈头盖脸地训斥我们的时候，我的兵力，包括炮兵和骑兵，整整三个团，早已华丽地出征去同敌人战斗了，你叫我怎么做才好呢？”
“说得真棒！有魄力！”科斯托耶德想道。
利韦里那种不尊敬人的语调让季韦尔辛很不高兴，于是他打断了他们的争吵，说道：
“对不起，报告人同志。也许我把其中一条条款指令记错了，使得我不敢确定。我念一下，您看看我是否真的记错了：‘希望能将革命时期在身处前线并加入了士兵组织的老战士吸收进委员会。希望在委员会成员中能有一两名士官和军事技术专家。’科斯托耶德同志，我记对了吗？”
“对。一字不漏。完全正确。”
“那么请允许我发表一下个人意见：关于吸收军事专家这一条让我感到很担忧。我们这些工人们都参加过一九〇五年革命，没有相信丘八（“兵”字的分写，是对士兵的贬称，意思是兵痞。）长官的习惯。他们当中有人时常同反革命分子混在一起。”
周围响起了一片喊声：
“够啦！表决！快通过决议！该散会了。已经太晚啦。”
“我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伏多维钦科用浑厚得隆隆响的男低音插话说道。“但得这样表达才更高雅：民事指令应当自下而上，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就像在田地里栽种，或者把树木的枝丫嫁接好一样，不能像钉木栅栏桩似的，从上往下打。雅各布宾党专政犯的就是这样的错误，国民会议才会因此被热月党人推翻。”
他的一位名叫斯维利德的流浪朋友很支持他，于是说道：“这真是显而易见的。连还在襁褓中的婴儿都明白。早该想到这一点了，现在已经太晚啦。我们现在的事业就是作战，要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就算疼痛呻吟，就算受尽煎熬也要硬闯。只是纸上谈兵，开干的时候又都往后退，那像什么话？自己煮的汤自己喝。自己跳进水里，沉底了也别喊救命。”
“表决！表决！”大家要求表决的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大家又讨论了一些事情，东一句西一句，离题越来越远：谁又到林子里去了啊，谁又劈柴火了啊。会议天亮时才结束。然后大家一个一个地谨慎地散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