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冬天一个阴霾的星期日。炉子的烟没有从屋顶的烟囱里升起，而从通风窗向外冒着黑烟。尽管禁止使用通风窗口，但是大家还是在铁炉子上安装了生铁烟囱。城市的日常生活都还没整顿好。面粉镇的居民们全都脏兮兮的，邋遢不堪，有的人得了疖病，有的人冻坏了，还患了感冒。
每逢星期日，马克尔·夏波夫全家人都要聚集在一起。
夏波夫一家坐在餐桌前吃着午饭，在凭票定额分配面包的时期，每天早上黎明的时候他们便把生活在本区的所有住户的面包联票在这张餐桌上用剪刀剪开，分类，点好，按种类卷进纸卷或用纸包起来，送往面包铺，再从面包铺取回面包，切成碎块，把面包按分数分给区里的居民。可现在这一切都变成传说了。出现了另外一些分配方式取代了粮食配给制。现在，他们正坐在这张长餐桌前带着好胃口津津有味地吃着午餐，嚼得耳朵后面的筋不停地动弹，嘴巴还吧唧吧唧地直响。
耸立在房间中间的宽大的俄国炉子占了门房的一半，缝过的被子的被角从高木板床上无力地垂下来。
在入口处前面的墙上摆着一个没上冻的自来水龙头，就立在盥洗池上的边缘。门房两侧摆着两排长凳，长凳底下塞满了装着什物的布囊和箱子。一张厨房用的台面摆在右边。在台面上方的墙上挂着一个矮柜橱。
炉子正生着火，所以门房里很热。在炉子前面站着马克尔的妻子阿加菲娜·吉洪诺夫娜，她把袖口挽到胳膊肘，用一根长长的、足够够得着炉壁的炉叉挪动着炉子里的罐子，根据需要一会儿把罐子拨成一堆，一会儿又把它们拨弄开来。她的脸上满是汗水，一会儿被炉子的热气的光照亮，一会儿又被正在煮的菜汤的腾腾雾气模糊了。她把罐子挪开，从炉子深处夹出馅饼，放在铁板上，一下子把它烤硬的一面向下一翻，过了一会儿又把馅饼推回到炉子里把另一面烤黄。这时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提着两只桶走进门房。
“祝你们胃口好。”
“请便吧。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
“谢谢。我已经吃了。”
“我们知道你午餐吃的什么。坐下来吃点热乎的，别嫌弃。土豆是在小罐子里烤的。馅饼和粥，肉馅的。”
“不了，真的，谢谢了。对不起，马克尔，我过来得太勤了，把屋子都给你们弄凉了。我想一下子多备点水。我已经把斯文季茨基家的锌浴盆擦得闪闪发光，想整个盛满水，再把水箱也盛满。我再进来五次，也许是十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会来烦扰你们。我为我的到来感到抱歉，请原谅，除了你们这儿我没地方可去。”
“水你就尽情地打吧，我不会舍不得的。糖浆没有，可水你想要多少都可以。白拿走，我不做这买卖。”
坐在桌子旁边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可当尤里·安德列耶维奇第三次进来，打第五桶和第六桶水的时候，马克尔的声调已经有些变了，话也用另一种方式说了出来。
“女婿们问我这人是谁。可他们还不相信我说的话。你打你的水，别见怪。只是别把水浇在地上了，呆子。你看，都溅到门槛上了。要是结了冰，你可不会用铁棒把冰凿下来。把门合紧点儿，你这心不在焉的家伙。风都从院子里灌进来了。不错，我对女婿们说你是什么人，他们都不相信。在你身上费了多少钱啊！念书呀，念书呀，可有什么好处呢？”
等到尤里·安德列耶维奇进来第五趟、第六趟的时候，马克尔皱起眉头闷闷不乐了：
“再打一次好吧，然后就够了。老弟，你该知道点儿礼数。要不是我的小女儿马林娜在这儿做你的袒护人，我早把门上闩了，才不管你是什么高贵的共济会员呢。你还记得马林娜吗？她就在那儿，坐在桌子最顶头，皮肤黑黑的。瞧，她脸都红了。‘别欺侮他，爸爸。’她说。可谁能碰你呢？马林娜是电报总局的电报员，懂外国话。‘说你是个可怜的人。她为你感到惋惜，愿意为你赴汤蹈火。你没有出息，还想叫我认罪不成？你就不该在危险时抛弃家人，一个人跑到西伯利亚去。都是你自己的错。你瞧，我们在这儿忍饥挨饿，挨过了白军的封锁，没有动摇，全家都活了下来。你这是咎由自取。没保护好冬妮娅，让她到国外流浪。你自己的事，和有我什么相干。你也请别见怪，我就问一下，你打这么多水是要干吗？没雇你在院子里泼水，好结冰成一个溜冰场吧？你呀，怎么能生你这个懦弱的黄毛小儿的气呢。”
桌子旁的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马林娜不满地环视了家里人一眼，发火了，开始责备起他们来。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听见她的声音，非常震惊，但却搞不懂其中的奥妙。
“屋里有很多东西要洗，马克尔。还得收拾整齐、擦地板。我还想洗点东西。”
桌旁的人开始感到非常惊讶。
“你也好意思这么说？你洗衣服是要开中国洗衣店吗？不晓得你在说什么！”
“尤里·安德列耶维奇，请您允许我女儿到您那儿去。她可以在您那儿帮您洗衣擦地。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把衣服上的破洞也缝补好。你别怕他，闺女。你看，没有人像他这样温柔客气了，连只苍蝇都不敢欺负。”
“不，您这是说什么呀，阿加菲娜·吉洪诺夫娜，我不需要。我永远都不会答应马林娜为我弄得一身脏。难道她是我雇的杂工吗？我自己能应付。”
“您能弄得一身脏，我就不可以吗？您的话可真是荒谬，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您为什么要推诿呢？要是我请求上您那做客，您难道还要把我轰出来吗？”
马林娜能成为一位女歌手。她的嗓音空灵悦耳，声调很高，很有力。虽然她说话声音不大，但她的嗓音比说话所需要的力量大得多，这跟她的形象一点儿也不合，具有独立的含意。这声音仿佛从另一间屋里传出来，停在了她的身后。这声音是她的守护神，是保护她的天使。谁也不会愿意去伤害拥有这种声音的女人的心，也不会让她心烦。
从打水的这个星期天开始，医生同马林娜之间建立起了友谊。她常去医生那儿帮他做家务。有一天她留了下来，再也没回门房去。就这样，在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没有同第一个妻子离婚的情况下，她成了他第三位没在民事登记处登记入册的妻子。还有了孩子。马林娜的父母更是不无骄傲地开始称自己的女儿为医生太太。马克尔对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没同马林娜举行婚礼，也没登记结婚感到非常不满。“你怎么了，犯傻吗？”妻子反驳他道，“冬妮娅还活着，办婚礼不是重婚吗？”“你才是个蠢女人呢。”马克尔回应道，“你干吗提起冬妮娅！她跟死了没两样。没有什么法律条款可以庇护她。”
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常开玩笑说，他们浪漫的交点就是二十桶水，就像有二十个章节的小说或二十封信构成的浪漫一样。
马林娜原谅了医生的反常，以及这时的古怪，原谅了他意识到自己堕落后的任性，也原谅了他把屋子搞得脏乱不堪。包括他的唠叨不休、尖酸刻薄、爱发脾气，她都一一忍受。
她的自我牺牲仍在继续。等到因为他的过失导致他们陷入自愿的、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极端贫困时，马林娜为了不在这种时刻把他一个人丢下，竟辞掉了工作。电报总局非常重视她，还表示愿意在她迫不得已离职这段时间过后重新接纳她。她屈从于尤里·安德列耶维奇莫名其妙的念头，跟他一块儿挨家给别人做临时工。他们俩给住在各层楼的房客计件锯木柴。有这么一些人，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发了财的投机商人和居住在政府附近的从事科学和艺术的人，开始修房子，买家具。有一次马林娜和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小心翼翼地走在雇主的书房，生怕毡鞋把木屑从外面带到地毯上。但房屋主人完全沉浸在阅读中，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这对锯木头的男女。女主人则跟他们讲条件，支配他们干活，支付他们工钱。
“这头肥猪到底看的是本什么书呢，那么专心？”医生好奇地想。“他干吗这样激动地用铅笔在书上做记号呢？”医生抱着劈柴绕过他的写字台时，他从雇主的胳膊下往里瞟了一眼。桌子上摆着一本瓦夏先前在国立高等工艺美术学校里帮忙印的尤里·安德列耶维奇的小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