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娜和医生住在斯皮里东大街，戈尔东在隔壁的小布隆纳亚街上租了一间房子。马林娜和医生有两个女儿，卡帕卡和克拉什卡。卡皮托林娜，也就是卡帕卡，已经六岁多了，不久前出生的克拉什卡才六个月。
一九二九年的初夏非常热。熟人们穿过两三条街到彼此家做客都不戴帽子，也不穿西装外套。
戈尔东的房间修得很奇怪。这个地方曾经是一家时装店的作坊，有两个单间，分别在上下两层。这分在两层的两个房间被当街的一整块带镜子的玻璃橱窗嵌在了一起。橱窗玻璃上用金色的字母写出裁缝的姓名和他可以接的活儿的种类。橱窗里面有一条从楼下单房通往楼上单房的螺旋梯。
现在这个作坊被隔成了三个房间。
在两层楼之间用木板巧妙地额外隔出一个中二层，这增加的一层上面有一个对住房来说显得稀奇古怪的窗户。这是一个落地窗户，有一米高。窗户挡住了剩下的金色字母。从它们之间的隙缝中露出了站在屋里的人的腿，可以一直看到膝盖。戈尔东就住在这房间里。房间里正坐着日瓦戈、杜多罗夫、马林娜还有孩子们。跟大人们不同的是，从窗外能看得见孩子们的全身。不一会儿马林娜便带着小姑娘们走了。只剩下三个男人坐在房间里。
他们正在闲谈，这是那种老同学之间在夏天不紧不慢而又懒洋洋的闲谈，老朋友们之间的友谊持续的年份已经无法计算了。这样的闲谈他们是不是已经习以为常了呢？
谁有足够的词汇储藏，谁就能把话说得自然连贯。拥有这种条件的只有尤里·安德列耶维奇。
他的朋友们缺乏必要的表达手段，两人都不具备语言天赋。他们能够用来补充的词汇太少了，说话的时候他们在屋里踱来踱去，使劲地捏着烟卷，挥动着两只手，一连几次都在重复同一个意思（“老兄，这不诚实；也就是说，不诚实；是的，是的，不诚实”）。
他们没有发觉，这种过分紧张的情绪完全没有显示出他们的激昂和豪放的性格，恰恰相反，暴露出他们的缺陷和疏漏。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属于体面的教授圈子。他们的一生都在追求，追求书、崇拜思想家、作曲家，回味永远美好的昨天和在美妙音乐当中度过的今天。他们不会知道，中等趣味的贫乏比低级趣味的贫乏更糟糕。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不明白，就连他们强加于日瓦戈身上的指责，也并非出于对朋友的忠诚和想要劝说他的希望，只不过是因为不善于自由思考和按照自己的意志掌控谈话罢了。而谈话就像一辆加速行驶的大车，把他们带向他们完全不想去的方向。他们没法调转车头，最后必定会撞到什么东西上。他们用说教和训导全力地撞向尤里·安德列耶维奇。
他清清楚楚地看透了他们满腔激昂的动因、他们左右摇摆的同情和他们推论的结构。然而他却不能对他们说：“亲爱的朋友们啊，你们和你们所代表的圈子，还有你们所敬爱的声名显赫的名字和拥有声望的才华和艺术，是多么的平庸无为啊。在你们的身上有且仅有的闪光点就是你们跟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并且认识我。”但是怎么能对朋友们如此地坦白呢！为了避免伤到他们的心，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恭顺地听完了他们的训导。
杜多罗夫不久前服满了他第一次被流放的刑期，从流放地回来了，恢复了他暂时被剥夺的权利，还获得批准恢复自己的报告会，并在大学任职。
现在，他向朋友们倾吐他在流放期间的感受和状况。他同他们讲这些的时候是真诚的，一点儿也不虚假。他的评论并非出于怯懦或外界的推测才说出来的。
他说，他被判决的原因，在监狱里和出狱后人们对他态度的转变，特别是同侦察员的面对面的谈话，那些话使他的大脑异常清醒，政治上受到的再教育，使他眼界大开，作为一个人他成熟了。
杜多罗夫的谈论如此亲近地贴合了戈尔东的心意，全都是因为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他充满同情地向因诺肯季点点头，赞许了他的观点。正是杜多罗夫所说的和感受到的刻板而公式化的东西打动了戈尔东。他把对这毫无新意的感觉的模仿当成了他们之间的共性。
因诺肯季道德高尚的言论符合时代的精神。但正是他们那种假装神圣的规律性和透明度触怒了尤里·安德列耶维奇。不自由的人们总是把自己的奴役生活理想化。这种事发生在中世纪，阴险的人们往往耍弄这一点。苏维埃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神秘主义正是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实在无法忍受的，他们把这看作是最高成就，或者就像当时所说的，当成“时代的最高精神限度”。尤里·安德列耶维奇忍受着朋友们的谈论和产生的这种感觉，以免同朋友们争吵。
让他感兴趣的完全是另外的一件事，就是杜多罗夫关于博尼法季·奥尔列佐夫的故事的讲述。奥尔列佐夫是因诺肯季一个监狱的难友，他是一个神甫。这个被拘捕的人有个六岁的女儿名叫赫里斯京娜。她所敬重的父亲被捕以及父亲以后的命运对她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宗教人士”、“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这一类词对她来说就是耻辱的污点。也许她已在自己炽热的童心里赌咒发誓，有一天一定要从她慈父名字上洗刷掉这个污点。正是因为这么早就给自己树立了这样的目标，并在胸中熊熊燃烧起不可动摇的决心，这使她成为了一个如孩子般疯狂的追随者，对她所认为的共产主义不容置疑。
“我要走了，”尤里·安德列耶维奇说道，“别生我的气，米沙。屋子里太闷了，街上又热。我都快喘不过气了。”
“你瞧，地板上的通风窗是开着的。对不起，我们抽得满屋子都是烟。我们老忘记有你在的时候不该抽烟。但也不是我的错，都怪这烂房子。帮我再找一间房子吧。”
“我走啦，戈尔多沙。咱们聊得够多了。你们对我的关心，我非常感谢，亲爱的伙伴们。这可不是我想出的怪念头。这是一种病，心血管硬化。心肌壁未老先衰，磨得太薄了，早晚有一天会裂开的。可我还不到四十岁呢。我不嗜酒，生活也不放荡。”
“你为自己的临终唱圣歌还早着呢。真是蠢话。你还得活好久呢。”
“我们这个年纪经常会出现心脏极小规模的溢血。它们不都足以致命。有的时候人们能活过来。这是当下的一种病。我想它的出现和道德上的秩序有关。要求把我们中大多数人引进到被允许被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中。自己的表达日复一日地违背自己的感受，怎么能不影响健康。花大力气为不喜欢的东西费口舌，为给自己带来不幸的东西而感到高兴。我们的神经系统并不是一句无意义的话，也不是臆想。它是由人体的肉体纤维构成的。我们的灵魂在我们的身体里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并住在了这里，犹如牙齿存在于口腔中一样。不能为所欲为地无休止地强制它。因诺肯季，听了你讲了有关你流放的故事、在流放的时候你如何成长以及它给你怎样的再教育而感到心情沉重。这就好像一匹马说自己是如何在练马场上一圈圈地训练的。”
“我替杜多罗夫抱不平。你那只是对人类的语言疏远了而已。你已经不能理解了。”
“也许是这样吧，米沙。可是请你们原谅，无论如何还是请放我走吧。我觉得呼吸困难。我发誓，我一点儿也不夸张。”
“等一下。你这是逃避话题。我们不会放你走的，除非你给我们一个直接坦白的回答。你同意不同意你应当改变一下，改过自新？你打算怎么做？你应该弄清楚你同冬妮娅的关系，同马林娜的关系。她们不是一个虚幻的随意组合起来缠绕在你脑海你的念想，而是活生生的人，是女人，她们有感觉，她们会痛苦。而且，像你这样什么都没做就凭空消失掉是很可耻的。你必须从睡梦和懒惰中清醒过来，振奋起来，改掉毫无根据的高傲。是的，是的，改掉对周围的一切不能容忍的气焰，再去工作，从事医疗工作。”
“好，我回答你们。这段时间我也经常在想，所以可以给你们做某些允诺，我是毫不羞愧的。我认为所有的事都会顺利的，而且会很快解决。你们会看到的，真的，我发誓，所有事情都会好起来的。我想活下来都想得疯了，但活着就意味着要竭力挣扎向前，追求极限，追求完美，并做到尽善尽美。
“我很高兴，戈尔东，你为马林娜辩护，就像你一直以来总护着冬妮娅一样。但要知道我和她们从来没有过纷争，跟她们都没吵过架，跟谁都没吵过。她用‘您’跟我说话，而我用‘你’回答她，为这你起先还指责过我，她用我的父称来称呼我，好像我不为此感到别扭。这些深层次矛盾和不和谐是处于不自然态度的基础之上，但却早已消除，所有的矛盾都缓和了，互相平等。
“我有一个好消息可以和你们分享。我又开始收到从巴黎的来信了。孩子们长大了，在法国同龄伙伴中间也感到完全的自由快活。舒拉马上就要从当地的小学毕业了，他上的是一所初级学校，玛尼娜也要上这所学校。可我完全不了解我的女儿。我也不知为何，我始终相信，一切都将以某种玄妙的方式调解好。尽管他们加入了法国国籍，可是他们很快就要回来了，
“根据种种迹象，岳父和冬妮娅知道了有关马林娜和女孩子们的事。我自己也没有提过这事儿。他们大概是间接地听说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当然觉得侮辱了他慈父般的情感，他为冬妮娅感到难过。这可能就是我们中断了通信五年之久的原因。我刚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有段时间是保持着和他们的通信的。但突然我就没有收到回信了。一切都中断了。
“现在，就在不久前，我又从他们那儿收到了信，收到所有的人信，甚至还有孩子的信。这些信是那么的温暖亲切。不知怎么的他们都心软了。可能冬妮娅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了个新男友，愿上帝保佑她。我也说不清。我有时也给他们写信。可是，现在我确实不能再待下去了。我走了，不然我一定会因为呼吸困难而死的。再见。”
第二天早上，半死不活的马林娜跑来戈尔东家。家里没有人帮她照看孩子，她把最小的克拉什卡紧紧地裹在被子里，用一只手把孩子搂在胸前，另一只手拉着站在那儿不肯进来的卡帕卡。
“尤拉在您这儿吗，米沙？”她问道，仿佛不是她自己的声音。
“难道他没有回家过夜？”
“没有。”
“那他肯定在因诺肯季那儿。”
“我已经去过那儿了。因诺肯季到学校上课去了。可那里的邻居认识尤拉。他没到过那儿。”
“那他去哪儿了呢？”
马林娜把被裹着的克拉什卡放在沙发上，便歇斯底里地发起飙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