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沙·戈尔东和他的父亲从奥伦堡过来，就在火车上的一间二等车厢里。米沙今年十一岁，上中学二年级，长着一双黑黑的大眼睛。因为父亲调到莫斯科工作，于是他们举家搬去那里，米沙也转去那里的学校继续学习。妈妈和姐妹们已经先行到了莫斯科，正忙着布置新居。
他们已经在火车上呆了快三天了。
天空中飘着一团一团的灰白色的云朵，就像是被太阳刷上了石灰，俄罗斯、田野、草原、城市和村庄都从车窗外一一掠过。大路上行驶的车辆来来往往，慢吞吞地拐向铁道口，在飞驰的列车上看出去，只看见马儿在原地踏着步，车辆都停止。
要是停在大车站，乘客们就会急急忙忙冲向小卖部。太阳从西边斜照过来，阳光穿透过车站花园的小树林，给乘客们匆匆的脚步，还有车厢下的车轮都洒下斑驳的光影。
世间所有的人在独立活动的时候，都是头脑清醒，考虑得当的。但当生活中许多无意识的洪流汇集在一起时，人们就会变糊涂了。人们为了自己所关心的切身利益而每日重复机械的劳作和忙碌。如果不是有一种最高尚的，最淡定的超脱感在调节的话，这种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作用也没有什么影响。这种超脱感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来自于对彼此新信任的坚定信念，来自于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指的就是事物诞生或灭亡的这片土地，或者是被称为天堂或者是历史的地方，又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
这个男孩的悲伤和沉痛，对于这个法则来讲，就是个例外了。他始终摆脱不了莫名的忧郁，已经对一切都毫不在乎，即使这样他也没有给他减轻一丝的忧郁，没办法让他变得高尚起来。他非常清楚自己身上有种与众不同的特性，可以随时敏锐地察觉到忧虑侵蚀他身上的征兆。这让他很恼火，觉得自尊被伤害了一样。
从他记事起，他就觉得奇怪。有很多人，无论是从体貌特征，还是从语言和习惯上来看，都和大家并无太大差别，却始终不能称为和大家一样的人，始终遭到别人的嫌弃和鄙视，而只能得到少数人的欢迎。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生来就低人一等，不管他怎么努力地改正和完善自己，也永远无法改变处境。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他生存在这个世界又是为了什么？这个称谓只会为他们带来伤痛，对于其他的一切都是毫无用处，他们不会因此得到什么补偿，也不会得到什么为自己解释辩护的机会。
每次向父亲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父亲老是会说他不应该这样去判断事物，说他的出发点非常荒谬。可父亲却没办法回避，因为他又提不出让米沙觉得有深度的想法，不得不低头沉默。
米沙渐渐地对成年人充满了蔑视，除了自己的父母。他认为成年人总是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最后却又无法收拾。他相信，他长大以后一定会搞清楚这一切的。
就拿刚才说吧，谁也不能说当那个精神病人冲到车厢门口的时候，他的父亲不该起身去追的；谁也不能说当那个人用力推开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像跳水一样一头栽倒在路基上的时候不应该停车。
控制刹车杆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人们才会体恤一点，容忍火车不明不白地停下这么久。
谁也不清楚火车为何停了下来。有的说，是因为刹车突然坏了才导致的突然停车；也有的说，火车停在了一个陡坡上，需要一个推力火车头才能继续行驶。这时又传来一个消息，说死者是个身份显赫的人，火车上与他随行的律师，要求到附近的科洛格里夫车站叫上几个证人来做记录。火车司机的助手爬上了电话线杆，看样子检道车已经在路上了。
车厢里可以隐隐地闻到冲洗厕所的臭味，还有一股用沾满油污的脏纸包着的已带着点点臭味的烤鸡的味道。几位两鬓花白的彼得堡太太依旧不停地往脸上涂脂抹粉，用手绢擦着手掌，吱吱哇哇地小声交谈着，尽管她们一个个都被火车头的煤烟熏着，被油脂化妆品弄花了脸，像极了那些茨冈的骚女人。当她们用头巾裹住肩膀，从戈尔东他们的包厢经过的时候，拥挤的车道又成为了她们卖弄风情的地方。米沙觉得她们吱哇着抱怨着什么，从她们开合的嘴形来看，仿佛在说：“哎呀，您说说看，这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可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可受不了这个。”
离路基不远的草地上就躺着自杀者的尸体，那人的前额和眼睛上，像是被画上了一个十字，那是流出的血，已经凝结成一道清晰的黑印。那仿佛不是从他身体里流出的血，而是旁人给贴上去的一贴膏药，一块干泥或者是一片湿湿的白桦树叶子。
看热闹的或者同情的人围在死者的身边，来了一批又一批。这个高大健壮的男人就是他的朋友，是个律师。他快热疯了，不停地用手中的帽子扇着风，身上的衬衫全被汗水浸湿了，就好像一头被裹着的困兽。对于任何人的询问，他都爱理不理地耸耸肩膀，甚至都不转过身来，说道：“太清楚不过了，就是个酒鬼。这就是发酒疯的下场。”
有个女人到尸体面前来了三次。她有些消瘦，身穿着一条毛料连衣裙，头上戴着镶花边头巾。她叫季韦尔辛娜，是个老寡妇，也是两个火车司机的母亲。她和两个儿媳妇免票坐在三等车厢。那两个女人非常安静，头巾裹得低低的，一声不响地跟在她的后面，特别像修道院里院长带着两个修女。周围的人都被她们的气场所震撼，不约而同地为她们让出一条道来。
季韦尔辛娜的丈夫死于一场火车事故的大火。她停在了离死者还有几步远的地方，在那儿穿过人群，反而能看得更清楚些。她叹了一口气，好像对两起事故作了比较。“每个人的命都是天注定的，”——她似乎这样说道，“天要是让他有什么傻念头，想躲都躲不开的。好好的富贵生活不享受，却跑到这里来发疯。”
火车上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来过尸体这里了，只是担心丢了自己的东西，这才又到车厢里。
乘客们跳下车，到路基上活动活动，舒展舒展筋骨，摘几朵可爱的野花，或者轻松地小跑几步。这个时候他们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能来到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似乎应该归功于这次意外的停车。如果不是发生这不幸的事，眼前这片凹凸不平的沼泽草地，这条宽阔的小河，还有对岸高高的教堂和漂亮的房子，仿佛根本就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一样。
就连那太阳，看上去也像是当地特有的，略带着黄昏的羞涩，照耀着路轨旁发生这一切的场景，仿佛在悄悄地向它靠近，犹如附近放牧牛群中的一头小牛，走到路基跟前，向人群张望……
米沙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惊呆了，先前还因为怜悯和惊吓哭了起来。在长途旅程中，这个自杀者来过他们车厢好几次，每次都是一连几小时地和他的父亲交谈。他说，心灵的纯洁美好，尘世的感悟体会，是最让人向往和追求的。他还向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咨询了一些法律上的细节问题，还有关于期票、馈赠、破产、伪证的诉讼问题。
“啊，原来是这样。”他对于戈尔东的解释表示惊讶，“——您所说的和我的律师说的完全不同，您说的都是相对宽大仁慈的法令，而我律师对这些的看法就要悲观得多了。”
等到这个神经质的人冷静下来，他的律师都会从头等车厢过来，带他到餐车去喝香槟。这就是那个律师，他身材魁梧，脸刮的很干净，衣着打扮十分考究，态度十分傲慢，带着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站在死者身边。让旁边的人都觉得：他的委托人可能经常都情绪激动，这好像正合乎他的心意。
听父亲说，死者是个大有来头的富翁，为人和善，也是一个已经失去了一半自控能力的精神教徒。在米沙面前毫不忌讳地说起和米沙同龄的儿子，还有他已故的妻子，甚至还说到同样被他抛弃了的第二个家庭。说到这儿，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一脸惊恐，面色苍白，连话都说得颠三倒四的了。
他非常喜欢米沙，这种怜爱让人觉得无法解释，也许是对某人的怜爱的寄托吧。每到一个大的车站，他都会跑到头等车厢，那儿有书摊，还可以买到玩具和当地的纪念品。
他不停地喝酒，不停地抱怨着，自己已经两个多月不能睡觉了，只要酒劲儿一过，即使很短的时间里，也要忍受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就在他自杀前最后一分钟，他还跑到他们车厢，一把握住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的手，似乎想要说点什么，但又最终没有说出口。接着转身跑到车厢台上纵身跳了下去。
米沙翻看着死者最后送给他的小礼物，那是木箱子里装着的一套乌拉尔矿石标本。旁边的一条道上驶来一辆检道车，顿时周围的一切都开始震动。一会儿一个头戴制服帽的侦察员，一个医生和两名警察从那车上跳了下来。接着就传来了他们打着官腔谈公事的说话声，提了几个问题并且做了笔录。列车员和几个警察一起往路基上拖尸体，脚下不住地在沙地上打滑。不知是哪个妇女开始号啕大哭。乘客们被请回车厢。哨笛声响起，火车启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