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炉火烧起来后，医生关上烟道，匆匆忙忙扒了几口饭。饭后他已经支撑不住瞌睡的猛烈攻击了。他倒在沙发上，还没脱衣服便进入了深深地梦乡。他没听见门后和隔壁墙上老鼠那震耳欲聋又肆无忌惮的嘈杂声。他一个接着一个一连做了两个噩梦。
梦里是在莫斯科，他站在一间玻璃门被锁上的房间里，为了证实是否被锁上，他还紧紧地抓住门把手使劲往里拉了几下。门外他那穿着儿童大衣，水手裤，戴着一顶小紧帽的儿子舒罗奇卡敲着门，哭喊着要进来，叫人又爱又觉得可怜。那孩子背后冲出一道水柱，好像是从坏了的自来水管或下水道里涌出来的，哗啦哗啦地溅在他的身上和门上。这种爆水管的事在当时时有发生，或者，也许在这道门外，当真阻挡着一条几个世纪以来汇集在荒野的山区峡谷中的浑浊又冰冷的山洪，此时它正奔腾着直流而下。山崩和从高处落下的流水发出的轰鸣声，把小男孩吓得要死。小男孩的喊叫声淹没在轰鸣里，听不见了。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出了他的口型，他正在喊：“爸爸！爸爸！”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心都碎了。他恨不得一把将小孩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看也不往后看一眼就往前跑。
然而，他却泪流满面，牢牢地拉住上了锁的门，不让小男孩进来，因为他想在那个不是男孩儿亲生母亲的女人面前，保持住自己虚荣的责任感，并且那个女人随时都可能从房间的另一面走进来，于是选择牺牲小男孩。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惊醒了，浑身都是汗，满脸都是泪水。他立刻想到：“我在发烧。我生病了。这不是伤寒。这是一种沉重危险而又很不健康的疲劳，像所有严重的传染病那样，是一种正处于潜伏期的疾病。问题就在于，到底是生命还是死亡占了上风。可我多想睡觉呀！”于是他又睡着了。
他梦见他在一个冬天阴霾的早晨站在莫斯科一条点着灯的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各种迹象：清早街上热闹的景象，第一班电车发出的丁当声，破晓前路灯的光在马路银白色的雪堆上投下的黄色的带状斑点，这些都表明这是莫斯科革命前夕一个冬天的早晨。
他还梦见一个有很多窗户的长条形房间，窗户都朝着一个方向，在离街道不高的地方，大约在第二层楼上，垂挂着接触到地面的窗帘。在房间里，一些旅行的人们摆着各种各样的姿势和衣睡着了。这里像车厢似的乱七八糟，在被油弄污了一大片的报纸上放着一堆残羹剩饭，摆着已经啃光但还没收拾的炸鸡翅膀和炸鸡腿，在地板上还摆着一双双脱下的皮鞋，这都是不久前来做客的亲戚和熟人的鞋，现在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了。女主人拉拉在清晨飞快地围上长罩衫，从这头到那头满屋子悄无声息地来回跑着，匆匆忙忙地张罗。他自己则令人厌烦地紧跟在拉拉身后走着，一刻不停地提平庸而又不合时宜的问题：为什么拉拉一分钟也不愿为他停留。面对他的提问，拉拉还是不停地走动着，只是转过头用困惑的眼神望向他，并用迸发出的天真的无与伦比的清脆笑声来回应着他，这是他们之间仍旧保存着的亲近的唯一神态。这种遥不可及的、冰冷的、有吸引力的神态，他认为比一切东西都要美好，所有的一切跟这相比都会降低身份，丧失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