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来消息，拖儿带母的逃难者还有两昼夜，就赶到了。在狐湾的游击队队员们都在准备着迎接家人，紧接着便转移阵地，准备上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去找帕姆菲尔·帕雷赫。
医生正巧碰到他站在帐篷门口，手里拿着把斧头。帐篷前高高地堆着一堆被他砍下的小桦树，树干上的小枝丫帕姆菲尔还没有砍掉。有一些才刚砍倒，还倒在原处，折断的树枝戳进微湿的土壤里。另一些已经被他拖到不远的地方，向上面堆放起来。树干躺在被压折了有些弹性的枝叶颤悠悠地摇晃着，没碰着地，彼此之间也没挨着。它们仿佛在用双手抵挡砍倒他们的帕姆菲尔，一整堆茂盛的绿色枝干挡住了他进帐篷的入口。
“亲爱的客人久等了，”帕姆菲尔说道，一边解释他为什么砍树干，“帐篷对妻子和孩子们来说太矮了。一下雨就被淹。我想用几根柱子往上撑一撑，就砍了一些白桦。”
“你这么做是徒劳无益的，帕姆菲尔，你想想看，他们会不会让你的家人跟你一起住进帐篷。让那些非军人——妇女和孩子们住在军营里，哪见过这种事？他们会被安排住在大车里然后停在树林边的某个地方。空闲的时候去同他们见上一面，做点事儿，帮帮忙。放他们进军营里的帐篷，我看不见得。可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大家都说，你越来越瘦了，不吃不喝的，也不睡觉？可看上去你没什么不对，只是多了些胡子。”
帕姆菲尔是个高大健壮的汉子，披散着一头蓬松的黑发，还长了一脸大胡子，额头上长着个包，叫人产生他长了两个额头的错觉。由于额骨又粗又厚，像一只环或者一个铜箍箍在他的太阳穴上。这给帕姆菲尔增添了一分凶恶不友善的神色，仿佛他永远都斜着眼睛皱着眉。
革命初期，人们害怕它会像一九〇五年革命那样，唯恐这次革命也是有教养的上层分子历史中的一个短暂的事件，不能深入到底层，也不能在他们当中牢靠地占据一席之地，只有竭尽全力说服群众，鼓吹革命，把他们搅得慌乱惊恐，怒气冲天，让他们不得安宁。
在革命最初的一段日子里，像士兵帕姆菲尔这样的人，不需要任何鼓动，便能够像极端疯狂的野兽一样仇恨知识分子、老爷和军官，成了狂热左派知识分子不可多得的宝贵力量，身价百倍。他们的暴虐被看作是阶级意识的奇迹，他们的野蛮行为则成了无产阶级的坚毅和革命本能的典范。帕姆菲尔的荣誉就是这样巩固起来的。他在游击队的头头们和党的领导者们那儿也有如此的好名声。尤里·安德烈耶维苛却觉得这个阴郁的、反社会主义的大力士是个不完全正常的孬种，因为他冷酷无情，单调乏味，他所从事的事业同污秽的东西又十分亲近。
“咱们进帐篷吧。”帕姆菲尔邀请医生。
“不了，何必呢，我也钻不进去。在外面更好。”
“行啊。听你的。真像是个兽穴。咱们就坐在树干堆上聊一聊吧。”
于是他们便坐上了颤颤巍巍的桦树干。
“都说讲个故事很快，但我的故事却没法一下子讲完。就是三年也说不完。我也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
“那我来试试吧。我跟我老婆一起过日子。我们都很年轻。她料理家务，我下地干活，从不抱怨。后来有了孩子。我被抓去当兵。派往前线。是啊，上了战场。关于那次战争我能给你说些什么呢。这战争你见过，医生同志。再后来革命了。我幡然醒悟。士兵们的眼睛睁开了，看到的不是外来的德国人，而是自己本国人。世界革命的战士，刺刀朝下，从前线回家打资本主义者！等等。这你全都知道，军医同志。还有。又发生了内战。我加入了游击队。很多地方我现在都跳过去不说了，要不永远也结束不了。现在，不知过了多久，或长或短，在这一瞬我看到了什么？他，那个寄生虫，从俄罗斯前线撤走了斯塔夫罗波尔第一和第二兵团，又撤走了奥伦堡的哥萨克第一兵团。难道我还是个三岁小孩儿，什么都不明白？难道我没在军队里干过？咱们的情况不太好，军医同志，咱们大事不妙啦。他这个败类在想什么？他想让一伙敌人急袭咱们，压在咱们头上。他想把咱们包围起来。
“现在老婆孩子都在我这儿。万一他打了胜仗，我们要去哪里才能摆脱他呢？难道他还能明白，他们都是无辜的，这都不关我的事儿？他可不这么看。他会因为我的缘故把我老婆的手捆起来，严刑拷打她，因为我折磨我的老婆孩子，把他们每一个关节、每一根骨头打断的。还能在那儿睡觉吃饭？就算我是铁打的人，也会心烦意乱的。”
“你可真是个怪人，帕姆菲尔。真搞不懂你。没有他们这么多年也过来了，有关他们的消息一丁点儿也没有，也从没伤感过。现在一两天就要同他们相聚了，非但不高兴，反倒为他们的到来哭起丧来。”
“那是先前，可这是现在，大不相同了。该死的白军混蛋要战胜咱们。我说的不是自己。反正我的事业已经完蛋了，都快进棺材啦。看来，这就是我该走的路。可我不能带着我的亲人一起去那个世界去呀。他们会落入恶棍的魔爪。他们的血会被他一滴滴放光的。”
“鬼就是从这儿来的吧？曾经有什么鬼在你面前出现过吧。”
“得啦，医生。我没把所有的事都说给你。没告诉你主要的。好啦，听听这刺人的真相吧。你别刨根问底，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我枪毙过你们很多的兄弟，我手上沾满了老爷、军官、还有不知道什么人的血。人数、姓名我都记不得了。往事就像水一样流走了。但有个顽皮的孩子老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干掉过一个孩子，怎么也无法忘记。我为什么要把那小子杀死呢？他逗我发笑，我笑得停不下来，这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一时糊涂，笑着朝他开了枪。没有缘由。
“那是二月革命的时候。还处在克伦斯基的统治之下。我们造过反。事情就发生在铁路上。给我们派了个鼓动员，是个小毛孩儿，用嘴皮子动员我们冲锋陷阵，让我们战斗到底直到胜利。又来了个立宪民主党人，也是用舌头劝我们党制。就是这么个羸弱的小子。他的口号是战斗到最后胜利。他喊着口号跳上了消防双耳桶，消防水桶就立在车站上。他跳上水桶是想站得高些，好从那儿号召大家投身战斗，可突然脚底下的桶盖翻了，他踩了个空，就掉进水里了。哎呀，太可笑啦。我笑得在地上打滚。想象一下，真要笑死了。哎呀，可笑至极！我手里拿着枪。我哈哈地笑个不停，一点办法也没有。好像他在挠我痒痒似的，难受极了。于是我就瞄准他那个地方开了一枪。我自己也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发生的。就像有人撞了一下我的手。
“这就是我撞见的鬼。每天晚上我都仿佛看到那个车站。当时觉得可笑，现在真可怜他。”
“是在梅留泽耶沃镇，比留奇车站？”
“我想不起来了。”
“跟济布申诺村的居民一块儿造的反？”
“我也记不清了。”
“在东线还是西线？在哪条战线？是在西线吗？”
“好像是西线。很有可能。我记不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