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加利福尼亚是属于墨西哥的,土地属于墨西哥人;后来有一大群衣衫褴褛的、疯狂的美国人蜂拥而来。他们对土地的欲望非常强烈,于是他们就强占了这些地方—霸占了萨特的土地,格雷罗的土地,把他们的领地强占了,分割成许多块。大家吵吵闹闹,争夺了一番,这些疯狂的、饿狼似的人,用枪守住了他们霸占的地方。他们盖起了住宅和谷仓,犁开了土地,种上了庄稼。这些东西都是财产,财产就是主权所有的东西。
墨西哥人都很软弱,而且都吃饱了肚子。他们不能抵抗,因为他们无论对于什么东西都不像那些美国人追求土地那样,有一股狂热的劲头。
日子久了,霸占者就不算是霸占者,都成了主人了。他们的儿女长大了,又在这土地上生儿育女。于是他们原来那种追求耕地、追求水土、追求天空、追求茂盛的青草、追求肥大的薯类的欲望消失了,他们再也没有那种凶猛的、难熬的、急切的渴望了。这些东西他们已经全都有了,因此他们只想忘掉过去的事情。他们再也没有那种揪心的欲望,再也不贪图一英亩肥沃的土地和犁田的犁头,再也不贪图种子和在空中转动的风车了。他们再也不起早贪黑,不再只等天一亮就到田地里去,不再在天还不亮的时候就惊醒过来,倾听困倦的鸟儿首先发出的叽叽喳喳的叫声和房屋四周清早的风声了。这些情况已经变了,收成以美元计算,地价是本钱加上利息,庄稼还没有种下,就有买卖预先成交了。于是歉收和水灾、旱灾都不再是死一些人的问题,而只是金钱的损失了。他们对钱的欲望越大,对土地的爱好就越淡薄,他们当初追求土地的那股凶劲也由于追求利息心切而减退了,于是他们不再是庄稼人,而只是买卖农产品的小老板,他们成了一些小生产者,必须预售产品,才能进行生产。这么一来,那些不善做买卖的庄稼人就把他们的土地输给那些精明的老板了。无论你多么聪明,无论你多么爱你的土地和庄稼,如果你不会做买卖,那就不能幸存。日子久了,商人就成了土地的主人,农场越来越大,数目却越来越少了。
于是农业变成了工业,土地的业主们采取了罗马的办法,虽然他们并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们从国外运来奴隶,虽然他们并不把他们叫作奴隶,有中国人、日本人、墨西哥人、菲律宾人。商人们说:“那些人吃大米和豆子,他们的需要不大。他们如果拿到太多的工资,也不知怎么处置。嗐,你看他们怎么过日子吧,看他们吃什么东西吧。如果他们不老实,那就把他们驱逐出境好了。”
年年月月,农场越来越大,土地的业主们越来越少。守在农村经营庄稼的农户简直少得可怜。从国外运来的农奴挨打挨饿,受着恐吓,终于有些人回老家去了,有些人变得很凶,结果被人打死或是驱逐出境了。农场还是越来越大,土地的业主们却越来越少。
农作物也起了变化。原来种粮食的地方改种了果树,低地上种了蔬菜,供应世界各地,有莴苣、卷心菜、菊芋和马铃薯—这些都是要弯着腰种植的作物。农民使用镰刀、耕犁和草耙的时候,都可以站着干活,但是他在成行的莴苣之间却只能像甲壳虫似的爬行,在成行的棉花之间只能弯着腰,拖着那长口袋走,在卷心菜地上只能像一个苦行者似的跪着走。
后来土地的业主们再也不在农场工作了。他们在纸上经营农场:他们忘记了土地,忘记了它的气味和感觉,他们只记得自己是土地的业主,只记得他们的盈亏。有些农场大得出奇,竟至无法想象它们的大小,需要一组一组的簿记员计算利息和盈亏;需要许多化验员化验土壤,增添肥料;需要一些工头监视那些弯着腰干活的人是否卖尽气力,在那些农作物的行列中拼命地迅速走动。于是这些农场主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做买卖的老板,开着一家店铺。他付工资给干活的人,卖食物给他们,又把钱收回来。过些时候,他们干脆就不付工资,连账也不要记了。这些农场用赊账的办法供给食物。工人可以靠干活吃饭,等他把活干完了之后,他也许会发觉他反而欠了公司的账。业主们不但不在农场工作,他们还有许多人根本就没有看见过自己所拥有的农场。
于是失去土地的农民都被吸引到西部来了—有从堪萨斯来的,有从俄克拉何马来的,有从得克萨斯来的,有从新墨西哥来的,还有从内华达和阿肯色来的许多人家和一伙一伙的人,他们都是被风沙和拖拉机撵出来的。一车一车的人,一个一个的车队,大家都是无家可归,饿着肚子,两万人,五万人,十万人,二十万人。他们饿着肚子,焦虑不安、川流不息地越过高山。他们都像蚂蚁似的东奔西窜,急于找工作—无论是扛,是推,是拉,是摘,是割,什么都干,无论多重的东西都背,只为了混饭吃。孩子们饿着肚子。
“我们没有地方住。像蚂蚁似的到处乱窜,要找工作,混饭吃,最要紧的是找耕种的土地。”
“我们不是外国人。祖先已经有七代是美国人了,在那以前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英国人、德国人。我们家里有人参加革命战争,还有许多人参加过南北战争—南北两方都有。都是美国人。”
他们是饥饿的,他们是凶暴的。他们原来希望找到一个安身之所,结果却只遭到仇恨。俄克佬—业主们恨他们,因为业主们知道自己是软弱的,而俄克佬却很刚强,他们自己吃饱了,而俄克佬却饿着肚子。业主们也许听见他们的祖先说过,只要你凶暴、饥饿而又有了武装,就很容易从一个软弱的人手里把土地夺过去。总之,业主们是恨他们的。在城市里店主们也恨他们,因为他们花不起钱。最容易遭到店主轻视的无过于这种人,他们是最难得到店主的好感的。城市里的小银行家也恨俄克佬,因为他们从这些人身上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是一无所有的。劳动人民也恨俄克佬,因为饥饿的人必须找工作,既然他必须找工作,非工作不可,老板就自然会把他的工资压低,结果就使别人也无法多得工资了。
被剥夺了土地的流民都向加利福尼亚蜂拥而来,二十五万人,三十万人。他们后面又有新的拖拉机开到耕地上去,把佃农们撵走。于是又掀起一股一股新的浪潮—被剥夺了土地的、无家可归的人的浪潮,那都是些由于遭了苦难而变得坚定的、专心致志的、危险的人。
加利福尼亚人需要许多东西:他们需要发家致富,需要成名,需要娱乐和奢侈,还需要一种奇怪的银行保障,而这些新来的野人却只需要两种东西—土地和食物。对他们说来,这两种需要其实只是一种。一方面,加利福尼亚人的需要是模糊不清的;而另一方面,俄克佬的需要却是在路旁摆着,能使他们看见,能引起他们的欲望的,那就是绿油油的肥沃的田地,地下有水可以挖得出来,土壤是松软的,拿到手里一捏就能捏碎,还有青草发出清香的气息,燕麦秆拿到嘴里一嚼,嗓子里就感到一股强烈的清甜味道。谁要是看看一片休耕的田地,就会心中有数,知道他自己那弓着的背和使劲的胳膊可以把卷心菜种出来,还可以种粮食、大头菜和胡萝卜。
一个无家可归、饥肠辘辘的人开着车在路上走着,带着他的妻子坐在他身边,瘦小的孩子们坐在后面的座位上,他看到那些休耕地,就会觉得它可以出产粮食,不会想到它能盈利,这个人就会想到一片休耕地不顾那些瘦小的孩子们的死活,真是一种罪过,荒废的耕地更是罪大恶极。这样的人开着车在路上走着,就会受到每一块土地的诱惑,心里不由得产生一种欲望,想把这些地据为己有,使它们长出东西来,给他的孩子们长点儿气力,使他的妻子获得一点儿享受。这种诱惑经常在他眼前。那些田地刺激着他,田地的沟渠里有很好的水畅流着,那对他也是一种刺激。
到了南方,他又看见金黄色的橙子在树上,小小的金黄色橙子在那深绿色的树上垂着。背着鸟枪的看守在界线上巡逻,不许任何人摘一只橙子给他那瘦小的孩子吃,而这些橙子如果卖不出大价钱,是要被大批丢弃的。
他把他那辆破汽车开到市镇上。他到各处农场去东奔西跑,寻找工作。
“我们到什么地方过夜呢?”
“,河边上有胡佛村,那里有一大批俄克老乡呢。”
于是他把他那辆破汽车开到胡佛村。以后他就不用再探询了,因为每个市镇的附近都有一个胡佛村。
那破破烂烂的村镇是紧靠着水边的,大家住的是帐篷,或是草盖的棚子,纸壳做的房子,乌七八糟的一大堆。那个人把他的一家人带到这个村子里,成为胡佛村的居民—这种村子一律都叫作胡佛村。新来的人尽量在离水近的地方支起帐篷,如果没有帐篷,他就到市镇上的垃圾堆那里去找一些旧纸板来,盖一所硬纸壳的房子。一下雨,这种房子就会泡得稀烂,被雨水冲走。他在胡佛村住下来,再到乡下去东奔西跑地找工作,他手头那一点儿钱就在找工作的时候买汽油花掉了。到了晚上,男人们都聚在一起谈天。他们蹲在地上,谈着他们所见到的土地。
“这地方的西边足有三万英亩地呢。都是闲着的。哎呀,那些地我只要有五英亩,就有办法了!他妈的,那我就什么吃的东西都有了。”
“有件事情你注意了吗?农场上没有种菜,没有养鸡,也没有喂猪。他们只种一样东西—比如说,棉花,或是桃子,或是莴苣,另外一个地方就光养鸡。他们可以在门口种的东西,却偏要花钱去买。”
“唉,我要是有两口猪,那可就有办法了!”
“嗐,那不是你的,你反正弄不到手。”
“我们怎么办?像这样下去,孩子们是长不大的。”
在停宿的地方,有人低声地传说,沙夫特那里有工作。于是大家在夜里把卡车装载起来,公路上拥挤不堪—大家像抢着去淘金似的跑去找工作。到沙夫特的人简直成了堆,比干活所需要的人多了五倍。他们为了找工作急得发疯,于是都在夜里偷偷地跑开了。沿途到处都是诱惑,到处都有可以出产食物的土地。
“那是有主的。那不是我们的。”
“,我们也许可以弄一小块来种吧,也许可以弄到一小块。那边不远就有一块地,现在长着曼陀罗。哎呀,我在那一小块地上种上土豆,就足够养活我全家的人!”
“那不是我们的地。只好让它长曼陀罗。”
偶尔有人试一试,跑到那块地上,拔掉一片曼陀罗,像个小偷似的,希图从那土地上偷到一点儿财富。于是曼陀罗丛中隐藏着秘密的菜园。一包胡萝卜籽和几只大头菜种。再种上土豆皮,夜里偷偷地溜出去,把那块偷来的地锄一锄。
“让周围的曼陀罗长着吧—那就没有谁看得见我们在干什么了。中间也要留一些曼陀罗,要留又大又高的。”
夜里秘密地种菜,用一只锈了的铁皮桶提水去浇地。
后来有一天来了一个警官。“喂,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并没干什么坏事呀。”
“我早就盯着你了。这不是你的地!你侵占了别人的地。”
“这块地没有犁过,我并没把它弄坏。”
“你们这些擅自占地的家伙真可恶。再过些时候,你就会把这当成你自己的地了。你会凶得要命,以为这是你的地。快滚蛋吧。”
于是那些刚出土的胡萝卜小绿叶尖子被他一脚踢掉了,那些大头菜叶子被他践踏了。随后曼陀罗又向原处蔓延过来。但是那位警官倒是说得不错。只要种上庄稼—,那就产生主权了。锄开了地,种出胡萝卜来吃了—那么这个种地的人就可能会为了这块供给了食物的土地而斗争。“快把他赶走吧!他会以为这是他的地。他甚至可能为了这块曼陀罗当中的菜园,不惜牺牲性命斗争呢。”
“我们把那些大头菜踢掉的时候,你看见他的面孔了吗?嗐,他只要望一望我们,就会要杀人。我们非镇压这些人不可,要不然他们就会把这一带全部强占了。他们会把这一带全部强占呀。”
“都是些外州人,都是些异乡人。”
“当然,他们和我们说的是一样的话,但是他们毕竟不同。看看他们怎么过日子吧。你想我们这些人会有谁像那样过活吗?见鬼,不会有的!”
夜里大家又蹲下来谈天。有一个人激动地说:“我们二十个人为什么不占一块地?我们有枪呀。我们把它占下来,对他们说:‘有本事就把我们赶走吧。’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干?”
“那他们就会开枪把我们打死,像打老鼠似的。”
“喂,你愿意怎样,想死还是想活着?愿意埋在地下,还是住在麻布袋做成的屋子里?你的孩子们也有两条路,你是愿意叫他们现在就死,还是再活两年,害所谓营养不良的病死去呢?你知道我们整个星期吃的是什么?煮荨麻叶和煎面团!你知道我们是从哪儿弄来的面粉做面团吗?是打扫货车扫来的。”
他们在停宿地谈着话,那些肥屁股的警官腰上挂着枪,从他们的帐篷当中大摇大摆地走过。“别让他们胡思乱想,得叫他们规规矩矩才行,否则天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唉,天哪,他们真是可怕,就像南部的黑鬼子一样!他们只要凑到一起,那就没法子制服他们了。”
有这么一个例子:劳伦斯维尔有一位警官驱逐了一个擅自占地的家伙,那家伙抵抗起来,使得警官不得不用武力。那个擅自占地的家伙有一个十一岁的儿子,用一支0.22英寸口径的步枪把警官打死了。
“真是些毒蛇!对他们可千万不能麻痹大意,他们要是不服,你就先开枪。连孩子都能把警官打死,大人还得了?只好比他们更凶一点儿才行。狠狠地对待他们。吓唬他们。”
“他们要是不怕又怎么办?他们要是抵抗起来,开枪对打呢?这些人从小就使惯武器了。有了枪,他们就胆大了。他们不怕怎么办?假如有一天,他们像伦巴底人侵略意大利、日耳曼人侵略高卢、土耳其人侵略东罗马帝国那样,一大队人马开到我们这一带来,那怎么办?他们是一群急于得到土地的亡命之徒,都带着旧式武器,多少人也挡不住。屠杀和恐吓都没有挡住他们。一个人不但自己的肚子饿极了,他那些倒霉的孩子们也饿得要命,那你怎么能吓唬得住他?你吓唬不了他的—他知道有一种恐惧比什么都可怕呢!。”
胡佛村的人们谈论着:“爷爷就是从印第安人手里把土地夺过来的。”
“,这可不对。我们现在是在这里谈话呀。你谈的是偷的问题。我可不是小偷。”
“不是?前天晚上你还从人家门道里偷过一瓶牛奶。你还偷过一些铜丝,卖掉了买肉吃呢。”
“不错,可是孩子们肚子饿了呀。”
“不管怎样,反正总是偷吧。”
“你知道费尔菲尔德大农场是怎么弄到手的吗?我告诉你吧,那全是官地,可以占来用的。老费尔菲尔德到旧金山去,跑到酒店里,找到三百个酒鬼。这些酒鬼把那块地占住了。费尔菲尔德给他们东西吃,给他们酒喝,等他们把那块地占定了,确定了主权,老费尔菲尔德就从他们手里夺过来了。他常说他那块地每英亩花了他一品脱劣酒的代价。你说那也算是偷吗?”
“,那倒是不对,可是他并没有为这件事坐牢呀。”
“没有,他没有为这件事坐牢。有人把一只船放在大车上,硬说他坐的是船,仿佛那船是在水里似的—他也没有坐牢呀。还有那些贿赂国会议员和州议会的人也没有谁坐过牢。”
全州各地的胡佛村里,人们都在叽叽喳喳地闲聊着。
然后就有警察来驱逐他们—武装的警官们突然袭击这些难民的居留地。“滚开吧!这是卫生部的命令。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有碍卫生。”
“我们上哪儿去呢?”
“那我们管不着!我们奉命来把你们从这里赶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就要放火烧掉这些棚子了。”
“这一带有斑疹伤寒在流行,你们难道要叫它到处传染吗?”
“我们奉命来赶你们走。喂,快走吧!过半个小时,我们就要烧掉这个地方。”
过了半小时,那些纸壳房子和茅草棚冒起了浓烟,冲向天空,人们坐上汽车在公路上奔驰,要寻找另一个胡佛村。
同时在堪萨斯和阿肯色、在俄克拉何马和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各地,拖拉机还在开到农场里,把佃户们赶出来。
加利福尼亚已经来了三十万人,而且还有更多的人要来。加利福尼亚的路上挤满了这些急得发疯的人,他们都像蚂蚁似的到处乱跑,要找活干,无论是拉,是推,是扛,只要是工作就行。一个人扛的东西,有五双胳膊伸出来接;一个人吃的东西,有五口人张开嘴来要吃。
那些大业主在骚乱中难免要失去他们的土地,他们懂得历史,有读历史的眼光,懂得这么一个大道理:财产集中在太少的人手中时,就会被人夺去。还有一个连带的事实:大多数人到了饥寒交迫的时候,他们就会用武力夺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还有一个自古以来的历史上早已证明的小小的事实,也在尖声叫喊:镇压的结果必定徒然加强被镇压者的力量,使他们团结起来。大业主们忽视了历史上的这三种呼声。土地越来越多地落入少数人手中,被剥夺土地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大业主们竭尽全力,进行镇压。他们花了许多钱买军火和毒气来保护他们的大产业,还派出许多暗探到各处去侦察叛乱的阴谋,企图把它扑灭。经济的变化没有人理会,变化的计划没有人顾到,他们考虑的只是摧毁叛乱的方法,而叛乱的原因却无人深究。
使人失业的拖拉机、代替人力运输的输送工具、生产的机器,全都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公路上流亡,他们都要从那些大片的地产上寻找面包屑,眼巴巴地对路旁的土地怀着欲望。大业主们组织了联合会来保护他们的产业,他们开会讨论办法,要采取恐吓、屠杀和施放毒气的手段。同时他们经常会害怕一个领头人—如果三十万人在一个领袖之下行动起来,那就一切都完蛋了。三十万人饿着肚子,穷得要命,如果他们觉悟起来,这些土地就会变成他们的了,全世界的一切毒气和枪械都挡不住他们。大业主们因为有了那些产业,便丧失了人的理智,一方面太胆大,一方面又太胆小,于是他们就奔向毁灭的路,用尽一切镇压的手段,最后无非使他们自己归于毁灭。他们采用暴力,袭击胡佛村,派警官到那破烂的居留地大摇大摆地巡逻,他们用一切手段对付那些难民,结果是每一次行动都只能使他们自己毁灭的日子推迟一点儿,同时却使那无可逃避的下场更加肯定了。
男人们蹲在地上,他们都是些神色坚定的人,个个都饿瘦了,却又由于拼命在饥饿中煎熬而变得很强硬,眼睛里满含愤怒,一副咬牙切齿的神气。而那肥沃的土地就在他们身边。
“你听说下面第四个帐篷里那个孩子的事了吗?”
“没听说,我刚来。”
“嗐,那孩子睡着老在哭,老在打滚。他家里的人以为他肚里有虫。所以他们就给他吃了打虫的药,他就死了。这孩子害的病,人家管叫‘黑舌头’。那是因为没有好的食物吃才害的。”
“可怜的小家伙呀!”
“唉,他家里的人没钱埋他,只好埋到贫民公墓里去。”
“,见鬼。”
于是大家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些小银币来。那座帐篷前面堆起了一些银币,越堆越高。那家人发现这堆钱了。
我们的人民是善良的;我们的人民是仁慈的。愿上帝保佑,将来总有一天,好心肠的人们不会都过穷日子。祈祷上帝保佑,总有一天,孩子能有东西吃。
业主们的联合会知道,将来总有一天,祈祷终于会停止的。
那就一切都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