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地里毫无掩蔽，我必须十分小心，要选择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教堂正门那面，一边是坟地，前面是门廊，门廊两头都有墙挡着。我犹豫了一下，由于一种自然的反感，我不愿意隐藏起来，然而，为了进行观察，又非隐藏着不可，于是我决定走到门廊上。廊上每一边尽头的墙上都开了一个小窗。从一边的小窗里可以望到边上盖有教堂司事住的小屋的那片凿石场。我前面走廊的进口正对着一片空荡荡的坟地、一堵石头矮墙和一溜荒寂的棕色小丘，日落时，层云在飒飒劲风中低沉地浮过小丘上空。看不见一个生物，听不到一点声音——没有鸟在我附近飞过，没有狗在教堂司事的小屋子里发出吠声。浪涛呆板地拍打着海岸，间歇中只听见坟旁的矮树凄凉地沙沙作响，溪水流过石底，传来清冷轻微的呜咽。那是一片凄凉的景象，也是一个凄凉的时刻。我躲在教堂门廊里，数着黄昏的每一分钟的消逝，心情很快地低沉下去。
那时天还没有昏暗，落日的余辉仍旧淹留在空中，我独个儿守望了不到半小时，就听见了脚步声和人语声。脚步正从教堂另一面移近，那人语声是一个妇女在说话。
“你别为那封信担心啦，亲爱的，”那声音说，“我已经很稳妥地把它交给了那个小伙子，他一声不言语就把它接过去了。后来我们两人各自走开了，并没有人跟踪我——我可以向你保证。”
这几句话引起我的注意，我急切盼望着事态的发展，紧张得几乎感到痛苦。接着是一阵沉默，但那脚步声仍在移近。又过了一会儿，两个人，都是女的，在门廊小窗口我可以看见的地方走过去。她们笔直走向那座坟，所以是背对着我的。
一个女人戴着围巾帽，围着围巾。另一个披着深蓝色旅装长斗篷，把兜帽罩在头上。里面的衣服在斗篷下边露出了几寸。我的心急剧地跳了起来，因为注意到了那颜色——那是白的。
走到教堂和那座坟的大约正当中，她们停下了，披斗篷的女人向她的伙伴扭转了头。但是她的侧影（这时如果她是戴的头巾帽，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却被兜帽张开着的僵硬的边儿遮住了。
“千万披好了这件舒适暖和的斗篷，”说话的仍是我刚才听见的声音——那个围围巾的女人的声音。“托德太太说的对，她说你昨儿穿着一身白衣服太显眼了。你待在这儿，我去走一会儿再来，不管你怎样想，我可是不喜欢坟地。赶我回来之前就把你要做的事做好了，咱们必须趁天黑前回去。”说完了这话，她扭转身向回走，这一次却是面对着我走过来的。她是一个已过中年的妇人，粗碜碜的褐色面宠显得很健康，毫无奸刁或可疑的神气。
她走近教堂，停了下来，把围巾裹得更紧一些。
“真古怪呀，”她自言自语，“打我记得她的时候起，她就是这样任性，这样古怪呀。可是，她真善良——可怜的人儿，像小孩一样善良啊。”
她叹了口气，紧张地向坟地里四面望望，摇了摇头，仿佛很不高兴看那凄凉的景色，然后在教堂犄角后面消失了。
我迟疑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应当跟上去和她谈话。由于十分急着要去见她的伙伴，最后我决定不去和她谈话了。如果要见这个围围巾的妇女，我尽可以在坟地附近等她回来（但是，看来她不大可能为我提供所要知道的事实）。传递那封信的人并不重要。这件事的中心人物，唯一能够提供事实的，倒是写那封信的人，而我深信写那封信的人就在我前面坟地里。
正当这些思潮涌进我脑海中时，我看见披斗篷的女人走近那座坟，站在那里向它注视了一会儿。接着她向四周望了望，从斗篷里掏出一块白亚麻布（又好像是一块手帕），向旁边的溪水转过身去。小溪从墙根下一个小洞里流进坟地，弯弯曲曲绕过去几十码远，再从另一个相似的洞里流出去。她在水里浸湿了布，回到了坟旁。我看见她吻了吻那白十字架，然后在碑文前跪下，用那块湿布擦干净它。
我考虑了一下，应当怎样露面才可以尽量少惊吓她，最后我决定越过面前的那道墙，在外面绕过去，然后再从靠近那座坟的墙阶走进坟地，这样就可以让她看见我逐渐走近。她只顾聚精会神地做她的事，一直等我跨过墙阶，她才听见我走近的声音。这时她抬头一看，惊讶得立起身来轻轻地喊了一声，吓得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对着我。
“不用害怕，”我说，“您肯定还记得我吧？”我刚说到这儿就停下了——接着又很斯文地向前走了几步——接着又停下来——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向前移，最后走近她身旁。如果以前我还有一些怀疑的话，现在可以完全肯定了。说来也可怕，瞧这张脸，这会儿在费尔利太太坟前对着我的，正是那天夜里在大路上对着我的那张脸呀。
“您还记得我吗？”我问，“我们那天很晚的时候遇见了，是我帮助您去伦敦的。您肯定没忘记那件事吧？”
她的神情缓和下来，她深深地舒了口气。我看到，由于认出了我而焕发的生气，慢慢地使那因恐怖而变得死一般僵硬的脸重新灵活起来。
“暂时别急着和我谈话，”我接着说。“先定一定神——先认清楚我是您的朋友。”
“您待我非常好，”她嘟哝道，“现在仍旧和上次一样好。”她不再往下说了，我也不开口了。我不但要让她有时间恢复镇静，也要为自己拖延时间。在凄凉暗淡的黄昏的光影中，那个女人和我又一次相遇；我们之间隔着一座坟，我们身旁都是死者，四面环绕着荒凉的小丘。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黄昏静寂中这片凄凉的低凹地上，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面站着；想到我们两人即将交谈的偶然的几句话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大事；想到劳娜·费尔利的整个前途，是吉是凶，可能都将取决于我这一次的成败，看我是将赢得或将丧失这个站在她母亲坟旁发抖的可怜的女人的信心：想到这一切，我就很可能失去镇静和自制力，然而我的成功与否又完全要靠这种镇静与自制力。当时我觉察出，我正在竭力施展自己的一切机智，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最好地利用这一点时间去进行思考。
“这会儿您镇静些了吗？”我一想到现在又该开口，就立即接下去说，“您和我谈话的时候，能不再害怕我，不忘了我是您的朋友吗？”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她问，并不理会我对她说的话。
“您不记得，我们上次遇见的时候，我曾经说要去坎伯兰吗？后来我就到坎伯兰来了——一直待在利默里奇庄园里。”
“利默里奇庄园！”她重复这句话时，苍白的脸上闪出光辉，转动着的眼睛突然露出感兴趣的神情紧瞅着我。“啊，您多么幸福啊！”她说时急切地注视着我，看来原先的疑惧完全消失了。
我利用她对我刚恢复的信心，仔细去看她那张脸（为了慎重起见，我刚才一直克制着自己，绝不露出好奇的神情紧盯着她看）。这样瞧着她，我就清楚地回忆起：在那月光下的草坪上我怎样看到另一张可爱的脸，怎样预感到不祥，而联想起了现在的她。当时我是在费尔利小姐脸上看出她和安妮·凯瑟里克如何相似。这会儿我是在安妮·凯瑟里克脸上看出她和费尔利小姐如何相似——而且更加清楚地看出了，因为我不但看出她们相似的地方，而且看出她们不相似的地方。面部的一般轮廓，五官的相互配称，头发的颜色，唇边微显紧张和迟疑的神情，身材的高矮肥瘦，头部和身体的姿态：在这些地方，相似的程度要比以前所看出的更使我感到惊讶。但是，相似之处到此为止，此外就是种种不同的地方了。费尔利小姐的柔媚的姿容，明亮的眼睛，光润的皮肤，鲜艳的嘴唇，都是现在我面前这张枯槁憔悴的脸上所看不到的。尽管我恨自己不该去想那些事，但是一瞧面前这个女人，我就不禁想到：只要将来发生一次不幸的变化，就会使我现在看到尚存有差异的地方也变得完全相似了。如果有朝一日悲哀和苦难在费尔利小姐青春娇美的脸上留下了它们的痕迹，那时候（也只有那时候）她和安妮·凯瑟里克就会变成一对天然相似的孪生姊妹，两个一模一样的影子。
我一想到这里就打了个冷战。我想到，在莫名其妙地使人疑虑的渺茫的未来，存在着一件可怕的事物。幸而这时候另一件事打断了我的思路，我觉出安妮·凯瑟里克的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和上一次一样，她的手又是那样突然悄悄地触到了我，记得那天夜里我们第一次遇见时我被它吓得浑身麻木了。
“您是在看我呀；您是在想一件什么事情呀，”她仍旧那样气息急促、口气古怪地说，“是什么事？”
“没什么特殊的事，”我回答，“我只是在猜想，您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是一个好朋友陪我来的。我到这儿刚两天。”
“可是您昨儿就上这儿来了？”
“您怎么会知道的？”
“不过是猜测罢了。”她转过身，又在碑文前跪下了，“不到这儿来，我又到什么地方去呢？”她说，“这位朋友待我比我母亲还要好，她是我要到利默里奇来看望的唯一的朋友。哦，看到她坟上有一点污垢，我的心都痛了！想到了她，我一定要使墓碑永远像雪一样白。我昨儿就开始擦它，今儿一定要来这儿继续擦干净它。难道这件事做错了不成？我希望不会做错了。只要是为费尔利太太做事，那肯定不会是错的！”
显然多年前感恩图报的心情，至今仍旧支配着这个可怜人的思想——她那狭窄的胸怀，自从接受了年轻幸福岁月中最初的印象，分明已经不能再接受其他可以长期保留的印象。我知道，要赢得她的信心，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鼓励她继续到坟地里来从事这项天真的活动。我刚说出她可以这样做，她立刻重新开始动手，轻轻地抚摩着坚硬的云石，就仿佛又回到了已经逝去的童年，又在费尔利太太膝前耐心学习她的功课。
“您如果听到我说，”我尽量小心翼翼地准备进一步问她，“我在这儿见到您，感到又高兴又诧异，那您会觉得很奇怪吗？那天，您坐上马车离开了我，我为您十分担心。”
她赶紧抬起头，疑虑重重地看着我。
“担心，”她重复了一句，“为什么？”
“那天晚上，我们分手后，发生了一件怪事。两个男人驾着一辆马车，在我旁边赶过去。他们没看见我站在那儿，就在离开我不远的地方停了车，去和路对面一个警察谈话。”
她立刻停下了。拿着湿布擦碑文的那只手垂下了，另一只手紧握着坟头上的云石十字架。她慢慢地朝我转过脸，又呆呆地露出那副恐怖中透出迷茫的神情。我不顾一切往下说，因为现在已经来不及把话收回了。
“那两个男人去和警察谈话，”我接着说，“问他看见您了没有。他说没看见；后来一个人又说您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
她一下子跳起，好像我最后这句话招来了那两个追赶她的人。
“等一等，听我把话讲完！”我大声说。“等一等，您这就会知道我是怎样帮助了您。当时我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让那两个人知道您是往哪条路走的——可是，我始终没说。这样我就帮助您逃走了——这样我就使您安然脱险。想一想，想一想吧。请听明白我对您说的话吧。”
我的态度似乎比我的言语更为有力地打动了她。她试着理解我这几句话的意思。这时她显得主意不定，两只手交换着那块湿布，完全像那天夜里我第一次遇见她时那样交换着她那小旅行包。慢慢的，我这几句话的用意打动了她那混乱和激动的心。慢慢的，她的神色缓和下来，她瞅着我，眼光中好奇的神情正在加剧，恐惧的成分迅速消失。
“您总不会认为我应当回到疯人院里去，对吗？”她问。
“当然不会。我很高兴您从那里逃出来了；我很高兴我帮助了您。”
“对，对，您确实帮助了我；您帮助我克服了困难，”她接下去说，显得有点儿茫然，“逃出来还是容易的，否则我就不会离开那儿了。他们对待我，不像对待其他人那样，他们从来不怀疑我。我非常安静，非常听话，很容易被他们吓唬倒。但是，困难的是怎样一路找到伦敦去，您在这方面帮助了我。当时我向您道谢了吗？现在我向您道谢，非常感谢您。”
“那疯人院离开我们遇见的地方远吗？说吧，既然相信我是您的朋友，就告诉我它在哪里吧。”
她说出了它的地址——从那地址可以知道它是一所私人开办的疯人院，是离开我遇见她那个地方不太远的一所私人开办的疯人院——接着，明明是担心我会利用她的答复去做什么事情，她又急着重复刚才的问话。“您总不会认为我应当回到疯人院里去，对吗？”
“让我再说一遍：我很高兴您逃了出来；我很高兴您离开我以后一直很好，”我回答。“您说有个朋友在伦敦，可以到他那儿去。您找到了那个朋友吗？”
“找到了。那时候已经很晚，可是还有一个女仆没睡，在那儿做针线，她帮我唤醒了克莱门茨太太。克莱门茨太太是我的朋友。她是一位忠厚善良的人，当然，不能和费尔利太太相比。啊，谁也比不上费尔利太太啊！”
“克莱门茨太太是您的老朋友吗？您认识她很久了吗？”
“是呀，从前我家住在汉普郡，她是我的街坊；我小时候，她就喜欢我，总是照看着我。前些年，她离开我们的时候，在我的祈祷书里写下了她伦敦的地址，还说：‘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安妮，就来找我好了。没有丈夫干涉我，也没有子女需要我照看，我会当心你的。’话说得多么仁慈，对吗？
我记得这些话，大概就是因为它们说得很仁慈。我能够记得的事太少了，太少了。”
“当时您没有父母照看吗？”
“父亲？我从来就没见过父亲；我从来就没听母亲提到他。父亲？哦，天哪！他大概已经死了吧。”
“那么，您母亲呢？”
“我和她相处得不好。我们只能给对方带来烦恼和恐惧。”只能给对方带来烦恼和恐惧！一听这句话，我就开始怀疑，禁闭她的人可能就是她母亲。
“别问到我母亲的事，”她接下去说。“还是让我谈谈克莱门茨太太吧。克莱门茨太太和您一样，也不认为我应当回到疯人院去；她和您一样，知道了我从那儿逃出来了也感到高兴。她为我不幸的事哭过，叫我千万别让人家知道了。”
她说“不幸的事”。她用这几个字，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以此说明她写那封匿名信的动机？是不是要以此表明许多妇女最普通习见的那种动机：由于自己受了一个男人的骗，所以写匿名信去破坏他的婚事？我决定在尚未继续谈下去之前，首先消除这个疑点。
“什么不幸的事？”我问。
“就是我被关起来那件不幸的事嘛，”她回答时对我的问话确实显得很惊讶，“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不幸的事呢？”
我决定尽可能委婉而耐心地继续追问。现在进行调查时，我每前进一步都必须稳扎稳打，这是十分重要的。
“还有一种不幸的事，”我说，“妇女也会遭遇到，并且会因为那种不幸的事一辈子感到痛苦和羞耻。”
“什么事？”她急切地问。
“遭遇到那种不幸的事，是因为过份天真地相信自己的品德，相信所爱的人是正人君子，”我回答说。
她抬起头朝我望了望，露出儿童般天真的困惑神情。她那张会将任何情感都十分明显地流露出来的脸，这时丝毫没有变色或显出慌乱，完全没有那种内疚的表示。当时她那种表情和神态，比任何语言更能使我深信：我刚才那样推测她写信给费尔利小姐的动机，明明是猜错了。无论如何，这方面的疑点现在可以消除了；但是，刚消除了这一个疑点，立刻出现了另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我根据绝对可靠的证言知道，那封信虽然没提到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姓名，但指的确是他本人。肯定有一个性质严重的原因，使她深深感到自己受了伤害，所以才会用信里那些话暗中向费尔利小姐揭发他——现在已经毫无疑问，不能再将这件事归咎于她的清白和名誉受了玷污。他给她带来的伤害并不是属于这一类性质的。那么，它又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呢？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她说，那神情明明是经过了一番思索，但仍旧想不出我对她说的那几句话的含意。
“好吧，”我回答说，“我们还是继续谈刚才没谈完的话吧。告诉我，您和克莱门茨太太在伦敦待了多久，是怎样来到这儿的？”
“待了多久？”她重复了一句。“我一直在克莱门茨太太家里，两天前我们才一同来到这儿。”
“那么，您是住在村里的了？”我说，“可是奇怪，我没法打听到您，即使您来这儿只两天……”
“不，不，不是住在村里。是住在三里外一个农庄上。您知道那农庄吗？那地方叫托德家角。”
那地方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驾车出去，常常经过那儿。它远离开海边，旁边有两座小山衔接，偏僻荒凉，是附近最老的一个农庄。
“住在托德家角的那家人，是克莱门茨太太的亲戚，”她接下去说，“他们家常常邀克莱门茨太太去作客。她说要去，并且要带我一起去，因为那儿幽静，空气新鲜。她待我真好，对吗？其实，只要是幽静、安全、没人干扰的地方，我都乐意去。后来我听说托德家角就靠近利默里奇村——哦，我多么高兴呀，哪怕是赤着脚也要一路走到那儿，再去看看那个村子，那些学校，还有利默里奇庄园！托德家角的人都是极好的人。我希望能在那儿待很长时期。只有一件事，我对那些人不满意，也对克莱门茨太太不满意——”
“什么事？”
“她们都取笑我穿一身白——他们都说这样打扮显得怪特别的。他们懂得什么啊？费尔利太太最有眼光。费尔利太太再也不会让我穿这样难看的蓝色斗篷！啊，她生前就爱白色；瞧她这坟上都是白石砌的；她总是用白衣服打扮她的小女儿。费尔利小姐好吗？快乐吗？她现在还是像小姑娘那样习惯穿白的吗？”
她一问到费尔利小姐，就把声音降低，渐渐把脑袋从我这面扭转过去，我从她的神态改变中觉察出，她是因为想到了冒险递送匿名信的事而感到不安；于是我立刻决定如何提出问题，要使她在冷不防中被迫承认这件事。
“费尔利小姐今儿早晨不大舒服，并且心情很不好，”我说。她嘟哝了一两句什么，但是话说得很糊涂，声音又低，我甚至猜不出它的意思。
“您是问我：费尔利小姐今儿早晨为什么不舒服，心情不好吗？”我接下去说。
“不是的，”她急忙说，“哦，不是的，我根本没问这个。”
“您不问我也要告诉您，”我接着说，“费尔利小姐收到了您那封信。”刚才我们谈话的时候，她有一会儿工夫一直跪在那里，很认真地擦拭碑文上最后的雨露斑迹。我向她说第一句话时，她听了便停下来，但不站起，只慢慢地向我转过身。我的第二句话一出口，她几乎僵在那里了。她刚才一直握着的那块布从她手里落下了；她的嘴唇张开了；一刹那间，她脸上的那点儿血色完全消失了。
“您怎么会知道的？”她有气无力地说。“是谁给您看的？”她的脸变得绯红——一下子红得很厉害，因为她突然意识到无意中已经吐露了自己的秘密。她在绝望中把两手一拍。“我根本没写那信，”她吓得气喘吁吁地说。
“我根本不知道那封信！”
“知道，”我说，“是您写的，您是知道那封信的。投递这样的信是不应该的；这样吓唬费尔利小姐是不应该的。如果您有什么事应当向她说，需要她知道的话，就该亲自到利默里奇庄园去，就该亲自去对那位小姐说明嘛。”
她向坟上平坦的石座蹲下身，直到她的脸贴在它上面；她一句话也不回答。
“如果您是好意，费尔利小姐就会像她母亲那样厚待您，”我继续说，“费尔利小姐就会替您保守秘密，不会让您受累。您明儿在农庄上会见她好吗？要不，您在利默里奇庄园的花园里会见她好吗？”
“哦，我真希望死了也埋在这里，和您安息在一起啊！”她嘴唇紧凑着墓碑嘟哝了几句，口气中透出对地下死者的热爱。“您知道，为了您的原故，我是多么爱您的孩子啊！哦，费尔利太太呀！费尔利太太呀！教教我怎样去救她吧。还像以前那样，像是我的亲人，像是我的母亲，教我一个最好的办法吧。”
我听见她在吻那石座：我看到她热情地在那上面拍打。那声音，那情景，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俯下身子，轻轻地握住那双可怜的软弱的手，我竭力安慰她。
但是怎么说也没用。她挣脱了手，怎么也不肯把脸从石座上抬起。眼见无论如何急需找个办法使她安静下来，我忽然想到：看来她最关心的是我对她的看法，她要我相信她的理智是健全的、她的行动是正常的，所以，现在只有从这方面设法打动她。
“好啦，好啦，”我温柔地说。“还是安静下来吧，否则我就会对您有不同的看法了。别让我有这种想法，以为那个人把您送进疯人院也许是有道理的——”
以下的话已到唇边，但没说出口。我刚大着胆提到那个把她关进疯人院的人，她一下子就跪起来了。这时在她身上出现的变化是十分反常和惊人的。
她那张脸，紧张中带有敏感、柔弱、迟疑的神气，一向显得那么动人，这时突然被强烈得类似疯狂的仇恨和恐惧笼罩住，并且每一部分都平添了凶悍倔强的神气。她在朦胧暮色中瞪大了那双野兽般的眼睛。她一把抓起那块落在身旁的布，好像那是一个她可以将其掐死的生物，双手使劲地抽搐般扭着它，它里面仅存的几滴水都滴在她膝下石座上。
“还是谈别的事吧，”她含糊不清地低声说，“您如果再谈那些事，我可要放肆了。”
不到一分钟以前她脑子里还存有的那种比较温和的想法，这会儿好像已经一扫而空。显然，不像我原先所想象的，费尔利太太并不是唯一留在记忆中的深刻印象。除了欣喜地记住了自己在利默里奇村上学的日子，同时她还仇恨地记住了自己被关在疯人院里所受到的伤害。是谁那样迫害她的呢？难道真会是她母亲不成？
我很想探听到底，绝不愿意半途而废，然而，我仍强迫着自己不再向下追问。看到她当时那种情景，出于人道主义，我必须使她安定下来，否则就未免太残酷了。
“我不再谈那些会叫您感到痛苦的事了，”我安慰她。
“您有什么企图，”她回答，尖锐的口气中透出猜疑。“别这样盯着我。对我直说，告诉我您打算怎样。”
“我只不过是要您安静下来，等到更镇定一些，您再考虑考虑我的话吧。”
“考虑他的话？”她停下了，把那块布在手里一前一后地搓着，小声儿自言自语：“他说什么来了？”接着，她又向我转过身，不耐烦地摇摇头。
“您为什么不提醒我呀？”她突然气忿忿地问。
“好的，好的，”我说，“我来提醒您，您经我一提就会想起来。我刚才叫您明儿去会见费尔利小姐，原原本本地把有关那封信的事告诉她。”
“啊！费尔利小姐——费尔利——费尔利——”那心爱的熟悉的姓我刚说出口，好像已使她安静下来。她的脸显得温和了，又像原先那样了。
“您不用害怕费尔利小姐，”我接下去说，“也不用害怕那封信会给您招来麻烦。她对那封信里说的已经知道得很多，您尽管把全部详情一起告诉她。根本不需要再去隐瞒，因为现在已经没什么可以隐瞒的了。您信里虽然没提名道姓，但是费尔利小姐知道您说的那个人就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我刚说出那个名字，她就一下子站起来，发出一声惨号，惨号声在坟地上空回荡，吓得我一颗心急跳起来。刚从她脸上消失了的那副阴森难看的神情，又一次倍加显着地笼罩着她的脸。一听到那名字就发出尖叫，紧接着又是那副仇恨和恐怖的表情，这已说明了一切。现在再没有丝毫可疑的了。将她关进疯人院，这件事与她母亲无关。关她的是另一个人——那人就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
尖厉的惨号声被别人听到了。这一面，我听见教堂司事的小屋子的门打开了；另一面，我听见她的伙伴叫喊，叫喊的就是那个围着围巾的妇女，那个被称为克莱门茨太太的妇女。
“我来了！我来了！”从矮树丛后面传来喊声。不一会儿，已经看到克莱门茨太太赶来。
“你是什么人？”她踏上墙阶，毫不畏缩地对着我大喊，“你怎么可以这样吓唬一个柔弱可怜的妇女？”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她已经站到安妮·凯瑟里克身旁，用一条胳膊搂住了她，“怎么啦，亲爱的？”她问，“他把你怎样了？”克莱门茨太太大胆地向我怒目而视，这引起了我对她的尊敬。
“如果我是罪有应得，被人这样恶狠狠地瞪着，那我确实应当感到惭愧，”我说，“但是，这件事不能怪我。我吓住了她是出于无意，并不是存心。她也不是第一次会见我。您尽可以问一问她，她会告诉您：我是不可能存心伤害她的，不可能伤害任何妇女的。”
我把话说得很清楚，好让安妮·凯瑟里克听明白；后来我看出，她听懂了那几句话的意思。
“是的，是的，”她说，“她从前很照顾我，他帮助我——”以下的话她便凑近她朋友耳边悄悄地说了。
“多么奇怪！”克莱门茨太太说时露出困惑的神情。“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很抱歉，我不该对您口气那么粗暴，先生；但是，您要知道，那样是会叫一个陌生人看了犯疑的，这件事不能怪您，都怪我不好，不该由着她这样任性，让她独个儿待在这样荒凉的地方。去吧，亲爱的——这就回去吧。”
我看出来，这位善良的妇女一想到要一路走回去，就显得有点儿担心，于是我自告奋勇，要陪同她们走到能看见自己家的地方。克莱门茨太太婉言谢绝了我的提议。她说，只要一走到那片野地里，她们肯定会遇见农庄上的工人。
“千万原谅我，”安妮·凯瑟里克挽着她朋友的手臂走开时，我这样说。我虽然没存心惊吓和刺激她，但是，看见那张吓得怪可怜的苍白的脸，我心里感到很难受。
“我一定不加计较，”她回答，“但是您知道的事太多了；也许以后我见了您就会害怕。”
克莱门茨太太瞟了我一眼，惋惜地摇了摇头。
“再见啦，先生，”她说，“我知道这件事不能怪您，但是我希望您刚才吓倒的是我而不是她。”
她们走过去几步，我以为她们会径自离开了那里；没料到安妮突然站住，撇下了她的朋友。
“等一等，”她说，“我一定要去告辞。”她回到坟旁，亲切地把双手搭在云石十字架上，吻了吻它。
“这会儿我舒服些了，”她安静地抬起头来看着我，舒了口气，“我原谅您了。”
她又走到她伙伴跟前，两人离开了坟地。我看见她们在教堂附近停下，和教堂司事的妻子说话，那女人刚才从小屋里出来，就一直候在那里，远远地看着我们。接着，她们又继续向前，走上了那条通往荒地的小道。我看见安妮·凯瑟里克的背影逐渐消失，最后全部隐没在暮色中——我担心而悲伤地望着，就仿佛是最后一次在烦恼的尘世间看见这个白衣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