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亚历山大·马内特，不幸的医生，博韦人，后来移居巴黎，于一七六七年最后一个月，在巴士底狱我的凄凉的牢房里，写下这份悲惨的记录。这是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偷空断断续续写成的。我在烟囱的内壁里一点点地很吃力地掏出一个隐藏处，打算把这份记录藏在那里。在我连同我的痛苦化为尘土之后，哪位同情的手可能在那里找到它。
“这些字，是在我被监禁的第十年的最后一个月，用生锈的铁尖，蘸着用血和从烟囱刮下的烟灰，木炭灰调成的灰浆，很吃力地写成的。我已完全绝望。由于我注意到我身上出现了可怕的征候，我知道，我的理智不久会受到损害，但我郑重声明，这时我的神志是正常的——详情细节我都记得很准确——我写的都是事实，不管今后是否有人看到，我都要在上帝的审判席前对我最后记下的一字一句负责。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第三周（我想是二十二号），一个多云的月夜，我在塞纳河边一个码头的背静处散步，想吹吹寒风提神，那儿离我在医药学校街的住处，有一小时路程，这时，我身后来了一辆马车，开得很快。我怕被马车撞倒，正闪到一边让马车过去，车窗里伸出一个头，叫车夫停车。
“车夫勒住马，车停下来，接着那同一个声音叫我的名字。我答应了。马车停在我前面，两位绅士打开车门下了车，我才赶到那里。我注意到他们都裹着斗篷，似乎不愿让人看见。当他们并排站在车门附近时，我还注意到，他们的年纪看来跟我差不多大，或更年轻，他们的身材、态度、声音和（就我所能看到的来说）脸，简直一模一样。
“‘你是马内特医生吗？’一个说道。
“‘是的。’
“‘是以前博韦的马内特医生，’另一个说道，‘本来是外科专家，近一两年来在巴黎的名气越来越大的那个年轻医生吗？’
“‘先生们，’我答道，‘承蒙抬举，我就是你提到的那个马内特医生。’
“‘我们去过府上，’第一个说道，‘不巧没有找到你，说你可能在这一带散步，我们就跟来了，希望赶上你。请上车吧？’
“他们的态度专横，说罢，就走过来，要把我拦在车门前。他们有武器。我没有。
“‘先生们，’我说道，‘请原谅；我通常总要请教，赏光求医的是谁，找我去看什么病。’
“后说话的那位对此作了回答。‘医生，请你去看病的人是有身份的人。至于什么病，因为我们信任你的医术，相信由你自己诊断，比我们所能说明的病情更可靠。够了。请上车吧？’
“我只好从命，一声不响上了车。他们也跟着上车——最后一个在收好踏板后，跳上车。马车掉过头，用原来的速度驶去。
“我如实准确地重述这段对话。我毫不怀疑，这是原话，一字不差。我要如实准确地叙述当时发生的一切情况，我强制自己的思想，不离开这一任务。我要暂时停笔，把我的稿子藏起来，我就标上如下的中断记号。
* * *
“马车把一条条大街抛在后面，经过北门，来到乡下的道路上。在离北门三分之二里格远的地方——当时我并没有估计这一距离，而是后来我经过这段路时估计的——马车离开大路，不久就在一幢孤零零的房子前停了下来。我们三个下了车，经过花园里一条湿漉漉的柔软的小路向大门走去，园里有个水泉疏于照管，泉水四溢。由于拉了门铃，没有马上应声开门，后来，我的两个带路人当中的一个，便用厚实的骑马用的手套抽开门人的脸。
“这种行为并没有什么引起我特别注意，因为老百姓挨打比狗挨打更常见。不过，另一个也同样生气，照样用胳膊抽了那个人；这两兄弟当时的神情举止，竟一模一样，我这才看出他们是孪生兄弟。
“我们在外院大门前下车后（我们发现门上了锁，两兄弟当中的一个开了门让我们进去，又锁上），我就一直听到楼上一间卧室发出叫喊声。我被直接带到那间卧室，我们上楼时，叫喊声越来越大，接着我发现一个精神狂乱的病人躺在床上。
“病人是个很美的年轻女人，肯定不过二十来岁。头发扯得乱糟糟的，胳膊用饰带和围巾绑在身子两边。我注意到这些绑带都是一位绅士服装上的东西。其中一部分，是大礼服上的饰有流苏边的饰带，我看见上面有个贵族的纹章，和字母E。
“我在观察病人的头一分钟就看到这一点；因为，她在不停地挣扎时，翻过身脸扑在床边，把饰带的一头吸进嘴里，有窒息的危险。我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动手解除她的呼吸困难；我把饰带挪开时，那角上绣的花样引起我的注意。
“我轻轻把她翻过身，手按在她的胸口上，让她安静下来，好好躺着，一边瞧着她的脸。她的眼睛大大张着，神色狂乱，她不断发出刺耳的尖叫，重复叫着：‘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弟弟！’接着由一数到十二，再‘嘘！’一声，停下来听一会，就一会，然后她又尖叫起来，重复叫着，‘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弟弟！’又由一数到十二，再‘嘘！’一声。这次序或叫法，毫无变化。这样的叫喊，除了有规律的短暂停顿而外，从不停止。
“‘这种情况，’我问道，‘持续多久了？’
“为了区别这两兄弟，我称他们为哥哥，弟弟；所谓哥哥，我指的是权威最大的一个。哥哥答道，‘从昨天晚上大约这个时候开始。’
“‘她有丈夫，父亲，弟弟吗？’
“‘有个弟弟。’
“‘我不是在跟她的弟弟谈话吧？’
“他极轻蔑地答道，‘不。’
“‘她最近跟十二这个数字有什么关系？’
“弟弟不耐烦地答道，‘跟十二点钟有关系！’
“‘瞧，先生们，’我仍然把手按在她胸口上，说道，‘你们那样带我来，我简直毫无用处！要是我早知道来看什么病，我就可以作好准备来了。事实上，那肯定会耽误时间。在偏远的地方，也弄不到药。’
“哥哥瞧着弟弟，弟弟傲慢地说道，‘这里有一箱药，’随即从一个小房间把药箱拿来，放在桌上。
* * *
“我打开几个瓶子，闻了闻，又把瓶塞放在嘴唇上。就算我本想用除了含有毒性的麻醉剂而外的任何药，我也不会让病人服那些药当中的任何一种药。
“‘你怀疑这些药？’弟弟问道。
“‘你瞧，先生，我正要用呢。’我答道，没有再说话。
“我费了好大的劲，作了多次努力，才让病人咽下我要她服的剂量。当时，我靠床边坐下来，因为，过一会我还要让她服一剂，也必须观察药的影响。有一个胆怯的驯服的女人（楼下那个人的妻子）在这儿照料，她已退到一个角落里。房子潮湿而破烂，马马虎虎摆了几件家具——显然最近才住人，而且是暂住。窗子上都钉上厚实的旧窗帘挡着，以减弱尖叫声。她有规律地连续不断地发出尖叫，‘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弟弟！’由一数到十二，再‘嘘！’一声。由于她发狂这样厉害，我才没有解开捆住她的胳膊的绑带，但很留神，不让绑带把她勒痛了。这病情惟一令人鼓舞的一点迹象是，我按在病人胸口上的手起了这样大的安抚作用，竟使她的身子一次能安静几分钟。但对尖叫却一点不起作用：还是那样有规律的发作，即使钟摆也不过如此。
“这两兄弟在一边瞧着，由于我的手有这种作用（我假定），我在床边坐了半小时，哥哥才说话：
“‘还有个病人。’
“我吃了一惊，问道，‘是急病吗？’
“‘你最好去看一下。’他不在意地答道；随即拿起灯。
* * *
“另一个病人躺在第二道楼梯那边一个后间里，那是马厩上面的一种阁楼。阁楼的一部分上面有低矮的抹了灰泥的顶棚，其余部分敞着，露出倾斜的屋顶的屋脊和一根根横梁。饲料干草存放在有顶棚的那一部分，还有生火的柴捆，一堆埋在沙里的苹果。我到别处，必须经过那儿。详情细节我都记得很清楚。我就回想这些细节试试我的记忆力，于是，在我被监禁的第十年临近末尾时，在巴士底狱我这间牢房里，那时的一切情景历历在目，如同我在那天夜里看见的一样。
“地上的一堆干草上躺着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头靠在扔在那儿的一个垫子上——这孩子至多不过十七岁。他仰躺着，牙齿咬得紧紧的，右手抓着胸口，眼睛直瞪瞪的往上瞧。我单腿跪着俯在他身上时，看不出他的伤口在哪儿；但能看出他被利器刺伤，快死了。
“‘我是医生，可怜的小伙子，’我说道，‘让我检查一下伤口。’
“‘我不要检查，’他答道，‘别管它。’
“伤口在他手下面，我劝慰一番，才让我把他的手挪开。那是在二十至二十四小时前被剑刺伤的，不过，即使那伤口马上得到治疗，多高明的医术也救不了他。当时，他快死了。我转眼瞧着哥哥，看见他往下瞧着这个垂死的漂亮小伙子，仿佛他是只鸟，或野兔，家兔，仿佛根本不是人类。
“‘怎么受伤的，先生？’我说道。
“‘一条普通的小疯狗！一个农奴！他逼我弟弟拔出剑来，我弟弟就一剑把他刺倒——像绅士那样。’
“这回答没有一点怜悯、遗憾，或类似人性的感情。说话人似乎承认，让不同等级的人死在那儿添麻烦，像他那种害虫那样无声无息地死去最好。他对这孩子，或他的命运，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同情。
“他刚才说话时，这孩子的眼睛本来已慢慢转向他，这时又慢慢转向我。
“‘医生，这些贵族老爷非常骄傲；不过，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有时也骄傲。他们剥夺我们，侮辱我们，打我们，杀我们；不过，有时候，我们还剩下一点骄傲。她——你见过她吧，医生？’
“那尖叫声，虽然隔了一段距离有所减弱，但那儿还能听见。他指这叫声说的，仿佛她就躺在我们面前。
“我说道，‘我见过她。’
“‘她是我姐姐，医生。多少年来，这些贵族老爷，对我们端庄、贞洁的姐妹，行使那可耻的特权，不过，我们当中有好姑娘。这我知道，听我父亲说过。她是个好姑娘。她还跟一个好小伙子订了婚：他的一个佃户。我们都是他的——就是站在这儿那个人的佃户。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坏种中最坏的坏种。’
“那孩子好不容易缓过劲来说话，吃力极了，但他的精神却作了极有力的表达。
“平民百姓都遭到这般上等人的抢劫，我们也遭到站在这儿那个人的抢劫——他征税毫不容情，我们被迫无偿地为他劳动，被迫在他的磨房磨我们的粮食，被迫用我们那点可怜的收成喂养他的几十只家禽，却决不准我们自己养一只，把我们抢夺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偶尔得到一点肉，我们也提心吊胆，要闩上门，关上窗板再吃，才不致让他家的人看见，从我们手里夺走——听着，我们遭到这样的抢劫，迫害，弄得我们这样穷，父亲才告诉我们，生孩子是很可怕的事，我们最该祈求的是，妇女不能生育，我们这不幸的家族都死绝！’
“我从未见过这种受压迫的意识，像火似的喷发出来。我曾经假定它一定潜伏在什么地方的人的心里；我见到它潜伏在这个快死的孩子心里之后，才见到它爆发出来。
“‘不过，医生，我姐姐结了婚。当时，她的情人生病，真可怜，她嫁给他，才好在我们的茅屋里——按那个人的说法，我们的狗窝——照顾和安慰他。她结婚没有几个星期，那个人的弟弟一见就看上她了，要那个人把她借给他——我们当中那些丈夫算什么！那个人倒很愿意，可是我姐姐很好，很贞洁，她跟我一样痛恨那个弟弟。当时，那两兄弟为说服她丈夫劝劝她，让她顺从，用了什么手段啦？’
“那孩子的眼睛本来盯着我的眼睛，这时候慢慢转向那个旁观者，我从这两张脸上看出，他说的都是真话。我即使身在巴士底狱，也能看见这两种对立的骄傲相遇的情景；绅士的骄傲只有满不在意的冷漠，农民的骄傲则充满受践踏的感情和强烈的复仇情绪。
“‘医生，你知道，这些贵族老爷有权把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套上大车，赶着我们干活，这是他们的特权之一。他们也把他套上大车，赶着他干活。你知道，他们还有权叫我们在地里守夜，不让青蛙出声，老爷们睡觉才不会受打搅。晚上，他们总让他到外边在有害健康的雾里过夜，白天又叫他回来上套拉车。但并没有说服他。没有！一天中午他卸了套吃东西——如果他能找到食物的话——钟敲一下他就哭一次，哭了十二次，便死在她怀里。’
“除了他要吐完他的苦水的决心，任何人力都无法维持住那孩子的生命。如同他竭力使他抓紧的右手仍然抓得紧紧地捂住他的伤口，他也竭力逼退了那临近的死亡的阴影。
“‘后来，那个人的弟弟得到他的允许，甚至帮助，把她带走了；她一定把我知道的事告诉了他的弟弟——是什么事，即使你现在还不知道，不久也会知道的——他弟弟才不管，还是把她带走了——供他一时寻欢，解闷。我在路上看见她经过我身边。我把这消息带回家之后，父亲的心都气炸了，他满心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出来。我把我妹妹（我还有一个妹妹）带到这个人的手够不着的地方，她在那里至少永远不会做他的奴仆。后来，我跟踪他弟弟跟到这儿，昨天晚上爬了进来——一个平民百姓，但拿着剑。——阁楼的窗子在哪儿？就在这附近吧？’
“在他看来，这间屋越来越阴暗；他周围的天地越来越狭小。我向周围看了看，只见地板上一片乱草狼藉，仿佛那儿发生过打斗。
“‘她听见我的声音，便跑进来。我告诉她，别靠近我们，等他死了再过来。他进来后，先扔给我一些钱；又用鞭子抽我。但是，我虽然是平民百姓，我也抽了他，他才拔剑。那把染上我这平民的血的剑，随他把它断成几截吧；他拔剑自卫——他使出他的本事拚命刺我。’
“不过几分钟以前，我偶然看见草里扔着一把断剑的碎片。那是绅士的武器。在另一处扔着一把旧剑，看来像士兵的武器。
“‘把我扶起来，医生；把我扶起来。他在哪儿？’
“‘他不在这儿。’我扶着他说道，认为他指的是那个弟弟。
“‘他！尽管他像这些贵族老爷那样骄傲，他还是怕见我。在这儿那个人在哪儿？把我的脸转过去对着他。’
“我照办，把那孩子的头抬起来靠在我膝上。但是，由于他暂时得到一股超人的力量，竟自己站了起来，我也不得不站起来，要不然我就无法扶他了。
“‘侯爵，’那孩子瞪圆眼睛转向他，举起右手，说道，‘等到这一切罪恶都要抵罪的那一天，我要把你，把你全家，直到最后一个坏种，都传来抵罪。我往你身上划这个血十字，算是我决不食言划的押。等到这一切罪恶都要抵罪那一天，我要把你那个弟弟，最坏的坏种，传来，让他单独抵罪。我往你的身上划这个血十字，算是我决不食言划的押。’
“他伸手摸摸他胸上的伤口，又用食指在空中划了个十字，这样反复了两次。他还竖着指头站了一会，指头放下时，他也跟着倒下，我把他放到地上，已经死了。
* * *
“我回到那个年轻女人床边时，发现她仍然丝毫不差地照样不断狂叫。我知道，这可能要持续好多小时，也可能进了坟墓才能安静下来。
“我又让她服了我给她服过的药，我在她的床边一直坐到深夜。她的尖叫声还是那样刺耳，丝毫未减，她喊的那些话，还是清清楚楚，也没有颠三倒四。总是‘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弟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嘘！’
“从我最初见到她起，又这样持续叫了二十六小时。我来去了两次，又坐在她身边时，她的声音开始颤悠了，我趁机作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处置，于是她渐渐昏睡过去，像死了似的躺着。
“这就好像下了很久的暴风雨，终于风停雨住似的。我解开她的胳膊，又叫那个女人帮我把她的身子摆顺，把她扯乱的衣服弄平整。这时我才知道，她像刚刚有了做母亲的希望的妇女那样有了身子；直到这时，我才失去了对她抱的一点希望。
“‘她死了吗？’侯爵穿着靴子从他的马那儿进来，问道，我仍然要说他是哥哥。
“‘没死，’我说道，‘不过也差不多了。’
“‘这些老百姓身上竟有这么大的力量！’他好奇地往下瞧着她，说道。
“‘在痛苦和绝望中，’我答道，‘潜藏着惊人的力量。’
“他对我的话，最初哈哈一笑，继而皱起眉头。他用脚把一把椅子挪到我的椅子旁边，吩咐那个女人走开，便压低声音说道：
“‘医生，在发现我弟弟跟这些乡下人闹出这桩麻烦事之后，我就提出，应当请你帮忙。因为你的名气大，再则，你既是一个要发财致富的年轻人，你可能关心你的利益。你在这儿看到的情况，可以看看，但不可以说出去。’
“我注意听病人的呼吸，避开回答。
“‘你能不能赏脸听我说，医生？’
“‘先生，’我说道，‘干我这一行，听了病人说什么话，总是保守秘密。’我的回答很谨慎，因为我所见所闻使我感到非常不安。
“她的呼吸很难听出来，我便仔细摸摸她的脉搏和心跳。还有生命，仅此而已。我又坐下之后，向周围看看，发现这两兄弟注视着我。
* * *
“天太冷，又深怕被查出，关进漆黑的地牢，写东西太困难了，我必须压缩这段叙述。我的记忆既不紊乱，也未衰退；我和那两兄弟之间所说的每一个字，都能回想起来，本来也可以详细记下来。
“她拖了一个星期。临终前，我把耳朵靠近她的嘴边，还能听懂她对我说的几个音节。她问我她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她；我是谁，我告诉了她。我问她姓什么，没有得到答复。她的头靠在枕头上虚弱地摇一摇，像那个小伙子那样，保守她的秘密。
“我告诉了那两兄弟她衰弱得很快，活不到第二天之后，我才有机会问她任何问题。在那以前，当我在那儿时，那两兄弟总有一个警惕地坐在床头的帘幕后面，虽然只有那个女人和我出现在她的意识里。不过，在病情发展到这种程度时，他们似乎对我可能跟她谈什么话毫不在意；就好像——我心里闪过这个想法——我也快死了。
“我始终注意到，他们出于骄傲，对弟弟（按我的叫法）竟跟一个农民而且是个孩子斗剑，大为不快。看来影响这两兄弟心情的惟一考虑，是认为这种行为大大降低身份，辱没门第，而且很可笑。每当我遇上弟弟的眼睛时，那眼神总提醒我他很讨厌我，因为知道了那孩子告诉我的事。虽然他对我比他哥哥更圆滑更有礼貌，但我看出这一点。我也看出我还是哥哥的眼中钉。
“我的病人在半夜前两小时死了——按我的表，这正是我初次见到她的时候，几乎一分不差。那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她身旁，她那孤独无助的头轻轻一偏，她在尘世上所受的害和痛苦就结束了。
“这两兄弟在楼下一间屋里等着，急不可耐地要骑马离开。我一个人在床边时，早听见他们用马鞭抽他们的靴子，一边走来走去。
“‘她到底死啦？’我一进屋，哥哥就问。
“‘她死了。’我说道。
“‘祝贺你，弟弟。’这是他转过身去说的话。
“他们先给过我钱，我推到以后再收。这时他给我一卷纸包的金币。我接过来，但随手放在桌上。我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决定分文不收。
“‘请原谅，’我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不收。’
“他们交换了眼色，但我向他们低低头时，他们也向我低低头，双方都没有再说话，就分手了。
* * *
“我累了，累了，累了——被痛苦折磨垮了。我用这只枯瘦的手写的东西，我无法读。
“清早，那卷金币装在一个上面写着我的名字的小盒子里放在我的门口。从一开始，我就焦急地考虑，我该怎么办。那天，我决定私下向大臣写封信，呈述我应召去看的两种病情的真相以及我去的地方：实际上是呈述全部情况。我知道，朝廷的势力有多大，贵族的豁免权是怎么回事，我也料到他们决不会受理这件事；不过是希望减轻我内心的不安。我决不向别人，甚至我妻子，讲这件事；我决定在信里也要提到这一点。不管我会遭遇什么危险，我都不怕；不过，我意识到，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知道的这些情况，而受到牵连，对别人可能有危险。
“那天，我很忙，我那封信晚上还写不完。第二天早上，我一大早就起来，比平常早得多，准备赶写完。那天是当年最后一天。信摆在我面前，刚刚写完，这时，听说一位夫人在等候，想见我。
* * *
“我感到越来越不胜任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因为天那么冷，那么暗，我的感觉那么麻木，我的沮丧心情那么可怕。
“夫人年轻，迷人，漂亮，但看样子活不久。她很激动。她向我自我介绍，说她是圣·艾弗勒蒙德侯爵夫人。我把那孩子称呼哥哥所用的称号，和绣在那饰带上的缩写字母联系起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最近刚见过那位贵族。
“我的记忆仍然精确，但我不能记下我们的谈话。我怀疑我受到比过去更严密的监视，我不知道我可能在什么时候受到监视。部分由于猜疑，部分由于发现，她知道了她丈夫参与其事，又找过我的这一残酷事件的主要事实。她不知道那个姑娘已经死了。她很痛苦地说，她希望暗中向她表示一个女人的同情。她希望为这个长久以来一直被许多受苦受难的人所痛恨的家族消灾，免遭上天的惩罚。
“她有理由相信那个妹妹还活着，她最大的心愿是帮助那个妹妹。我只能告诉她有这么一个妹妹；此外，我什么也不知道。她之所以来见我，依靠我的信任，本来是希望我能把她的姓名，住址告诉她。然而，直到现在这可悲的时刻，我都一无所知。
* * *
“纸片不够了。昨天给拿走一张，还给我警告。今天我必须完成我的记录。
“她是个善良，富于同情心的夫人，婚后生活不幸福。她怎么能幸福！那个弟弟不信任也不喜欢她，受他的影响，全家都跟她作对；她怕他，也怕她丈夫。我扶她下楼走到门口时，看见马车里有个孩子，两三岁的漂亮男孩。
“‘为了他，医生，’她含泪指着他说道，‘我要做一切我能做的事，尽可能作一点微薄的补偿赎罪。要不然，他继承了遗产也不会昌盛。我有一种预感，如果没有其他无辜的人为此赎罪，总有一天会要他来抵罪。因此，如果能找到那个妹妹，我要将我遗留的属于自己的财产——除了少量珠宝，并不多——作为他赎命的第一笔费用，连同他的亡母的同情和悲痛，一起赠给这个受害的家庭。’
“她吻吻那个孩子，深情地抚摸着他说道，‘这是为了乖乖呀。你会听我的话吗，小查尔斯？’孩子勇敢地回答她，‘是的！’我吻了她的手，她便把孩子搂在怀里，深情地抚摸着他离开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她因为相信我知道她丈夫的名字，才提到它，我在信里就没有添上那个名字。我封好信，托别人交不放心，当天我亲自交了。
“那天夜里，那年最后一夜，快到九点钟的时候，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在我家门前拉铃，要求见我，随即跟着我的用人欧内斯特·德法日，一个年轻人，轻轻上了楼。我的用人进屋时，我和我的妻子——啊，我的妻子，我心爱的！我的年轻美丽的英国妻子！——坐在屋里，我们看见原以为他在大门口那个人，悄悄站在他后面。
“他说，圣奥诺雷街有人得了急病。不会留下我，他让马车接送。
“马车却把我送到这儿，把我送进我的坟墓。我离开住宅之后，有人突然从后面用黑布紧紧勒住我的嘴，又把我的胳膊捆住。那两兄弟从一个黑暗的角落走过街来，打了个手势，验明是我。侯爵从衣袋掏出我写的那封信，让我看看，便就着提的一盏灯的灯火把它烧了，用脚把灰踩灭。一句话也没说。他们把我送到这儿，送到我的活坟墓。
“如果上帝愿意，在这些令人恐怖的年月里，让这冷酷的两兄弟无论哪一个想到允许给我一点我最亲爱的妻子的消息——哪怕只告诉我她活着还是死了这么一句话——我可能认为上帝并没有完全弃绝他们。但现在，我相信那血红的十字会要他们偿命了，他们也得不到上帝的宽恕。我，亚历山大·马内特，不幸的囚犯，谨于一七六七年最后一夜，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向这些罪恶都要抵罪的那个时代，控告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直至最后一个子孙。我向上天，向人间控告他们。”
这份文件刚一念完，全场就爆发出可怕的喊声。这片如饥似渴的急不可耐的喊声，其中只有要血的喊声听得清楚。这控诉激起了当时最强烈的复仇情绪；受到这样的控诉，全国什么人的脑袋都非掉不可。
在那样的法庭，那样的听众面前，用不着说明，德法日夫妇何以没有把这份文件，和当年他们带着游街的那些在巴士底狱缴获的其他纪念物，一起公开，而是保留下来，等待时机。也用不着说明，这个受憎恶的姓氏，早就被圣安东区的人所诅咒，也编织进了那个要命的记录里。那天，在那样的场合能凭他的美德和功劳支持他反对这样的控告的人，还没有降生。
对这个死罪已定的人来说，尤其不利的是，控告人是著名的公民，他的密友，他妻子的父亲。群众的狂热愿望之一是，想效法那可疑的古代的公德，想得到献于人民祭坛上的牺牲和自我牺牲。因此，当审判长说（要不然他自己的脑袋会在他肩膀上发抖），那位共和国的好医生，会因为灭绝了一个可恨的贵族家族，为共和国立下更大的功劳，他无疑会因为使他的女儿成为寡妇，她的孩子成为孤儿而感到神圣的光辉和喜悦时，全场兴奋若狂，一片爱国的狂热，就没有一点人的同情。
“医生还对他周围的人有很大影响吗？”德法日太太笑着向“复仇女神”喃喃道，“现在救他呀，医生，救他呀！”
对每个陪审员的投票，都报以一阵吼声。一个又一个投票，一阵又一阵的吼声。
投票一致同意。彻头彻尾的贵族，共和国的敌人，恶名昭著的迫害人民的家伙。押回法庭监狱，在二十四小时内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