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在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秋天从英国前往巴黎的旅行者，在路上都走得很慢。即使在那位被推翻的不幸的法国国王在位的全盛时期，旅行者也会遇上太多恶劣的道路，恶劣的马车，恶劣的马，足以耽搁他赶路；但是在风云变幻的年头，除了这些而外，还充满了其他障碍。每个城镇的关卡，村里的税务所，都有一帮爱国公民，拿着国民自卫军的火枪，随时准备开火。他们拦住一切来往行人，进行盘问，检查证件，在他们自己的一份份名单里查找行人的名字，或把行人挡回去，或放行，或扣下抓起来，这要看他们那变化无常的判断或想象，认为怎么处置最有利于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统一不可分割的初生的共和国。[1]
查尔斯·达奈在法国才走了几里路，就看出，如果巴黎没有宣布他是好公民，他就没有希望从乡下这些道路回去。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必须走到头。对他关闭的每个荒村，在他身后放下的每一个拦路的横档，他知道那就是隔离他和英国的重重铁门中的又一道铁门。到处警戒森严，使他感到完全失去自由，即使他陷入罗网，或者被关在笼子里押往他的目的地，也不过如此。
到处警戒森严，不仅每一站路的途中要拦住他二十次，而且一天要耽误他二十次，他们或者骑马从后面追上他，把他带回去，或者先骑到他前面去堵他，或者骑马跟他同行，把他置于监管之下。当他在离巴黎还很远的路上一个小镇里，精疲力尽地躺下睡觉时，他孤身一人在法国走了好几天了。
全靠交出受难的加贝尔从阿贝义监狱寄来那封信，他才能走这么远。他在这个小镇的警卫室前过关之难，使他感到他的旅行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因此，他在把他押到那里过夜的小客店里半夜被人叫醒时，并不感到意外。
叫醒他的，是一个胆怯的地方上办公差的和三个戴着粗糙的红帽子，叼着烟斗的武装爱国者，他们在床上坐下。
“移民，”办公差的说道，“我要请人护送你去巴黎。”
“公民，我就是想去巴黎，不过，没有人护送也行。”
“住口！”一个红帽子用枪托往床单上一杵，咆哮道，“安静点，贵族！”
“这位好爱国者的话没错，”胆怯的办公差的说道，“你是贵族，必须护送——也必须付护送费。”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查尔斯·达奈说道。
“选择！听他说的！”还是那个咆哮的红帽子叫道，“好像受保护免得吊上灯柱不算是照顾似的！”
“这位好爱国者的话总没错，”办公差的说道，“起来，穿上衣服，移民。”
达奈照办，随即被带回警卫室，那里还有些戴粗呢红帽子的爱国者在一堆篝火边抽烟，喝酒，或睡觉，他在这里付了一大笔护送费，早上三点随护送队出发，踏上那湿漉漉的道路。
护送队，就两个戴红帽子和三色帽徽，挎着国民自卫军的火枪和马刀的爱国者，他们骑着马在他两旁，一边一个。这位被护送者自己驾驭马，不过，有一条绳子系住他的马笼头，绳头缠在一个爱国者的手腕上，松松地牵着。他们就这样押着他冒着扑面的急雨上路了：以重骑兵的快步嘚嘚地跑过镇上高低不平的铺石路，来到镇外烂泥坑似的路上。除了换马，调整步子快慢，他们一直这样押着他毫无变化地走过他们和首都之间若干里长一段烂泥路。
他们在夜里赶路，天亮后歇一两个小时，然后一直睡到傍晚。护送人的衣服太破烂，便把干草缠在腿上裹在肩上挡雨。查尔斯·达奈对这样的护送只是感到人身不舒适，对护送他的一个爱国者常常喝得醉醺醺的，漫不经心地拿着枪，也只是考虑到由此引起的眼前的危险，此外，他不让这种受监管的处境在心里引起严重的担心；因为，他是这样考虑的，这一案子既然还没有陈述案情，还没有提出可以由阿贝义监狱里的那个囚犯证实的陈述，他受监管就不可能与这一案子和陈述的是非曲直有关。
但是，当他们到达博韦镇时——在傍晚时分，那时街上满是人——他不可能看不见情况十分危急。一群来势不善的人聚在驿站院子门前等着他下马，许多人大喊大叫，“打倒移民！”
他停下来，正翻身要下马时，又坐回他最安全的马鞍上，说道：“什么移民，朋友们！你们还不知道我到法国来，是出于自愿的吧？”
“你就是该死的移民，”一个钉马掌的，手里拿着锤子，挤出人群，气势汹汹地向他扑过来，一边叫道，“你就是该死的贵族！”
驿站长连忙插上来挡在这个人和马笼头（他显然要向那儿砸去）中间，劝道，“随他去；随他去！他会在巴黎受审。”
“受审！”钉马掌的挥动着锤子重复道，“对！判他个卖国罪。”人群一片附和的吼叫。
达奈止住驿站长，那人正要把马牵到院子里（那个醉醺醺的爱国者若无其事地坐在马鞍上观望，那根绳子还缠在他的手腕上），等人们能听到他的声音时，他马上说道：
“朋友们，你们不是骗自己，就是受骗。我不是卖国贼。”
“撒谎！”那个铁匠叫道，“那条法令颁布之后，他就是卖国贼。他要向人民偿命。他那该死的命已不属于他了！”
达奈刚看到这群人眼里露出一股马上就要向他冲过来的神色，驿站长立即把马拉进院子，那两个护送的人也紧跟在他的马两边骑了进去，驿站长随即关上那两扇摇摇晃晃的门，上了闩。那个钉马掌的铁匠，用锤子往门上砸了一下，人群哼了哼；不过，没有再闹事。
“那个铁匠刚才提到的法令，是什么法令？”达奈谢过驿站长，在院子里站在他身边之后，向他问道。
“的确有一条发卖移民财产的法令。”
“什么时候通过的？”
“十四号。”
“正是我离开英国那天！”
“大家都说，这不过是几条法令中的一条，而且还要颁布一些法令——即使现在还没有——驱逐一切移民出境，回国者一律处死。他刚才说你的命已经不属于你，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现在还没有这些法令吧？”
“我怎么知道！”驿站长耸耸肩，说道，“也许有，没有也会有。反正都一样。你要吃点什么？”
他们躺在阁楼里一堆干草上，一直睡到半夜，在全镇的人都睡了以后，又骑马上路。沿途熟悉的景物已大变样。只见一片荒凉，使这次荒野旅行仿佛是在幻游，尤为明显的变化是，人们似乎很少睡觉。他们在那凄凉的道路上驱马趱行，冷冷清清走了很久之后，总会走到一簇破陋的茅舍。村里并非一片漆黑，而是灯火通明，总发现人们在深夜里，像幽灵似的，手拉着手围着一棵枯萎的自由之树[2]转圈子，或聚在一起唱自由之歌。幸而那天晚上博韦镇的人都睡觉了，他们才得以脱身，再次来到凄凉的荒野：冒着不合时令的寒冷和雨，在那年没长庄稼的贫瘠的田野上，丁丁当当赶路，途中也偶尔有些变化，或遇上烧毁的宅邸的黑乎乎的断垣残墙，或遇上那些在所有的道路上守夜的爱国者巡逻队，他们常常突然从埋伏处冲出来，一下勒住马，拦住他们的去路。
他们终于在天亮时到了巴黎城墙前面。他们骑到关卡时，关卡关闭着，警卫森严。
“犯人的证件在哪儿？”一个警卫叫来一个外貌果断的当权的人，他问道。
查尔斯·达奈自然听到那个刺耳的词，便提请说话人注意，他是自由的旅行者，法国公民，由于地方上不平静，不得不让人护送，他还付了护送费。
“犯人的证件，”那个人根本不理睬他，重复道，“在哪儿？”
原来那个醉醺醺的爱国者把证件放在他帽子里，便拿出证件递过去。那个当权的看了看加贝尔的那封信，显得有些失常和吃惊，又仔细打量着达奈。
然而，他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护送队和被护送的人，走进警卫室；这时，他们仍在关卡外面，坐在马上。在这悬而未决的时候，查尔斯·达奈向四周看看，注意到把守关卡的警卫，是由士兵和爱国者混合组成的，后者的人数大大超过前者；还注意到，农民往城里运送供应品的大车，以及这一类行人和商贩要进城都很容易，而即使是最普通的老百姓要出城，却很难。许多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不用说，还有各种牲口和车辆，在等着出去；但是预先检查身份很严，一个个经过关卡过滤放行，就很慢了。有些人知道还要等很久才轮到自己受检查，便躺在地上睡觉，或抽烟，有的人则凑在一起聊天，或逛来逛去。不论男女普遍戴红帽子和三色帽徽。
达奈在马上大约坐了半个钟头，一边观察这些情况，这时，又见到那个当权的，他吩咐警卫打开栅栏门。然后，他把一张收到被护送人的收条，交给半醉半醒的护送队，便要他下马。达奈下马后，那两个爱国者牵着那匹走累了的马，各自掉转马头骑走了，没有进城。
他跟着他的领路人走进充满廉价酒气和烟味的警卫室，里面到处躺着或站着一些士兵和爱国者，有睡觉的，没睡的，有喝醉的，清醒的，有程度不同的半睡半醒的，似醉非醉的。警卫室里的光，因为一半来自夜里点的已渐渐微弱的油灯，一半来自多云的天空，相应地处于不稳定状态。一张办公桌上放着几本打开的登记本，一个外貌粗鲁、黝黑的军官坐在桌后。
“德法日公民，”他拿起一张纸，准备记录，向达奈的领路人说道。“这就是艾弗勒蒙德移民吗？”
“就是这个人。”
“年龄，艾弗勒蒙德？”
“三十七岁。”
“已婚，艾弗勒蒙德？”
“是的。”
“在哪儿结的婚？”
“在英国。”
“毫无疑问。你的妻子在哪儿，艾弗勒蒙德？”
“在英国。”
“毫无疑问。我们要把你，艾弗勒蒙德，移交给福斯监狱。”
“天哪！”达奈叫道，“根据哪一条法律，犯了什么罪？”
那个军官从他写的那张纸条上抬起头来，看了一会。
“你到了这儿之后，艾弗勒蒙德，我们有了新的法律，新的罪名。”他勉强笑着说过之后，又写起来。
“请你注意，我是接到摆在你面前那份一个同胞写的请求信，自愿到这儿来的。我不过要求得到一个能立即去救他的机会。这难道不是我的权利吗？”
“移民没有权利，艾弗勒蒙德，”这是不动声色的回答，那个军官写完，默念了一遍，撒上沙子，便交给德法日，并嘱咐一句，“秘密。”
德法日用那张纸条向这个犯人示意，他必须跟他走。这个犯人听从了。两个武装的爱国者作警卫，跟着他们。
“你是不是，”他们走下警卫室的台阶，转身进巴黎时，德法日低声说道，“娶了马内特医生的女儿？医生曾经是巴士底狱的囚犯，如今那个监狱已没有了。”
“是的。”达奈吃惊地瞧着他答道。
“我叫德法日，我在圣安东区开了一家酒店。你可能听说过我。”
“我妻子曾经到你那里领回她的父亲吧？是的！”
“妻子”这个词似乎是使德法日感到沮丧的提示，提醒他突然焦急地说道，“凭那个刚出生的厉害女人的名义，叫吉洛廷的[3]，你干吗到法国来？”
“我来的原因，你刚才听我说过了。难道你不相信那是事实？”
“对你可是坏事。”德法日皱着眉头，直视前方，说道。
“我的确不知如何是好。这里的一切，真是前所未见，变化太大，变得太突然，太不公正，我完全不知如何是好了。你能不能帮我一点小忙？”
“不行。”德法日说道，始终直视前方。
“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也许。那要看问题的性质。什么问题，你说吧。”
“在我去的这个监狱，真是冤枉，我可以与外界自由通信吗？”
“你等着瞧吧。”
“我不会不经审理判决，也无法提出申辩，把我关在那里与世隔绝吧？”
“你等着瞧吧。不过，那又怎么样？以前，不是也那样把别人关在更恶劣的监狱里与世隔绝嘛。”
“但那决不是我干的啊，德法日公民。”
德法日阴沉沉地瞧了他一眼，作为回答，一声不响地走着，坚决保持沉默。他越沉默，他的心肠略微变软的希望就越微弱——这或者是达奈的想法。因此，他连忙说道：
“我总该可以把我被关进福斯监狱这一简单的实情，不加评论，通知特尔森银行的洛里先生，现在在巴黎的一个英国绅士，这对我是极为重要的（有多重要，公民，你甚至比我更清楚）。你能派人为我办这件事吗？”
“我不为你做任何事，”德法日固执地答道，“我的职责是忠于我的国家和人民。我已宣誓作国家和人民的仆人，反对你们。我不为你做任何事。”
查尔斯·达奈感到再求他也没有希望，也伤了自尊心。他们默默往前走时，他不能不发现，人们看犯人过街已习以为常了。连小孩也不注意他。有几个过路人转过头来，有几个向他这个贵族指指点点。情况不同了，衣着讲究的人就该进监狱，跟穿工作服的工人应该上工一样不引人注目。他们经过的一条狭窄、阴暗、肮脏的街上，有一个激动的讲演人站在凳子上向激动的听众讲国王和王室反人民的罪行。查尔斯·达奈听到这个人讲的几句话，才知道国王已关进监狱，外国大使全离开了巴黎。他在旅途中（除了博韦）一点消息也听不到。由于有人护送，而且到处戒备森严，把他和外界完全隔绝了。
现在，他当然知道，他陷入的危险，比他离开英国时就已经严重的危险，大得多。现在，他当然知道，他的危险处境很快严重起来，而且可能越来越快。他不能不暗自承认，如果他能预见到几天内发生的事件，他可能不会到这里来。然而，他的担心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阴暗，不妨认为这是由于这一时期后期的光明吧。未来尽管动乱，但那是未知的未来，由于隐晦不明，无知者还抱着希望。时钟再转几圈之后，连续进行几天几夜的那场可怕的大屠杀，即将把那可喜的贮藏收获的季节染上一大片血迹，这对他仿佛是十万年那么遥远的事，他哪会知道。那位“刚出生的厉害女人，叫吉洛廷的”，他连名字都不知道，一般人也不知道。即将进行的这场恐怖行动，即使在那些执行者的脑子里那时可能还没有想到吧。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心里虽然有些忧虑，怎能担心这种事？
他料到，他有可能或肯定会受到非法对待，让他坐牢受罪，残酷地把他和妻女拆散；不过，除此而外，他并不明确地害怕什么。他怀着这种忧虑，一直到达福斯监狱门前，进入了那阴森的监狱的院子。
一个面孔肿胀的男人打开牢固的便门，德法日便把“艾弗勒蒙德移民”交给他。
“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还有多少！”面孔肿胀的男人叫道。
德法日没有理会他的叫喊，接过收条，便和那两个爱国者一起走了。
“我再说一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剩下他和他的妻子时，看守长叫道，“还有多少？”
看守长的妻子，对这一问题无话可答，仅仅说，“必须忍耐，亲爱的！”听到她摇铃进来的三个看守，也随声附和，其中一个补充道，“为了自由”；[4]这话在那个地方听起来，就像下了不适当的结论。
福斯监狱是一个阴森森的监狱，阴暗，肮脏，散发出一股污浊的睡觉气味的恶臭。在所有这种无人关心的地方，这种囚犯睡觉气味的恶臭，很快变得刺鼻，真是快得惊人！
“又是‘秘密’，”看守长瞧着那张纸条抱怨道，“好像我还没有胀得要撑破肚子似的！”
他没好气地把那张纸条贴在一份案卷上，查尔斯·达奈在一边听候他发落，等了有半个钟头：有时，他在那牢固的圆拱顶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坐在一个石头凳子上歇一歇：让他这样等候，看守长和他的下属才能留下印象，记住他。
“走吧，”看守长终于拿起他那串钥匙，说道，“跟我走，移民。”
他的新看管人带着他，在阴暗的监狱的黄昏中，经过走廊和楼梯，穿过一道道门，他们一进门就哐当一声锁上，一直走到一间低矮的圆拱顶大厅，里面挤满了男女囚犯。女人们坐在一张长桌边，看书，写字，编织，缝衣，绣花；男人们则大部分站在她们的椅子后面，或在屋里慢慢来回踱着。
由于一种直觉，认为囚犯必然犯了罪，干了可耻的勾当，这位新来者便躲开他们。但是，他长期的幻游中出现了达于极点的幻境：他们马上全体起立，以当时时髦的种种文雅姿态，世间一切优美动人的礼节，迎接他。
这些文雅的举止，都不可思议地蒙上监狱的规矩和愁惨的阴影，他们在那种不相宜的肮脏和悲惨的环境中看起来，真像幽灵，以致查尔斯·达奈仿佛觉得是站在一群死人当中。全是幽灵！美丽的幽灵，华贵的幽灵，优雅的幽灵，傲慢的幽灵，轻浮的幽灵，机智的幽灵，青年的幽灵，老年的幽灵，都等待着打发他们脱离这凄凉的岸边，都转眼瞧着他，由于他们一到这儿就死了，那一双双眼睛也因死亡变了样。
这情景使他呆住了。站在他身边的看守长，走来走去的其他看守，如果是在往常执行任务，他们那副样子，倒是再合适不过，但和当时那里的悲伤的母亲，花容月貌的女儿——和那些卖弄风情的幽灵，年轻貌美的幽灵，以及养尊处优的成年妇女的幽灵——对比起来，就显得太粗鄙，以致把这充满幽灵的场面所呈现的颠倒一切经验和可能性的现象，推到极点。的确，全是幽灵。的确，把他带到这些幽灵当中来的这次长期幻游，是病态的发展！
“我谨代表全体难友，”一位仪表堂堂，谈吐优雅的绅士迎上前来，说道，“欢迎你来到福斯，并为你蒙难来到我们这里，表示慰问。祝愿早日脱离苦海！请问你的姓名和身份？要是在别处，这是失礼的，但在这儿就不拘礼了。”
查尔斯·达奈回过神来，用他能找到的最恰当的词，提供了对方想知道的情况。
“不过，我希望，”那位绅士一边盯着走过去的看守长，一边说道，“你不是‘秘密’吧？”
“我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但我听他们说过。”
“唉！真可悲！我们为此深感遗憾！勇敢些；我们这儿有几位最初也是‘秘密’，只关了很短的时间。”接着，他提高了声音补充了一句，“我悲痛地告诉诸位——‘秘密’。”
查尔斯·达奈经过房间向一个铁栅栏门走去，看守长在那儿等他，这时响起一片同情的低语声，许多声音——其中，女人的温柔的同情的声音尤为明显——向他表示良好的祝愿，给以鼓励。他走到铁栅栏门前转过身来，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看守长把门关了；他再也看不到那些幽灵了。
那道门通一溜上行的台阶。他们登上第四十级台阶（这位关了不过半小时的囚犯，就已经数过了）之后，看守长打开一道低矮的黑门，他们走进一间孤立的牢房。这里使人感到阴冷，潮湿，但并不阴暗。
“你的牢房。”看守长说道。
“为什么要单独监禁我？”
“我怎么知道！”
“我能买笔，墨水和纸吗？”
“我这里没有这个规矩。会有人来看你，你可以提出要求。目前，你可以买食物，买别的不行。”
牢房里，有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草垫。看守长临走前对这些东西，对四面墙壁，作全面检查时，靠在他对面墙上的这个囚犯，脑子里胡思乱想起来，恍惚觉得，这个看守，脸上身上如此不正常的肿胀，看起来就像一个灌满了水的淹死的人似的。看守长走了之后，他仍然那样胡思乱想，“现在我就像个死人似的被扔在这里。”又低头看看草垫，厌恶地转过身去，想道，“死后，尸体最初就躺在这里的爬虫堆里。”
“五步长四步半宽，五步长四步半宽，五步长四步半宽。”这个囚犯在他的牢房里走来走去量它的大小，城市的喧嚣像闷声闷气的擂鼓声似的隆隆响起来，夹杂着狂涛似的人声。“他做过鞋，他做过鞋，他做过鞋。”这个囚犯为了转移他的思想，避免重复后面这些话，又量牢房的大小，步子迈得更快了。“门一关就消失的那些幽灵，其中一个，仿佛是穿黑衣服的夫人，靠着一个像射击孔似的窗口，让灯光照耀着她的金发，她看起来像……看在上帝分上，让我们再上路吧，经过灯火通明的村子，人们都没有睡觉！……他做过鞋，他做过鞋，他做过鞋。……五步长，四步半宽。”这个囚犯，随着这些片言只语从心里翻腾起来，走得越来越快，一边顽强地数着，数着；这时，城市的喧嚣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虽然它仍然像闷声闷气的擂鼓声似的涌进来，但在高于鼓声的狂涛似的人声中，有他熟悉的痛哭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