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究竟感觉如何？而今他已实实在在地、确凿无疑地在这山上的人们中度过了七个礼拜，他是不是会感觉好像才只七天呢？或者他感觉正好相反，他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时间似乎已经很长，比实际的长得多？他既在内心问自己，也实际上向约阿希姆提出了这个问题，只是呢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也许两者都对吧：那些在此地度过了的时日，他回顾起来既觉着短得不自然，也觉着长得不自然，就是不肯让他产生合乎现实情况的感觉——产生这种感觉得有个前提：时间原本即是自然，因此把现实的概念与时间联系起来才是可行的。
无论怎么说吧，十月已经站在门口，任何一天可能跨进门来。对于汉斯·卡斯托普来说，要计算出这个也非难事，何况他还常常旁听病友们的谈话，并从中获得了启示。“您知道吗，再过五天又是一号啦！”她听见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在对他们协会的两位年轻先生说；两人中的一个是大学生拉斯穆森，另一个是名叫根泽的厚嘴唇青年。午餐过后，食堂里还满是饭菜气味，他们闲侃着在桌子之间东走走，西站站，就是不肯回去静卧。“十月一日，我看见管理处的日历上标出来了。它将是我在这座乐园里度过的第二个这样的日子。真美啊，夏天已经过去，要是真有过夏天的话；就像生活已在骗人，夏天也在骗人，一切一切统统在骗人喽。”说完她用自己的半边肺叹口气，摇了摇头，一双迷茫、愚蠢的眼睛盯住天花板。“好玩着呢，拉斯穆森！”她接着说，同时拍了拍同伴的溜肩膀，“您可以随便讲笑话！”——“我知道的笑话很少，”拉斯穆森回答，两只手像鱼的鳍似的垂在胸前，“而且也讲不出笑话来啊，我一直困得要命。”——“这样或类似这样活下去，”根泽咬咬牙说，“连狗都不乐意对吧。”大伙儿耸耸肩膀，一齐笑了起来。
可还有塞特姆布里尼，也嘴里含着牙签，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在走出餐厅的当口，他对汉斯·卡斯托普说：
“别相信他们，工程师，永远别相信他们，在他们诅咒人生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在那里诅咒，实际上呢在此地感觉比在家里还舒服。生活懒散放荡却要求得到同情，自以为有权利叫苦连天，有权利冷嘲热讽，玩世不恭！‘在这座乐园里！’难道这不真是一座乐园吗？我想说是，而且是座意义暧昧的乐园！那女的说‘骗人’，说‘这座乐园骗走了她的生活’。可您让她回平原上去好了，她在那里生活方式一变，结果无疑是又拼着命要赶快再到山上来。哎呀呀，好个冷嘲热讽，怨天尤人！您可得当心啊，工程师，当心这种此地正时兴的生活态度！当心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从前，嘲讽作为一种直率和经典的修辞手法，是一刻也不会为健康的意识误解的；没有了这个前提，它就会蜕变为轻浮油滑，蜕变为文明的障碍，蜕变为不干不净的打情骂俏，而这些又是与停滞、愚昧和罪恶连在一起的。我生活于其中的气氛，显然很有利于这一沼泽植物的生长，因此我有理由希望，或者说又不得不担心，您能够理解我的意思。”
意大利人的这一席话，如果在七周之前在平原上对汉斯·卡斯托普讲，那可真只能是对牛弹琴；可现在在山上呆了一段时间，他的精神已做好准备，能接受其中的意义了：接受在此意味着智性的理解，同时还必然有感性的同情，后者也许更有意义。因为尽管他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塞特姆布里尼现在——虽然在他们之间发生了那许多事情——仍旧愿意继续和他讲话，继续教导他、警告他，继续企图对他产生影响，他自己的理解力却已得到大大的发展，已经可以对塞特姆布里尼的话作出自己的判断，至少是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保留对它们的赞同了。“你瞧，”卡斯托普想，“他谈起嘲讽来也跟谈音乐一样，只差没有称它‘政治上的反感’，自从它不再是‘直率的、经典的修辞手段’那一刻起。然而一种‘没有任何时候会被误解’的嘲讽，它又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也允许我发言，我就要以上帝的名义提出疑问。那多半会是干巴巴的教条喽！”——年轻人在接受教育时就如此忘恩负义。他们接受你赠送的礼品，为的只是拿过去以后好吹毛求疵。
将自己的不满形诸言语，在汉斯·卡斯托普看来毕竟还是太冒险。再说，他对塞特姆布里尼持有异议，还局限在后者对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小姐的批判上；这批判在他看来有失公正，或者说由于特定的原因他主观上喜欢认为它不公正。
“她可是有病哩！”他说，“她的的确确病得很严重，完全有理由对生活感到绝望嘛！对她您还想要求什么？”
“有病和绝望，”塞特姆布里尼回答，“经常也只是放荡形骸的形式罢了。”
那莱奥帕尔迪呢，汉斯·卡斯托普暗想，他不是甚至对科学和进步都感到绝望吗？还有他自己，这位教育家先生呢？他不是自己也有病，并经常来山上养病，卡尔杜齐看来是不会喜欢他的。卡斯托普说出口来的只是：
“您倒好哦。克勒费特小姐随时都可能一命呜呼，您却称她放荡形骸！想必您对自己能解释得更清楚吧。要是您对我说：疾病有时是放荡的结果，那倒还可信……”
“非常可信，”塞特姆布里尼抢过话头，“人格担保，我以后坚持这么讲，您满意了吧？”
“您或者也可以讲：有病必然不时地成为放荡的借口——这个说法我也能够接受。”
“不胜感激！”
“然而疾病是放荡的一种形式吗？就是说：它并非产生自放荡，而本身就是放荡？这可就荒唐啦！”
“噢，工程师，我请您别节外生枝！我藐视荒唐的奇谈怪论，也恨它们！我刚才对您说的关于嘲讽的话，您不妨全都视为我也是针对它们说的，而且这里还有些补充！荒唐的奇谈怪论是游手好闲开出的罂粟，腐朽的精神闪烁的磷光，放荡中最大的放荡！再说我可以断言，您又在替疾病作辩护……”
“不，我是对您的话感兴趣。它正好让我想起了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在礼拜一作报告时的某些论点。他也宣称，肌体的疾病乃是一种从属现象。”
“一个不彻底的唯心主义者。”
“您不赞成他什么？”
“就是不赞成这个。”
“您讨厌分析吗？”
“不总是讨厌。——既很讨厌，也很赞成，因时而异，两者交替，工程师。”
“这叫我怎么理解呢？”
“分析作为启蒙和文明的工具是好的，可取的；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动摇愚昧的固执想法，瓦解原始的成见，葬送虚假的权威，换一种讲法，好就好在它解放、纯化思想，使人变得像人，让奴隶成长为自由人。分析又坏，很坏很坏，如果它妨碍行动，侵蚀生活的根基，无力塑造生活。分析可能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乏味得就像死亡，事实上它本来也可能属于死亡——与坟墓挺亲近，与尸体解剖挺亲近……”
咆哮得好，雄狮！汉斯·卡斯托普忍不住想；他已习惯如此，每当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说教的时候。不过他说出来的只是：
“最近我们在地下室里接受了光学解剖。贝伦斯在给我们做透视时这么称呼。”
“噢，这个台阶您也上啦。喏，结果呢？”
“我看见了自己手的骨架，”汉斯·卡斯托普回答，同时努力想唤回那一刻心中涌起的感觉，“您有没有啥时候也要求看一看？”
“没有，我对自己的尸骨丝毫不感兴趣。医生结论如何？”
“他看见了条状阴影，带结节的条状阴影。”
“魔鬼的奴仆！”
“您有次也这么称呼贝伦斯顾问。您这是什么意思？”
“请您相信，这个称呼太适合他啦！”
“不，您不公平，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我承认，这人有他的缺点。他那个说话方式，我自己听久了也感觉不舒服，经常有些个霸道；特别是当你想到，他曾经历过巨大的苦闷，在这山上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可是总的看来，他却是一位何等劳苦功高的、可敬的男子，一位受苦受难的人们的恩人哦！最近我碰见他做完手术出来，做的是一个摘除肋骨的手术，那可是又得掰又得锯的啊！他刚完成了一件艰难而有益的工作，一件他十分在行的工作，他当时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还满头大汗，为酬劳自己而点上了一支雪茄。我真是羡慕他呀。”
“您说得很好。可您的刑期呢？”
“他没给我定期限。”
“也不错。那咱们静卧去吧，工程师。各就各位。”
他俩在三十四号房间门前准备分手。
“喏，上您的屋顶去吧，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大家在一起比单独一个人静卧，肯定有意思些。你们交谈吗？和您一块儿静卧的，是不是些有趣的人？”
“唉，净是些巴息人和徐西亚人！[4]”
“您指俄国人？”
“还有俄国女人，”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说，说时嘴角绷得很紧，“回见，工程师！”
他的话定有所指，毫无疑问。汉斯·卡斯托普心神迷乱，跨进房间。难道塞特姆布里尼已经知道他的情况？看样子他以其教导者的本能感觉出了他的心态，追踪到了他目光的路线。汉斯·卡斯托普很恼火意大利人，也恼火他自己，恼火他竟如此沉不住气，自己撞到了枪口上。他一边收捡纸笔，准备带着去静卧——因为再不能犹豫，该给家里写信，写第三封信了，一边还继续在生气，嘴里嘟嘟囔囔地诅咒那个牛皮匠，那个好为人师的家伙。这家伙无端干预与他一点关系没有的事情，自己却在街上向姑娘们送秋波；这个摇风琴的流浪汉含沙射影，彻底破坏了他汉斯·卡斯托普的情绪，他感到再没有心情来完成这笔头工作啦。可是无论如何，他也得有过冬的东西啊，钱、内衣、鞋子，一句话，他肯定会带上的所有一切，如果早知道不是来这里度过盛夏的三个礼拜，而是……而是还不知要呆多久，不过反正要过一段冬天，是啊，按照咱们这里既定的时间观念和计算方式，整个冬天甚至也得搭进去。正是这个情况，哪怕作为一种可能性吧，他想给家里通报。这一回得对下边的家人和盘托出了，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们都不应有什么遮掩……
他就按照这样的精神给家里写信，学着他多次从约阿希姆那里观察得来的技巧和方法，即人坐在躺椅里，手持自来水钢笔，拱起的膝头上摆着块夹板。他用的是院里印的信笺，这样的信笺在写字台抽屉里多的是。信写给与他最亲近的雅默斯·迪纳倍尔舅舅，请他再把情况转告舅公迪纳倍尔参议。信里谈到突然出现意外的症候，担心的情况已经得到确诊，大夫宣称冬天有必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说不定会在上面度过整个冬季，因为他这样的病情据说比那些急性患者还来的顽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及时予以根治才好。从这个角度看，他这次偶然来到了山上，自觉自愿地接受了检查，他以为真是幸运的巧合；否则他对自己的病情会长期懵然无知，直到有一天不得不正视更加可怕的现实。至于估计要疗养多久吧，那就请不要大惊小怪，如果他多半要呆完整个冬天，几乎没可能比约阿希姆更早回到平原上来。这儿的时间概念，与别的疗养地诸如温泉疗养院之类旅游点不一样：月是所谓最小的时间单位，仅仅一两个月根本不顶事……
天气挺冷，汉斯·卡斯托普写信时穿着双排扣的长大衣，裹着毛毯，手仍冻得通红。信纸上已密密麻麻地满是理性而有说服力的字句，他时不时地抬起头来，凝视眼前这熟悉而又陌生的风景；他从未见过它现在这个样子：长长的山谷，谷口上绵延的群峰今天呈现出玻璃一般的灰白；谷底里，一座座村落不时地在阳光中闪亮；山谷两边的斜坡一部分为茂密的树林覆盖，一部分铺满了绿草，从草地上不断地飘送来牛铃声。汉斯·卡斯托普越写越觉得轻松，不解自己为什么曾经畏惧写信。在书写的过程中，他自然就明白了，他自己阐述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因此在家里也当然会获得充分的理解。像他这个阶级和家境的年轻人，觉得应该做什么就不妨做什么；他便利用了专为他这样的人准备的优越条件。事情就这么简单。他要是早回去了——一讲情况他们又会送他上山来。他请求寄给他需要的东西。最后，还有定期汇来必需的款子：每月八百马克足以支付全部费用。
他签上名。大功告成。第三封给家里的信内容丰富，他有所保留——不是按照下边的标准估计时间，而是按上边通行的标注；这封信确保了他汉斯·卡斯托普的自由。他不是在字面意义上使用自由这个词，不，甚至心里也不曾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拼出它，可却感受到了它最最广泛的含义，一如他呆在这山上期间已经学会了的那样——这个含义与塞特姆布里尼赋予自由一词的含义关系不大——想到此，突然袭来一股他已经熟悉的恐惧和激动情绪，使他在叹气的时候胸脯也颤抖起来。
专心书写使汉斯·卡斯托普脑部充血，脸颊发烧。他从灯柜上拿起温度计来测量，仿佛机会难得，不能够放过。体温升到了三十七度八。
你们瞧见啦？他想。接着又在信尾的附言中补充道：
“写信还是让我挺费劲。我一量体温：三十七度八。我看，我眼下必须完全静养。你们必须谅解，如果我不常写信。”
随后他躺在那儿，把手举向天空，手心朝着上面，就跟当初把它伸在荧光屏后边的时候一样。可是阳光一点没改变他手的自然形态，它的物质在亮光面前甚至变得更暗，更不透明了，只有外延的轮廓泛红而且明亮。这是那只他经常看见的、习惯了清洗和使用的生命之手，不是那个在荧光屏中窥见的陌生骨架，不是那个当时张开在他眼前、接着又合上了的坟墓——分析解剖的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