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雷尔很是马虎，对危险总是掉以轻心，所以常遇不测。莫雷尔太太听到有空煤车嘎吱嘎吱地停在她家门口，就跑到起居室去看看，心想多半会是她的丈夫坐在车里，一身煤污脸色灰白，浑身无力，非病即伤。如果真是他，她便前去相助。
威廉去伦敦之后约一年，保罗已离校，尚未找到工作，莫雷尔太太在楼上，她的儿子在厨房里画画——他很擅长舞弄画笔——这时有人敲门。他一肚子不高兴地放下画笔去开门。与此同时，他母亲在楼上打开窗子朝下看。
矿上一个身穿脏矿工服的小伙子站在门口。
“这是瓦尔特·莫雷尔家吗？”他问道。
“是的，”莫雷尔太太说。“什么事？”
她已猜到了几分。
“你家先生受伤了，”他说。
“啊，天哪！”她惊呼起来。“他要是不受伤才是怪事呢，孩子。他这回是怎么啦？”
“我不太清楚，好像是腿。他们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哎呀！”她惊呼道。“天啦，他这人真是！想安心五分钟都不行，确确实实是这样！他的拇指刚好一点儿，现在又——你见到过他吗？”
“我在井下见到过他。我看见他们把他放在木盆里送到井上，他昏倒了。弗拉泽医生在矿灯室里给他检查的时候，他大叫大嚷——骂骂咧咧的，说快把他送回家去——他不去医院。”
小家伙结结巴巴地总算说完了。
“他愿意回家，好折腾我。谢谢你，孩子。哎，天啦，真叫我够——够受的，够受的！”
她下楼。保罗还在一板一眼地画画。
“送去了医院，准伤得不轻，”她继续说着。“他这个人太粗心大意了！别人都没出这么多事。他呀，就是要把什么都给我兜着。哎，天啦，日子才刚刚好过一点儿。别摆弄这玩意儿了，现在不是画画的时候。几点钟有火车？我得赶去凯斯顿。卧室就不收拾了。”
“我能收拾，”保罗说。
“不用你干。我看，我可以赶七点钟的车回来。哎，老天爷，他要闹出多大的乱子才算完啦！廷德山那条花岗石路——说它是卵石路更合适——会把他颠簸得够呛。路那么糟，受伤的矿工都得坐救护车经过，他们怎么就不把路修一修，我真纳闷。他们本来就该在这儿开一家医院嘛。他们这些人，我的大人先生们啊，反正买下了地皮，事故又多，还怕医院开不下去吗。可他们就是不，偏要用慢腾腾的救护车把受伤的工人送到诺丁汉去，走十多英里。奇耻大辱啊！哎，他要闹出多大的乱子才算完啦！我就知道他会闹出乱子的！不知道是谁陪着他。我想该是巴克。可怜的家伙，他心里会想他不在场倒好了。但是他会照看他的，我知道。现在还不知道要在那家医院待多久——他不烦才怪呢！如果只伤了腿，那倒还好。”
她说着说着这功夫，已经做好准备。她急忙脱下衬衣外的背心，蹲在烧水锅前，把水慢慢倒进水罐里。
“你这个该死的烧水锅！”她大声说，急躁得直摇锅柄。她是个小个子女人，而那两只胳膊却优美、有力。
保罗收拾完毕，放上水壶，摆好桌子。
“要到四点二十分才有车，”他说。“时间足够了。”
“哦，不，没有时间了！”她嚷道，用毛巾擦脸时眯着眼睛瞧他一眼。
“有，有时间。一定得喝杯茶。要我跟你一起去凯斯顿吗？”
“跟我去？那何必呢？呃，给他带什么去呢？哎，天啦！干净衬衫——幸好是干净的。最好晾晾晒晒。袜子——他不会要——毛巾，带着吧；手绢。还有什么？”
“梳子、小刀、叉子、勺，”保罗说。他父亲以前住过院。
“还不知道他的脚怎么样了，”莫雷尔太太一边梳着细如丝的棕色长发一边继续说，如今头发已有点花白了。“他洗澡是只顾洗上身的，觉得下身洗不洗都没关系。我看在医院里，像这样的就多了。”
保罗已经摆好桌子。他给母亲切了一两片薄薄的黄油面包。
“喝吧，”他说着把一杯茶放在她面前。
“真烦人！”她气鼓鼓地嚷道。
“算了，一定得吃点儿，瞧，都摆好了嘛，”他坚持说。
她默然坐下啜口茶，吃口面包。她在想心事。
片刻后她出发，步行两英里半去凯斯顿车站。要带给他的东西都放在她那个鼓鼓囊囊的线袋里了。保罗看着她走在树篱间的路上——小小的身影，步履匆匆——心里牵挂着她再次陷入痛苦和辛劳。她担惊受怕地匆匆赶路，感觉得到儿子的内心是伴随着她的，感觉得到他承受着他所能承受的担子，甚至激励着她。她赶到医院时，她想：“把伤情多糟告诉孩子，会使孩子心慌意乱。我还是小心为好。”她一路疲累地回到家时感到，他是急于分担她的重负的。
“很糟吗？”她一进屋保罗就问。
“够糟的了，”她回答说。
“什么？”
她叹口气，坐下，解开帽带子。儿子看着她扬起脸，看着她细小、磨起了茧的双手解开颏下的帽结。
“唔，”她回答说，“不算太危险，护士说砸得不轻。你想，一块大石头砸在他的腿上——就这儿——骨折。有几根碎骨都戳出来了——”
“噢，好可怕！”孩子们惊呼。
“还有，”她接着说，“他当然说他会死的——他要是不这么说，那就不是他了。‘我完了，老婆！’他看着我说。‘别乱说，’我对他说。‘不管砸得多狠，你也不会因为断了一条腿就死的。’‘我只能坐在木箱子里离开这儿啦，’他哼哼唧唧地说。‘好啦，’我说，‘等你好些了，如果你想坐在木箱里，让他们把你抬到花园去，我相信他们会这样办的。’护士说。这护士人非常好，就是挺严格的。”
莫雷尔太太摘下帽子。孩子们静静地等着。
“当然，他现在的情况很糟，”她继续说，“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好转。砸撞得很凶，流了很多血；当然是伤得很重。伤确实是不那么容易养好的。人发烧，有坏疽——如果恶化下去，很快就会没命。不过，他这人的血液干净，生肌能力特别强，要说恶化，我看不会。当然，那伤口——”
她情绪波动，心中焦急，脸色都发白了。三个孩子意识到爸爸的情况很糟，屋里悄然无声，充满不安。
“但是他总会好转的，”过了一会，保罗说。
“我就是这么对他说的，”母亲说。
大家走动走动，都不做声。
“他那样子真有点像不行了，”她说。“可护士说疼痛起来就是那样。”
安妮拿走母亲的外套和帽子。
“我走的时候，他看着我呢！我说：‘我得走了，瓦尔特，因为火车——还有孩子们。’他看着我。挺难受的样子。”
保罗又拿起画笔，继续画画。亚瑟出去取煤。安妮坐着，神情沮丧。莫雷尔太太坐在她丈夫在她生第一胎时替她做的那张小摇椅上，一动不动，心神不安。她忧伤，深为伤势严重的男人难过。然而在她本应燃起爱恋之情的内心深处却是一片空白。如今，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恻隐之心已被完全唤醒；她愿意自己不惜一死地照料他、救助他；只要可能，愿意自己承受其痛苦；而在她内心深处，她对他和他的苦痛，却感到冷漠。甚至在他激起她的强烈感情的此时，她也是欲爱他而不能，这才是使她最痛心的事。她郁闷地想了许久。
“对了，还有，”她突然说，“我走去凯斯顿的半路上，发现我是穿着干活时才穿的鞋出来的——你们瞧。”这是保罗的一双旧鞋，棕黄色，鞋尖都磨穿了。“我害臊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又加了一句。
早上，安妮和亚瑟上学后，莫雷尔太太又跟帮她做家务的儿子谈了起来。
“我在医院里看见巴克了。他看上去很不高兴，可怜的小家伙！‘唉，’我对他说，‘你是怎么陪他一路来医院的？’‘别问我了，太太！’他说。‘啊，’我说，‘我知道他会怎么样。’‘够他受的，莫雷尔太太，真的！’他说。‘我知道，’我说。‘颠一下，把我心都给颠得跳出来啦，’他说。‘有时候他还大声嚷，太太，不管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愿干第二次了。’‘这我能理解，’我说。‘这是个苦差事，’他说，‘要完全好，得有些日子呢。’‘我看是的，’我说。我喜欢巴克先生——我真的喜欢他。他很有点男子气概。”
保罗一声不吭，继续干活。
“当然啰，”莫雷尔太太接着说，“对像你爸这样的人来说，医院可不是舒服地方。他没法理解那些规章制度。要是他自己能应付，他不让任何人碰他。他大腿肌肉被砸伤那会儿，一天得换四次药，除了我除了他妈，他还让谁给他换过药？他不让。所以呀，在医院里那些护士当然是够他受的。我真不想撂下他呢。说真的，我亲过他要离开的时候，像很有些过意不去似的。”
她就这样对儿子说着，仿佛在对儿子自言自语，儿子则尽心地听，以此分担并且减轻她的烦恼。她终于不知不觉地几乎把一切都告诉了儿子。
莫雷尔的情况很不好。有一个星期处于危险状态。后来开始有起色。再后来，全家人知道他好转，都松了口气，又可以快快活活地过日子了。
莫雷尔住院期间，家中境况倒也不差。矿上每星期给十四先令，疾病补助会给十先令，伤残基金会给五先令，另外工友们每星期给莫雷尔太太接济一点——五先令或七先令——所以她手头还挺宽裕。当莫雷尔在医院里日渐好转之际，家里的人格外快活格外和睦。每到星期六和星期三，莫雷尔太太去诺丁汉看望丈夫。她总带回一些小东西；给保罗的是一小管颜料或几张画画的厚纸；给安妮的是几张明信片，全家人要欢欣好几天才准安妮寄出去；或者是给亚瑟的一把钢丝锯或少许上好的木料。她津津乐道地描述她在一些大商店里的奇遇。画店里的人很快就知道她是谁，也知道了保罗的情况。书店的姑娘对她非常感兴趣。莫雷尔太太从诺丁汉回来总有说不完的见闻。三个孩子围着她坐着，时而静听，时而插嘴，时而争论，到上床睡觉的时候才肯罢休。掏炉灰通常由保罗干。
“我现在是家里的男子汉了，”他常津津乐道地对他母亲说。孩子们明白了，一家人和和睦睦该是多么美好。令他们几乎有些感到惋惜的是——尽管谁也不承认自己如此无情——他们的父亲就要回来了。
保罗如今已十四岁，想找工作。这孩子身子骨矮小纤细，深棕色的头发，浅蓝色的眼睛。他的脸已不像年幼时那样圆圆胖胖的，长得有些像威廉——脸部轮廓分明，几乎近似粗犷——而且表情非常丰富。往往看上去他好像在注视着什么，生气勃勃、热情洋溢；他的笑容像他母亲的笑容，来得突然而且非常可爱；他那思维敏捷的心灵一旦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他的脸便变得呆滞难看。他是那种一不被人理解或觉得被人瞧不起就会变得像呆子和笨蛋一样的男孩；然而，他一旦得到温馨就又变得十分可爱了。
不论何事，他第一次与之接触，总觉得别别扭扭。七岁时上学，对他来说曾是一场噩梦或折磨。但后来他又很喜欢上学。如今他觉得他得立身处世，却知道自己因羞怯而畏缩不前，十分苦闷。对他这年龄的孩子而言，他学画就算很聪明的了，而且懂一点法语、德语和算术，这都是希顿先生教的。不过他学的都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干重体力活，他身体不够壮实，他母亲说。他不喜欢做手工活，更喜欢到处跑跑，去乡下旅行，或者读书、画画。
“你想干什么呢？”他母亲问道。
“随便。”
“这可不算回答啊，”莫雷尔太太说。
但这确实是他能给的唯一回答。照此世道看来，他的抱负就是在家附近，平平安安地一星期挣三十或三十五先令，等父亲去世后，有个小房子跟母亲住在一起，作作画，高兴时外出走走，从此快快活活地过日子。从目前情况看，这就是他的计划。他内心之中却傲岸不群，以己度人、论人而不留情面。他想，他或许也能成为画家，真正的画家。然而他对此听之任之。
“那么，”他母亲说，“你就得看报上的招聘广告了。”
他看着她。在他看来这是奇耻大辱，也使他感到痛苦。但是他没说什么。他在早晨起床时，使他满心困惑的就是这样一种想法：
“我得看广告找工作。”
一大早就迎头想到此事，把他一天的乐趣和平静时光都给搅了。他感觉到他的心好似一个死结。
到十点钟时他出门。他或许被看做个古怪、沉默的孩子了吧。他走在小镇阳光明媚的街上，感到他遇见的人仿佛都在暗自说：“他这是要去合作社阅览室翻报纸找工作。他找不到工作的。看样子他要靠他妈过日子了。”他悄悄走上合作社布店后面的石阶，偷偷地朝阅览室里望望。在那里的通常只有一两个人，不是派不上用场的老家伙，就是“靠互助会过日子”的矿工。他走了进去，人家抬头看看，他便有无处藏身之感，赶紧在桌边坐下，装着看看新闻。他知道人家会想：“十三四岁的孩子到阅览室来看报干嘛？”他心里不是滋味。
他愁闷不已，看看窗外。他已成为工业主义的一名囚犯了。对面花园的红色旧墙头大朵大朵的向日葵，笑容满面地盯着手里拿着东西匆匆赶回家做饭的女人们。满山谷的小麦在阳光下闪耀。田野间的两座煤矿冒出白色的缕缕蒸汽。远处的群山上就是安尼斯利森林，黑压压一片，令人神往。他心里一沉。他即将身不由己、受到束缚。他在可爱的家乡山谷的自由快到头了。
酿酒商的货车从凯斯顿驶来，车上装着一些大酒桶，每边放四桶，好似裂开的豆荚里的豆子。赶车人高高坐在车的宝座上，左颠右颠，显得大模大样，在保罗眼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赶车人那小小的圆脑袋上的头发几乎被太阳晒得发白，他厚实、红红的胳膊耷拉在麻布围裙上随着车子直摇晃，胳膊上白汗毛亮闪闪的。他满脸红光，太阳一晒，晒得他几乎要睡着了。拉车的几匹棕色骏马自由自在地跑着，它们倒像是这场演出的主角。
保罗希望自己是个蠢材。“我倒希望，”他暗自思忖，“我像他那样肥胖，像太阳下的一只狗。我倒希望我是一头猪，是酿酒的赶车人。”
阅览室里终于没人了，他赶紧抄下一条广告，然后再抄下一条，如释重负地溜了出去。他母亲把他抄下的东西看了看。
“行，”她说，“去试试吧。”
威廉曾以极好的商业用语写过一封求职信，保罗照抄一封，但稍做了改动。这孩子的字写得很差，做任何事都很出色的威廉不由为之焦躁万分。
当哥哥的如今总爱摆谱儿。他发现他在伦敦能结交的那些人，其地位比他在贝斯特伍德的朋友们的地位高得多。事务所的一些职员学过法律。或长或短有过一段见习期。威廉不论在何处都交游甚广，颇为得意。所以，他很快成了一些人家里的座上客，而这些人若是在贝斯特伍德，是连难以接近的银行经理也瞧不起的，把造访教区之长也不当回事的。他开始自认为是个大人物了。成为上流人士竟然如此容易，他感到好不诧异啊。
他春风得意，他母亲自当为之高兴。他在沃尔瑟姆斯托的住所十分冷清。但是，这年轻人的封封家书中总有一股狂热劲头。变化之大，使他神不守舍，站不稳脚跟，倒像是随波逐流于新式生活的急流而眼花缭乱了。他母亲为他犯愁。她能感觉到他迷途了。他跳舞，上戏院，划船，跟朋友们出游；她知道，他在兴尽之后独自坐在冷清清的卧室里苦读拉丁文，因为他想在事务所里求发展，要尽其所能在法律界求发展。如今他已不寄钱给母亲。他挣的那点钱都用于了自己的生计。她也不向他要钱，除非是在陷入窘境而且十先令便可解她燃眉之急的时候。她仍会梦到威廉，梦到他做什么，她总是他的靠山。因为他，她是何等抑郁何等揪心，她自己是从不承认的。
他还大谈特谈在舞会上认识的一个姑娘，是个漂亮的浅黑肤色的姑娘，非常年轻，也是位小姐，追求她的男人纷至沓来。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追，孩子，”他母亲在信中说，“要是你没看见别人都在追她的话。你在一大帮人之中是够安全的，也不会有事。但要小心，当你发现只有你一人时，而且为此扬扬得意时，你不妨想想是什么感受。”
威廉听不进这些话，继续他的追求。他带那姑娘到河上划过船。“如果你见到她，妈妈，你就会明白是什么感受了。高高个子，举止优雅，肤色呈透明的橄榄色，纯净无比，一头乌油油的秀发，一双灰色的眼睛——明亮，不时闪出嘲弄的眼神，好似夜间河上的灯光。她的穿着和伦敦女人一样得体。我告诉你吧，你的儿子和她一起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散步时，是不会不昂起头的。”
莫雷尔太太心中的疑惑并不在于儿子是否不曾和一个跟他亲近的女人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散步，倒在于儿子是否不曾和一位穿着讲究的丽人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散步。不过她还是半信半疑地祝贺他几句。这位母亲站在洗衣槽前，心里却惦记着儿子。她仿佛看见一位漂亮而会挥霍的妻子成了他的一大负担，挣钱甚少，住在郊区的某个小破屋里苦苦度日。“哎呀，”她自言自语说，“我真傻——自寻烦恼啊。”然而，她那惦念的重负一刻也不曾在她心中消停过，唯恐威廉自作主张干出错事。
不久，诺丁汉，斯潘尼尔街二十一号，外科医疗器械厂的托马斯·乔丹约见了保罗。莫雷尔太太高兴万分。
“唉，你瞧！”她叫道，两眼炯炯发光。“你只写了四封信，这第三封就有回音了。你有运气，我的孩子，我老说你有运气嘛。”
保罗看了看乔丹信笺上的图，画着一只木制的腿，腿上穿着弹力长袜，戴着其他器械，他为之一惊。他不知道竟然有这种弹力袜子。他似乎感受到了有其规定的价值体系和重物轻人的商业世界，他胆寒了。竟然能以木制的腿做生意，也同样可怕。
一个星期二的早上，母子二人前往。时值八月，天气酷热。保罗走着，心里紧张万分。他宁可多受肉体之苦也不愿受这番荒唐无稽之罪：录用与否由陌生人决定。但他一路上还是跟母亲谈谈说说。他没有向母亲表白此事使他何等受罪，她不过只猜到了几分。她喜上眉梢。她站在贝斯特伍德售票处前，保罗看着她从钱包里拿钱买票。当他看到她戴着黑羊皮旧手套的手从那个破旧的钱包里掏出银币时，他的心因爱她而痛得发紧。
她很兴奋，很快活。他因她当着其他旅客面大声说话而有些难堪。
“瞧那头母牛多傻呀！”她说，“跑个不停，把那儿当做马戏场了吧。”
“大概是因为那儿有牛蝇，”他小声说。
“有什么？”她欣喜万分、毫不难为情地问道。
有好一会儿，他们都在想心思。坐在她对面总使他非常敏感。两人的目光突然相遇，她对他笑笑——少见、亲昵的笑，充满欣喜与爱而显得美丽动人。然后，他们各自朝车窗外望去。
十六英里的缓慢旅程结束。母子俩走在车站街上，心中激荡着情人双双出外历险的那种激情。到了卡林顿街，他们停下靠着栏杆看看下面运河上的驳船。
“真像威尼斯啊，”他说，眼望着照在工厂高墙间的水面上的阳光。
“也许，”她回答说，笑笑。
他们非常喜欢那些商店。
“你瞧那件衬衫，”她说，“我们安妮穿不正合适吗？一镑十一先令三便士。不便宜吗？”
“还是刺绣的，”他说。
“是啊。”
他们有的是时间，所以不赶急。对他们来说，这城镇陌生而有趣。可这孩子心里总忐忑不安。他害怕跟托马斯·乔丹会面。
圣彼得教堂的钟已快十一点。他们来到通向城堡的一条小街。这是条阴暗、老式的小街，店铺矮而暗，深绿的大门上有黄铜门环，黄褐色的台阶一直伸到人行道；有一家老店的小窗户像一只半睁半闭的诡诈的眼睛。母子俩小心翼翼地走着，到处找“托马斯·乔丹父子公司”的招牌。像在野外打猎。他们非常兴奋。
他们突然发现一条黑黢黢的大拱道，拱道里有好些商号的名字，托马斯·乔丹就在其中。
“这儿！”莫雷尔太太说。“可是它究竟在哪儿呢？”
他们四下张望。一边是一家奇怪、黑黢黢的纸板厂，另一边是一家旅馆，叫商业旅馆。
“在里头，”保罗说。
他们在拱道下冒险，如同走进龙嘴里。他们走进一个像一口井的大院，四周都是房子。满地是稻草、箱子和纸板。阳光正照在一个板条箱上，里面的稻草一绺绺散落在院内，好似黄金。别处，活像个矿井。有好几扇门，两段楼梯。正前方，楼梯顶端有一扇肮脏的玻璃门，门上不吉祥的字隐约可见：“托马斯·乔丹父子公司——专营外科医疗器械”。莫雷尔太太先进去，儿子跟在后面。保罗·莫雷尔跟在母亲身后，上那肮脏的楼梯向那扇肮脏的门走去，他这时的心情远比查理一世上断头台时的心情沉重。
她推开门，站住，惊喜交集。她面前是个大仓库，到处是奶油色的纸包，职员都卷着袖子，进进出出，倒像在自己家里。光线柔和，那些光滑的奶油色纸包显得光闪闪的，木柜台一律是深褐色。闲适自在，颇有住家气氛。莫雷尔太太向前走了两步，等着。保罗站在她身后。她戴着在节假日才戴的帽子和黑面纱；他那衣领是男孩用的白色宽衣领，穿的是诺福克式的腰部有带子的宽上衣。
一名职员抬起头。他又瘦又高，一张小脸。那样子机警得很。他朝仓库另一头瞥一眼，那里是一间用玻璃隔成的办公室。然后他走上前来。他没有说话，只是带着询问的神情有礼貌地向莫雷尔太太探过身去。
“我可以见见乔丹先生吗？”她问。
“我去找他，”那年轻人说。
他走进那间办公室。一个红脸白须的老头抬起头。他使保罗想到一只波米兰尼亚小狗〔1〕。然后这小老头走上前来。他的腿很短，身子骨挺硬朗，穿件羊驼毛短上衣。要说，他还真像竖着一只耳朵似的走上前来，硬硬朗朗、面带诧异。
“早上好！”他说，面对莫雷尔太太，他颇为踌躇，不知她是不是顾客。
“早上好。我和我儿子保罗·莫雷尔一起来的。您要他今天上午来见您。”
“这边来，”乔丹先生说，毫不拖沓以示其办事有条不紊。
他们跟着这位厂商走进一个邋遢的小房间，里面摆着美国黑色皮革面的沙发，因坐过的顾客甚多，皮革面早已磨得光溜溜的了。桌上放着一堆疝带，即缠在一起的黄色麂皮箍。看上去是新的，像上等货。保罗闻到一股新麂皮的气味。这是些什么东西，他挺纳闷。此时他已惊呆了，只能注意到这些东西的外观。
“坐啊！”乔丹先生说，不耐烦地给莫雷尔太太指指一把马鬃椅子。她勉勉强强坐在椅子边上。那老头烦躁不安，找出一张纸来。
“这信是你写的？”他厉声说，把保罗认出是他的那张信纸向他一杵。
“是的，”他回答。
在此瞬间，他心里只有两种想法：一，为说谎而愧疚，因为信是威廉写的；二，他弄不明白，拿在此人胖乎乎、血色极红的手里的信为何如此陌生又为何跟放在餐桌上的信如此不同。这信似乎成了他身上的被引入了歧途的一部分。那人拿着信的模样，他憎恶极了。
“你是在哪儿学的写信？”老头暴躁地说。
保罗发怯地看着他，没有回答。
“他写得很不好，”莫雷尔太太带歉意地插嘴说。然后她撩起面纱。保罗厌恶她对这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表现得不够自尊，他却又喜爱她的不罩面纱的脸。
“你说你懂法语？”小老头依然厉声地问道。
“是的，”保罗说。
“你上的什么学校？”
“公立小学。”
“你是在公立小学学的法语？”
“不是——我——”孩子脸一红，说不下去了。
“他教父教他的，”莫雷尔太太半带解释地说，态度很冷淡。
乔丹先生犹豫不决。然后他十分烦躁地——他的两只手总好像随时在待命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打开。打开时，纸哗啦哗啦直响。他把它递给保罗。
“读一读，”他说。
这是用法文写的一张字条，上面是手写的稀稀拉拉、十分蹩脚、这孩子无法辨认的外国字。他茫然地盯着那字条。
“‘先生，’”他开始读；他茫然地看着乔丹先生。“这是——这是——”
他是想说“笔迹”这个词，可脑子不再听使唤，就是说不出这个词来。他觉得自己是个大傻瓜，恨死乔丹先生了，只好绝望地再看字条。
“‘先生，——请寄给我’——呃——呃——我不认得——呃——‘两双——gris fil bas——灰色长统线袜’——呃——呃——‘sans——不要’——呃——我不认得这几个字——呃——‘doigts——手指’——呃——我不认得——”
他想说“笔迹”这个词，可就是说不上来。乔丹先生见他给难住了，便将字条从他手里拽了过去。
“‘请寄回两双灰色无趾长统线袜。’”
“哦，”保罗恍然大悟，“‘doigt’指‘手指’——也可以指——按说——”
小老头看着他。他不知道“doigt”是不是“手指”的意思；他只知道按他的用法，这个词是指“脚趾”。
“长统袜跟手指能扯得上啊！”他厉声说。
“唉，它是有手指的意思嘛，”孩子坚持说。
这个小老头让他出了丑，他憎恶他。乔丹先生看看这个脸色苍白、傻里瓜唧、目中无人的孩子，再看看孩子的母亲：她静静坐着，默不做声，一副靠别人开恩的穷人所特有的神情。
“他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他问道。
“啊，”莫雷尔太太说，“听您的。他毕业了。”
“他住在贝斯特伍德？”
“是啊；不过他可以去火车站——在八点差一刻。”
“嗯哼！”
最后说定，保罗在螺簧班当小工，一星期八先令。这孩子在坚持说“doigt”是指“手指”之后就没吭过一声。他跟着母亲下楼。她用那双充满爱和欢欣的明亮的蓝眼睛望着他。
“我想你会喜欢这工作的，”她说。
“‘Doigt’是‘手指’的意思呀，妈妈，还有那种笔迹。我认不出那种笔迹。”
“不要紧，我的孩子。我肯定他会待你很好的，你也不会经常见到他。刚开头碰到的那个年轻人不是挺好吗？我肯定你会喜欢他们的。”
“可是，乔丹先生很不平常吗，妈妈？那厂子都是他的？”
“我看，他是升上来的工人，”她说。“你对别人不用太在意。别人不会跟你过不去——他们就是这样处世的。你老觉得别人对你有什么企图。其实他们没有。”
晴空万里。市场那一大片寥无人烟之处的天空湛蓝，花岗石路面光灿灿的。长街上的店铺都在浓荫之中，那浓荫五彩斑斓。公共马车驶过市场的那边有一排水果摊，摊子上的水果绚丽耀眼——有苹果，红红的橘子，小小的青梅子，香蕉。母子俩经过时，闻到一股浓浓的水果香味。他那羞辱之感渐渐消失。
“我们去哪儿吃饭呢？”母亲问道。
上饭馆总让人觉得太花钱。保罗长这么大只上过一两次饭馆，只是喝杯茶吃个小面包。贝斯特伍德的人大多认为他们在诺丁汉只吃得起茶、黄油面包，或许还有罐头牛肉之类的东西。要吃真正现做的正餐被看做过度奢侈。保罗心里不是滋味。
他们找到一家馆子，看样子十分便宜。但莫雷尔太太一看价目，心里一沉，这么贵啊。她只要了价钱最便宜的菜：腰花馅饼外加土豆。
“我们不该来这儿，妈妈，”保罗说。
“不要紧，”她说。“我们不会再来了。”
她一定要给他要个葡萄干小馅饼，因为他爱吃甜食。
“我不要，妈妈，”他恳求道。
“要一个吧，”她坚持说，“你会吃的。”
她四下看看，找女招待。女招待正忙，莫雷尔太太当时不想去麻烦人家。于是母子俩等着女招待，听其自便呗，这时那女招待正跟一些男顾客忙乎、卖俏。
“真不要脸，贱女人！”莫雷尔太太对保罗说。“瞧，她给那个男人端去了布丁，可他是在我们后面来的。”
“没关系的，妈妈，”保罗说。
莫雷尔太太很气愤。可是她太穷，叫的菜太寒碜，在当时没有勇气强调自己的正当要求。他们等着，等着。
“我们走吧，妈妈？”他说。
这时莫雷尔太太站起来。那女招待正从附近经过。
“请拿个葡萄干馅饼来，好吗？”莫雷尔太太明明白白地说。
女招待傲慢无礼地掉头看看。
“一会儿就来，”她说。
“我们等得够久了，”莫雷尔太太说。
不一会儿，女招待端来了馅饼。莫雷尔太太若无其事地要账单。保罗恨不得钻到地里去。
他对母亲的若无其事感到诧异。他知道，只因长年努力奋斗，她才学会要维护自己的正当要求，哪怕只是那么一点点。实则她跟他一样，畏畏缩缩。
“怎么说，我上这儿来也是最后一次了！”当他们离开这地方时，她宣称，总算离开了，多谢啊。“我们去，”她说，“奇普商店和布特商店看看，再去别的地方走走，好不好？”
他们谈论画，莫雷尔太太想给他买一支他想望已久的貂毛小画笔。但他拒绝了这份厚意。他站在一家家女帽头饰商店和布店前，真觉得没劲，但看见她大感兴趣，他也心甘情愿。他们继续逛。
“唉，瞧那些黑葡萄呀！”她说。“看了叫人流口水。这些年来我一直想买点，还是等些时候再说吧。”
她站在门口闻花香，真是其乐无穷。
“哦！哦！真是可爱啊！”
保罗看见一位穿黑衣服的年轻漂亮小姐在花店的暗处正好奇地向柜台外面张望。
“人家在看你，”他说，想把母亲拉走。
“是什么香味呢？”她大声问，拒不走开。
“紫罗兰！”他回答说着赶紧闻闻。“瞧，那儿有一盆。”
“所以嘛——红的，白的。我还真不知道紫罗兰是这种香味！”她离开了门口，保罗如释重负，可她又站在了橱窗前。
“保罗！”她叫他时，他正设法躲开那个穿黑衣服的年轻漂亮姑娘——女店员——的视线。“保罗！你瞧这儿啊！”
他不情愿地走过去。
“你看这倒挂金钟！”她指着花大声说。
“哦哟！”这声音显得奇怪也显得感兴趣。“这些花挂在那儿，又大又沉，你会以为它们随时会掉下来。”
“开得这么繁茂！”她大声说道。
“一丝丝一簇簇，都是朝下的！”
“是啊！”她惊呼道。“真可爱！”
“不知道谁会买！”他说。
“不知道！”她回答道。“不是我们。”
“放在我们客厅里，是养不活的。”
“可不是吗，照不到太阳，冷得像个地洞；不管放什么植物都活不了，放在厨房里吧，会呛死。”
他们买了些东西，向车站走去。他们从夹在两侧大楼间幽暗的通道上抬头向运河望去，只见那矗立在长满棕绿色灌木林的陡峭石壁上的城堡，在娇艳的阳光之下，俨然一派奇景。
“我在午饭时出来走走不是挺好吗？”保罗说。“我可以到这儿来好好到处看看。我一定会喜欢这儿的。”
“你会的，”母亲赞同地说。
他跟母亲一起过了个美好的下午。他们在柔美的黄昏时分回到家中，十分高兴，脸色红润，也很是疲惫。
次日上午他填好季度火车票报单，送去车站。他回来时母亲正开始洗地板。他盘腿坐在沙发上。
“他们说星期六可以送来，”他说。
“要多少钱？”
“大概一镑十一先令，”他说。
她继续洗地板，没吭声。
“是不是太贵啦？”他问道。
“跟我想的差不离，”她回答说。
“我一星期就能挣八先令的，”他说。
她没有答理，继续干活。最后她说：
“威廉去伦敦的时候答应过我，一个月给我一镑。他已经给过我十先令——两次；我知道，现在向他要，他一个子儿也拿不出来。不是我不要他的钱。只不过，你现在会想，他兴许能出钱给你买季度火车票，我可没这样指望过。”
“他挣的钱多啊，”保罗说。
“他能挣一百三十镑。他们那些人都一样。答应的时候口气大得很，兑现的时候给你的也就那么一点儿。”
“他一个人一星期要花五十多先令，”保罗说。
“我们一家人还花不到三十先令，”她回答说；“额外的钱，还得另想办法。他们这些人一走，就不会想到帮你了。他宁可把钱花在那位爱打扮的人身上。”
“她既然那么阔，她自己该有钱啦，”保罗说。
“她该有，可她没有。我问过他。我知道，他不会无缘无故地给她买金手镯。怎么就没谁给我买金手镯啊。”
威廉跟他称之为“吉普赛人”的那个女孩交往，进展顺利。他向这姑娘——芳名是路易莎·莉莉·丹尼斯·威斯顿——要了一张照片寄给了他的母亲。照片收到了——浅黑肤色的美人，侧面照，带点傻笑表情——而且，可能是光着身子的吧，因为照片上是一丝不挂，一张袒胸半身像而已。
“是啊，”莫雷尔太太写信给儿子说，“路易莎的照片很打眼，我看得出来，她一定很媚人。可是，我的孩子，你觉得姑娘家把那样一张照片给她的男朋友寄给他的母亲，这算得上风雅吗——而且是第一张？如你所说，肩膀是很美。我可没想到，看第一眼就看见照片上袒露的地方那么多。”
莫雷尔偶然看到摆在客厅的小橱柜上的这张照片。他用他粗大的拇指和食指捏着照片，走了出去。
“这是什么人，谁知道吗？”他问妻子。
“是跟我们家威廉谈恋爱的姑娘，”莫雷尔太太回答道。
“哼！一看就知道是个小妖精，对他可不是什么大好事。她是谁？”
“名叫路易莎·莉莉·丹尼斯·威斯顿。”
“再说一遍，这名字真啰嗦！”这位矿工嚷道。“是个女戏子？”
“不是。据说是位小姐。”
“得了吧！”他大声说道，仍盯着照片。“小姐，就她？要摆阔，有多少钱？”
“没钱。她跟老姨妈一起住，她恨老姨妈，给她多少算多少呗。”
“哼！”莫雷尔放下照片说。“他跟这种人搞在一起，真是个傻瓜。”
“亲爱的妈妈，”威廉回信说。“我很抱歉，你不喜欢那张照片。我寄照片给你的时候，没想到可能你会认为它不像样。但是，我已经对吉普赛人说过，照片不很符合你的正统观念，所以她打算给你再寄一张，希望这一张更合你的意。她时常照相；其实，那些摄影师愿意给她拍照不收分文，还问她是不是可以呢。”
新照片不久便寄来了，附有一封那姑娘写的不三不四的短简。这次，姑娘身上穿着一件在夜间穿的黑缎子紧身胸衣，方领口，蓬松的袖子，漂亮的胳膊上搭着黑缎带。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只穿夜服，不穿别的，”莫雷尔太太讥讽地说。“我肯定我应该是深有所感的。”
“真难合你的意呀，妈妈，”保罗说。“我看，第一张光着肩膀的就挺可爱。”
“是吗？”母亲回答道。“我可不这么认为。”
星期一早晨，孩子六点起床准备上班去。煞费周章而得的季度火车票揣在他的背心口袋里。他喜欢票面上的黄杠杠。母亲把午饭放在一只盖得严严的小篮子里了，他在七点差一刻出门去赶七点一刻的火车。莫雷尔太太送他到路口。
是个清新的早晨。长在白蜡树上孩子们称作“鸽子”的细长绿果子，在微风吹来时纷纷欢快地落在各家屋前的园子里。山谷中弥漫着似明似暗的雾气，雾气中微微闪着已长熟的小麦的金光，敏顿矿冒出来的蒸汽很快就消散在雾气中了。晨风习习，阵阵吹来。保罗朝阿德斯利高高的森林望去，那里的乡村隐约可见，故乡从未如此强烈地吸引过他。
“再见了，妈妈，”他说，笑笑，心里并不高兴。
“再见，”她愉快而温柔地回答说。
她围着白围裙站在畅通无阻的路上，目送他穿过田野。他那结实矮小的身个显得生气勃勃。她看见他跋涉在田野，心里在想，只要他决心去哪儿，他是一定做得到的。她想到了威廉。他可会跳过篱笆而不是绕着走梯磴。他远在伦敦，干得不错。保罗就要在诺丁汉干活。如今她有两个儿子涉足尘世。她有两处可以想，都是工业中心，感觉到她分别给这两处送去了个男子汉，这两个男子汉都会有出息，不会辜负她的希望；有她才有他们，他们属于她，他们的成绩也是她的成绩。她整个上午都想着保罗。
八点钟，他上了乔丹外科医疗器械厂那阴暗的楼梯，站在第一个大货架前，无可奈何，等人来带他前去。这地方还毫无动静。柜台上盖着几块大防尘布。有两个男人刚刚到，正在一个角落里聊天，一边脱下外套，卷起衬衫袖子。八点过十分。上班显然用不着准时。保罗听见两个职员的声音。又听见有人咳嗽，看见屋子顶头的办公室里有个年老体衰的职员，戴顶绣着红绿花的黑丝绒吸烟帽，正在拆信。保罗等啊等。一个晚辈职员向老头走去，兴冲冲地大声向他问好。这位老“主管”显然耳聋。然后那小伙子大摇大摆向他的柜台走去。他一眼瞥见保罗。
“喂！”他说。“你是新来的？”
“是的，”保罗说。
“嗯，叫什么？”
“保罗·莫雷尔。”
“保罗·莫雷尔？好吧，你上这儿来。”
保罗跟着他绕过长方形的柜台。房间在第二层楼。地板正当中有个大洞，周围围着一圈柜台，吊车从这个大洞里吊下去，底层楼的光线也靠这个大洞。天花板上也有相应的长方形大洞，可以看到上面，楼上的栅栏旁有许多机器；再往上就是玻璃屋顶了，三个楼层的光线都靠它，越到下一层楼就越暗，所以第一层楼总像在夜里，第二层楼总是很阴暗。工厂在三楼，二楼是提货处，仓库在底层楼。这是个有害健康的老房子。
保罗被带到一个很暗的角落。
“这就是‘螺簧’角，”那职员说。“你和帕普沃思都是螺簧部的。他是你的头儿，他还没来。不到八点半钟他不会来。你要是愿意，到梅林先生那儿拿信去。”
这年轻人指指办公室里的那位老职员。
“好吧，”保罗说。
“这儿有个钉子给你挂帽子。这些是登记簿。帕普沃思先生一会儿就来。”
这个瘦瘦的年轻人迈着大步，踏过凹陷的木地板急匆匆走了。
一两分钟后，保罗走到玻璃办公室门口。戴着吸烟帽的老职员从眼镜片上端瞅着他。
“早上好啊，”他说，态度和蔼而庄严。“你是来拿螺簧部的信的，托马斯？”
保罗听别人叫他“托马斯”，心里挺别扭。但他还是拿着信函回到他那个黑咕隆咚的地方，就是柜台围成一个角的地方，就是大货架刚好到头的地方，也就是角落有三扇门的地方。他坐在高凳子看信——那些信上的笔迹不太难认。信上是这样写的：
“请立即寄一双无脚的丝质螺纹长统女袜，即我去年向贵厂订购的那种；长度为大腿到膝盖，等等。”或是“张伯伦上校欲照原样再订购无伸缩性丝质的吊绷带一副。”
这些信，其中有用法文写的，也有用挪威文写的，可把这孩子难住了。他心神不安地坐在凳子上等“头儿”前来。八点半钟，纷纷到楼上去的女工们从他身旁走过时，他可谓吃尽羞怯之苦。
大约八点四十分，别人都已在工作了，帕普沃思先生来了，嘴里嚼着含有哥罗酊的口香糖。他是个瘦个子，脸色蜡黄，红鼻子，动作快，冒冒失失，衣着时髦，但很古板。他大约三十六岁。挺“阔气”，挺时髦，挺精明强干，挺热情，又有那么一点可鄙。
“你是我新来的伙计？”他说。
保罗站起来说他是。
“信都拿来了啦？”
帕普沃思先生嚼了几口口香糖。
“拿来了。”
“抄好啦？”
“没有。”
“唔，那就快点儿干。工作服换了吗？”
“没有。”
“你得带件旧外衣来，放在这儿。”他是用一边的牙咬着口香糖说最后几个字的。他消失在大货架后面的暗处，再出来时已脱掉上衣，卷起了有条纹的时髦衬衫袖口，露出毛乎乎的细胳膊。然后他穿上工作服。保罗注意到他有多瘦，裤子后裆松皱皱的。他拽过一只凳子，拖到孩子的凳子旁边，然后坐下。
“坐下吧，”他说。
保罗坐下。
帕普沃思先生靠他很近。此人拿过信函，从他面前的架子上抽出一本长长的登记簿，打开，拿起笔，说：
“看这儿。把信都抄在这儿。”他抽了两下鼻子，急速地嚼口香糖，紧盯着一封信，然后静静地、全神贯注地登记上，十分迅速，用的是漂亮的花体字。他扫保罗一眼。
“瞧见啦？”
“嗯。”
“能行？”
“嗯。”
“那好，就瞧你的。”
他从凳子上一跃而起。保罗拿起笔。帕普沃思先生不见了。保罗倒很喜欢誊抄信函，但写得慢写得吃力，还写得不好。他在抄第四封信正觉忙得高兴之际，帕普沃思先生又出现了。
“唉，你怎么样？抄完了吧？”
他俯在孩子身后，嚼着口香糖，一股哥罗酊味。
“好家伙，孩子，你可写得真棒啊！”他带点讥讽地惊呼道。“没关系，抄了多少？才三封！要是我，眨眼工夫就抄完了。快点，孩子，编上号。就在这儿，瞧！快干！”
保罗埋头苦干，帕普沃思先生则忙于其他工作。孩子耳边突然响起刺耳的哨声，把他吓了一跳。帕普沃思先生走过来，拔下一管口的管塞就问，盛气凌人：
“什么事？说。”
保罗听见管口传来微弱的声音，像女人的声音。他好不惊异，盯着看，以前哪见过这传声筒呢。
“那么，”帕普沃思先生极不耐烦地对传声筒里说，“那你们就先把没干完的活干完。”
又听见那女人的微弱的声音，声音很悦耳却有些怨声怨气。
“我没时间站在这儿听你说，”帕普沃思先生说完就把筒塞塞上了。
“来，孩子，”他恳求似地对孩子说，“波莉一个劲儿地催订单。你不能打起精神快点干吗？没多少啦！”
他拿过簿子自己抄起来，保罗又感到好不委屈。他抄得又快又好。抄完后，他抓过一把黄色的长纸条，宽约三英寸，给女工填当天的订单。
“你最好看着我，”他对保罗说着便迅速地干起来。保罗看着那些画着腿、大腿和脚踝的离奇的小图，上面打有记号编有号，他的上司在那些黄纸条上写上简短的说明。帕普沃思先生完成后一跃而起。
“跟我来，”他说，黄纸条在他手里飞舞着。他飞奔过一道门，下楼，进了点着煤气灯的底层。他们走过阴冷湿潮的仓库；经过一间冷冷清清长房间，房间里放着一块搁在几个搁凳上的长长的平板；走进一个小些但很舒适的房间，房间不高，是主楼的附属建筑物。有个小个女人等在房间里，穿件红哔叽罩衫，黑头发盘在头顶，像只骄傲的矮脚鸡。
“给你吧！”帕普沃思说。
“我看你倒该说‘我可来了’才对！”波莉嚷嚷说。“女工们这儿等了快半个钟头了。想想，浪费了多少时间呀！”
“你该想到把活干完，用不着说这么多，”帕普沃思先生说。“你们早就该干完了。”
“你很清楚，我们在星期六就干完了！”波莉嚷道，冲他发火，那黑眼睛满是怒色。
“啧——啧——啧——啧！”他嘲弄道。“这是你们新来的小伙计。别把他带坏了，上回那个就是你们带坏的。”
“上回那个是我们带坏的！”波莉重复一遍。“是啊，我们带坏了人，我们带坏的。真是啊！小家伙学坏，是因为他跟你呆久了。”
“现在是干活的时候，不是说话的时候，”帕普沃思先生严厉而冷静地说。
“要说干活，早就该是干活的时候了，”波莉说完，把头一扬，走了。她大约四十岁，身材矮小而硬朗。
那房间里，窗下的条凳上放着两台圆筒形螺簧机。穿过里边的门，另一间长些的房里还有六台机器。几个女工围着白色围裙，十分漂亮，站在一起聊天。
“你们除了聊天就没别的事干啦？”帕普沃思先生说道。
“在等你呀，”一个俊俏的女工笑着说。
“得啦，干活，干活吧，”他说。“喂，孩子，你下回再来这儿就知道怎么走了。”
保罗跟着他的上司跑上楼。他的上司把核对账单和开发票的工作交给了他。他站在桌前，吃力地用他那可恶的字体写着。不一会，乔丹先生从那玻璃办公室里大摇大摆地走出来，站在孩子身后，使孩子很不自在。一只肥溜溜的红手指突然戳到孩子正在填写的表格上。
“J·A·贝茨先生，尊大人！”他耳边响起这怪罪的声音。
保罗看着他用他那可恶的字写的“J·A·贝茨先生，尊大人”，不知现在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教给你的就这些，没多教你点儿？你用‘先生’就不用‘尊大人’嘛——哪有都用的。”
孩子悔不该在用尊称时过于大方，不知所措，战战兢兢将“先生”涂掉。然而乔丹先生一把将发票拿了过去。
“重填一张！你能把这样的发票寄给一位绅士吗？”他一气之下把那张蓝色发票给撕了。
保罗的耳根都红了，重新再来。乔丹先生仍一旁盯着。
“我不知道学校是怎么教的。再写就得写好些。如今的孩子什么都没学会，只会背诗只会拉提琴。你看过他写的字吗？”他问帕普沃思先生。
“看过；写得非常好，不是吗？”帕普沃思先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说。
乔丹先生嘀咕嘀咕，倒也和蔼。保罗心中有几分明白，他的老板是刀子嘴，豆腐心。确实，这位小个儿厂主，英语虽然说得不怎么样，对他手下的人却是够有绅士派头的，从不过问琐事。不过他知道自己外表不像个老板和业主，所以他不得不摆出老板的样子，确立地位。
“我们来瞧瞧，你叫什么名字？”帕普沃思先生问保罗。
“保罗·莫雷尔。”
孩子们说自己姓甚名谁时总感到格外别扭，这倒是稀奇事。
“叫保罗·莫雷尔，嗯？好吧，你保罗·莫雷尔去把那些事干完，然后——”
帕普沃思先生往凳子上一坐，写了起来。一名女工从后面的一扇门出来，把一些刚烫熨好的弹性网状织品放在柜台上，随即回去。帕普沃思先生拿起蓝白相间的护膝检查一下，再核对护膝的黄色订单，都十分迅速，放在一边。接着是一条肉色“腿”。他又仔细检查了几件东西，又开出几张单子，叫保罗跟他一起走。这回他们走过的是那女工刚才进来的那扇门。保罗发现自己是在一小段木梯顶上，他看见下面是个两边都有窗子的房间，房间另一头有六个女工俯身坐在各自的工作台前，借窗口的光线干着缝纫活。她们在齐声唱《两个穿蓝衣服的小姑娘》。她们一听到开门声就都转过头去，看见帕普沃思先生和保罗在房间另一头看着她们。她们立即不唱了。
“你们就不能少起点儿哄？”帕普沃思先生说。“要不，别人还以为我们这儿养着好些猫呢。”
坐在高凳上的一名驼背女工，转过她那张颇为阴沉的长脸冲着帕普沃思先生，用女低音似的声音说：
“那它们就都是公猫了。”
帕普沃思先生本欲为保罗打算而摆摆款儿的，却枉费了心机。他下楼进了成品间，走到驼背范妮旁边。她个子矮，坐的凳子高，浅褐色的头发扎成一箍一箍的，所以头显得太大，苍白、阴沉的脸也显得太大。她穿件绿黑两色的开司米衫，她焦急不安地放下手里的活时，窄细的袖口露出又细又瘪的手腕。他把一个有毛病的护膝拿给她看。
“得了，”她说，“你用不着来找我的岔。不是我的错。”她的脸涨得通红。“我没说是你的错。你能不能照我对你说的做呢？”帕普沃思先生立即说。
“你没说是我的错，可你这么做就是说是我的错啊，”驼背女工喊道，差点儿要哭了。她从“头儿”手里一把抢过护膝，说：“好，我给你做，可你也别神气。”
“这是你们的新伙计，”帕普沃思先生说。
范妮转身，和蔼地对保罗笑笑。
“哦！”她说。
“没错；你们可别拿他耍猴儿。”
“拿他耍猴儿的不是我们，”她愤愤地说。
“走吧，保罗，”帕普沃思先生说。
“再见〔2〕，保罗，”一个女工说。
一阵哧哧的窃笑声。保罗满脸通红，走了，一声未吭。
这一天过得真长。一上午都有工人有事找帕普沃思先生谈。保罗写着或学着打包，准备中午寄走。一点钟，也可能是一点钟差一刻钟时，帕普沃思先生没影儿了，要去赶火车：他住在郊区。到了一点钟，保罗不知所措，便拿着午饭篮子去到地下室的货仓，那里有一块搁在搁凳上的长板，一个人在那个凄暗的地下室里匆匆吃完午饭。然后他走出门。大街上逸乐悠闲的气氛使他对冒险有跃跃欲试的感觉，也使他十分愉快。但是一到两点钟他就回到那个大房间的角落了。不久，女工们纷纷经过，一边走一边说东道西。在楼上做疝带、完成假肢最后工序等繁重工作的，是那些更低级的女工。他等着帕普沃思先生，不知干什么好，坐在那儿，在黄色订货单上乱涂一气。两点四十分，帕普沃思先生来了。他坐下跟保罗闲聊，完全不把孩子看做手下人，甚至看做同辈。
下午，要做的事往往不很多，除非快到周末要结账的时候。五点钟，所有男工都去摆有长桌的地下室喝茶，把黄油面包往那几块又空又脏的木板上一搁就吃起来，说话也跟他们吃饭一样，匆匆忙忙、懒懒散散，有伤大雅。他们这些人在楼上时，他们间的气氛总是很愉快明畅。是这地下室和这些桌板影响了他们。
吃过茶点后，煤气灯全都点燃，干活自当更欢。一批货得赶在天黑前邮发出去。各工场间送来长统袜，刚烫熨过，还热乎乎的。保罗开了发票。现在他打包写地址，放在磅秤上称重量。一片报重量的喊声，金属的碰撞声，扯断绳索的噼啪声，向老梅林先生催邮票的叫声。邮差带着大邮袋来了，笑得乐呵呵的。这时一切停当，保罗拿着午饭篮子去车站赶八点二十分的火车。在厂里的这一天是足足的十二个钟头。
他的母亲坐在那儿等他，十分焦急。他得从凯斯顿走回去，到家就差不多九点二十了。而他在早上七点钟之前就得出门。莫雷尔太太很担心他的身体。她自己不得不受这么多苦，从而想到孩子们也少不了受苦。不论有什么磨难，他们都得经受住。保罗总算进了乔丹公司，虽说他成天在厂里，光线阴暗、空气不足、工时又长，使身体受到损害。
他苍白疲惫地走进屋来。他母亲看着他。她见他很是快活，她的忧虑顿时消失。
“啊，怎么样？”她问道。
“挺有趣的，妈妈，”他回答。“活一点儿也不累，他们待人挺好。”
“你还行吗？”
“行；他们只说我的字写得不好。可是帕普沃思先生——他是我的头儿——告诉乔丹先生说我会行的。我在螺簧部，妈妈；你一定要来看看啊。那儿可好啦。”
他很快就喜欢乔丹公司了。颇有“酒店雅座”常客气派的帕普沃思先生，平易近人，对他像对朋友一样。这位“螺簧部的头儿”有时也很急躁，嚼的口香糖也就比平时更多。即使在发脾气之时，他也不叫人下不了台，而是属于这样一种人：一急躁起来往往使自己不快胜于使别人不快。
“还没干完呢？”他会大声说。“干吧，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此外，保罗最不懂他的意思，是在他兴高采烈、打趣寻乐的时候。
“我明天把我的那只约克郡小狗带来，”他兴高采烈地对保罗说。
“约克郡狗是什么？”
“你不知道约克郡狗是什么？不知道约克郡——”帕普沃思先生大吃一惊。
“毛光光的，小小的——铁灰带暗灰的毛？”
“对极了，小老弟。它可是个宝啊。它下了只小狗，要值五英镑，它自己值七英镑多；它还不到二十盎司重啊。”
第二天，那只狗被带来了。它直哆嗦，是个小可怜。保罗不喜欢它；它倒非常像一块永远也干不了的湿抹布。后来有个人唤它逗它，就说起了粗俗的笑话。但是帕普沃思先生朝孩子这边点点头，玩笑声就小了许多。
乔丹先生只前来留心注意过保罗一次，挑出的唯一不当之处是这孩子把笔搁在柜台上。
“把笔夹在耳朵上，如果你想成为职员。把笔夹在耳朵上！”有一天他对这孩子说：“干嘛不把肩膀挺直些？过来，”他带孩子到玻璃办公室里，给他戴上特制的护肩带，以保持两肩端正。
但是保罗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女工。男工们平庸无趣。他也喜欢他们，可他们乏味无趣。楼下那个活活泼泼的小个子监工波莉，有一次看见保罗在地下室里吃饭便问他，她是不是可以在她的小炉上给他烧点什么。第二天，他妈就给他带了一盘可以热一热的菜。他把菜拿到那个舒适干净的房间给了波莉。于是，他和她一起吃饭很快就成了习惯。他在早上八点钟一到就把午饭篮子给她，他在一点钟下去时她已经把饭准备好了。
她个子不高，脸色苍白，浓密的栗色头发，相貌很是一般，嘴巴又大又圆。她像只小鸟。他总叫她“小知更鸟”。他生性寡言，却会坐着跟她聊上好半天，把家里的事告诉她。女工们都爱听他说。她们时常围坐一小圈，他坐在长凳上滔滔不绝，有说有笑。有些女工觉得他是个奇妙的小家伙，那么一本正经然而又那么乖巧有趣，对她们又是那么温柔。她们都喜欢他，他也很喜欢她们。他觉得自己是属于波莉的。其次就是康妮，一头浓密秀美的红发，脸蛋儿像苹果花，说话轻言细语，一身破旧的黑工装，她对他空想浪漫的天性是具有吸引力的。
“你坐着绕线的时候，”他说，“就仿佛你在纺车上纺线线——真好看。你让我想到了《国王的田园诗》里的伊莱恩〔3〕。我要是能画，真想把你画下来。”
她瞟他一眼，羞得脸通红。后来他果然画了一幅他非常珍视的素描：康妮坐在纺车前的凳子上，长长的红发飘拂在破旧的黑工装上，红红的嘴闭着、显得严肃，正把整整一束红线往纺车上绕。
说到露易，人挺漂亮，脸皮也够厚，似乎老爱冲着他撅撅她的屁股，他常常就此开玩笑。
爱玛长得很一般，年纪也大得多，爱拿架子。不过她冲他拿架子时则使她感到满足，他也不在意。
“你是怎么把编织针插进去的？”他问道。
“走开，别烦人。”
“可我应该知道是怎么插进去的啊。”
她埋头摇着机子，一刻也不停。
“你要知道的事多着呢，”她回答了一句。
“那就告诉我嘛，是怎么把针插进机子的。”
“哦，这孩子，真讨厌！喏，就这么。”
他留心地看着她做。突然响起哨声。波莉出现，声音清脆地说：
“帕普沃思先生想知道，你还要跟这儿的女工们玩多久，保罗。”
保罗一边跑上楼一边说“再见！”，爱玛直起了身子。
“又不是我让他玩这机子的，”她说。
通常是，女工们在两点钟都回来后，他便跑上楼到成品间里的驼背范妮那里去。帕普沃思先生要到二点四十才来，来时常看见他的小伙计坐在范妮旁边又是说又是画，或是跟女工们一起唱歌。
范妮常常犹豫片刻才开口唱。她有一副很好的女低音嗓子。大家一起唱合唱，配合得极好。保罗跟六个女工一起坐在那间屋里，不多一会儿，他就完全无拘无束了。
唱完了歌，范妮会说：
“我知道你们一直在笑话我。”
“别傻了，范妮！”一个女工喊道。
有一次，说到了范妮的红头发。
“范妮的头发更漂亮，合我的意，”爱玛说。
“你就别哄我了，”范妮说，满脸通红。
“我没有，她的头发是好，保罗；她的头发是漂亮嘛。”
“好就好在颜色，”他说。“是冷色，像土，可是闪闪发亮。像沼泽地的水一样。”
“天啦！”一个女工惊呼，大笑。
“我怎么弄头发，都有人评头论足，”范妮说。
“可是你真该看看头发放下来的样子，保罗，”爱玛真挚地说道。
“那就是美，没说的。他要是想画点什么，你就为他把头发放下来呗，范妮。”
范妮嘴里没说愿意，心里却是愿意的。
“那我就自己动手来放啦，”小家伙说。
“好啊，只要你肯，”范妮说。
他小心翼翼地取出发髻上的发夹，那丝丝缕缕的深褐色头发一下子披散开，落在了驼背上。
“多漂亮啊！”他惊呼道。
女工们注视着。寂静无声。小家伙把缠着的头发拉拉松。
“多美呀！”他说，闻到了头发的香味。“我打赌，能值好几镑。”
“我死的时候，把它留给你，保罗，”范妮半开玩笑地说。
“你这样子跟别人坐着等头发干的人的模样，也没什么两样，”一个女工对这个腿长背驼的女工说。
可怜的范妮敏感得有些病态，总以为别人话里带刺儿。波莉说话只三言两语，公事公办。她们那两个部门老扯皮，保罗总看见范妮在哭。她把自己的种种苦恼都向他倾诉，他不得不替她向波莉解释。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得也够愉快的了。在厂如在家一样。没人受到催促，没人受到逼迫。每快到邮走之时，男人都齐心协力越干越快的时候，保罗见此情景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喜欢看他的男同事们干活的情景。一时之间，人即工作，工作即人，彼此不分。女工们就不同了。真正的女人似乎不把心放在工作上，仿佛事不关己，等着。
他晚上坐火车回家时总从车里远眺，只见城里的点点灯光模模糊糊地映照在一些小山上，交融于一些山谷之中便消失了。他觉得生活丰富多彩，心中高兴。火车再往前开去，只见布威尔那里灯光点点，好似从落下的星星抖落在地上的无数花瓣；再过去是一些熔炉发出的炫目红光，好似火热的生命在云端飞舞。
他得从凯斯顿走两里多路才到家，要爬上两道长山路，再走下两道短山路。他总是很累，爬山时数数山上的灯，看还得经过几盏灯。他在漆黑的夜里从山顶上眺望五六里以外的那些村庄像一群晶亮的有生命的东西，可谓天堂就近在他脚下。远处，马尔普尔和希诺的亮光散布在黑暗中。不时有一列或南下伦敦或北上苏格兰的快车追踪而来，闯入其间的漆黑的山谷空地。火车像飞弹从黑暗中飞呼啸而过，浓烟滚滚，火光闪闪，山谷为之铿然有声。火车开了过去，城镇和村庄的灯光闪烁在一片寂静之中。
他到了家的拐角处，这里另是一番夜色。如今那棵白蜡树已形同朋友。
他进屋时，妈妈高兴地站起来。他自豪地将八先令放在桌上。
“能有点儿帮助吧，妈妈？”他不满足似地说。
“刨去车票钱，饭钱什么的，”她回答说，“也不会剩多少了。”
接着他把他一天来的所见所闻都讲给她听。他讲他生活中的事如讲《一千零一夜》，每夜讲给他母亲听。这就像是她本人的生活了。
本章注释
〔1〕 产于德国的波米兰尼亚；尖嘴、竖耳、长毛光滑。
〔2〕 原文为法文：Au revoy。
〔3〕 此故事可见于英国诗人阿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写的诗作：《兰斯洛特与伊莱恩》，即《国王的田园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