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谈
那个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罪恶和叛逆时代，那个基督教价值观被分为一半是天主教的，一半是新教的时代，那个随着中世纪工具论的瓦解，持续了五个世纪的价值解体过程开始并撒下现代种子的时代，是播种的时代，同时也是第一次绽放的时代。
明确概括这个时代的既不是新教，也不是这个时代的个人主义、民族的主义、享乐主义，同样也不是这个时代在人文主义和自然科学方面的革新。
如果这个时代具有明显的统一风格且自成一体，如果这个时代具有与这种统一风格相符的时代精神和风格载体，那么这种风格不可能体现在各种现象的任意一种当中，即便如新教这般影响如此深远的变革暴力现象；更确切地说，所有这些现象一定是统一的，它们一定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而这个根源一定在于思维的逻辑结构，在于渗透和充满所有时代活动的特定逻辑。
这时我们就有几分理由说，思维方式的彻底变革——所有这些生活现象的变革都暗示着这种彻底转变——总是发生在思维撞向自身的无限极限 [1] ，总是发生在思维无法再用老方法解决无限悖论，因此不得不修正自身基础之时。
最明显——因为在邻近范围内——的方法是，可以观察对现代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这种截然相反的思维转变，这种研究从无限 悖论出发，推动了数学方法的变革，带来了一场影响至今仍然无法估量的改变。
当然，我们无法区分，这到底是一场新的思维变革，还是对中世纪逻辑的最终清算，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因为，残留的中世纪价值观不仅留存到我们这个时代，而且还让人觉得，与此有关的残留思维依然有效；这也是悖论，这是无限 悖论的本质，即悖论和无限 悖论的本质都是源于演绎，——但因此也可能是源于神学：没有任何世界神学体系不是演绎出来的，换而言之，它并没有尝试从至高原则，即从上帝出发，合理地推导出所有现象，由此可见，任何柏拉图主义最终都是演绎神学。
因此，即使现代数学体系中柏拉图式的神学内容并不能轻易看到，甚至——只要这种数学是主要和主导逻辑的相应表达方式——有可能必须隐而不显，但数学中的无限悖论和经院哲学中的无限悖论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
当然，中世纪的无限讨论并不涉及数学领域（或最多只是在涉及宇宙方面的考虑时顺带讨论一下），但会讨论“伦理的”无限——正如人们可能会为它命名的那样，正如它大体显露在上帝无限属性这一问题范围中那样——，包含了所有关于实际无限和潜在无限的问题，在结构上代表了现代数学悖论和困境所在的相同边缘领域。
在这两种情况下，事实的自相矛盾源自于逻辑功能的绝对化，一种只要主要逻辑不愿放弃就无法避免，且只有达到矛盾极限时才会为人所知的绝对化。
在经院哲学中，这种有缺陷的绝对化主要表现在对符号的解释上：教会的显现，即世俗和有限的教会存在形式，虽然依旧要求绝对，但无限远柏拉图式逻辑点的亚里士多德式“有限化”必定会导致所有符号形式的有限化。
虽然令人惊叹的符号映射体系——一个从符号映射到符号的体系——会变得黯然失色，会被超越世俗的、无限有限的圣礼符号联结成一个神奇整体，但思维向无限 的转变却再也无法阻挡。
在自相矛盾式无限极限处，经院哲学式思维必须掉头转向，才能辩证地重新消除变得有限的柏拉图思想，也就是说，准备转向实证主义并任其自然发展——其发展势头在亚里士多德式教会结构中已现端倪且势不可挡，尽管经院哲学抛出多种学说著作（双真论、唯名论者与唯实论者之争、奥卡姆的认识论新解）力图挽救。
经院哲学注定败于绝对化和无限悖论，——逻辑性被抛弃了。
然而，一切思维只有在其逻辑性毋庸置疑的前提下才与事实相符。
这适用于任何思维，而不仅仅适用于演绎式的辩证思维（尤其是无法判定，在某个思维活动中有多少演绎内容）。
要是因为突然学会了用不同的、更好的眼光来观察事实，就说演绎无法取信于人，那就错了。
恰恰相反：仅当辩证法失灵之时，人们才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实，而这种失灵并不能归咎于不能面对现实，即归咎于不能面对还要长期持续纠正的现实，而这种失灵事先一定就已发生在最独特的逻辑领域中，即面对无限问题之时。
人们对逻辑权威的忍耐简直是没有限度的，它最多可以和人们对医学艺术的永恒不变的忍耐相提并论，正如人体会深信不疑地接受最荒谬的疗养方法，甚至还会获得痊愈一样，因此现实也会忍耐最不可能的理论体系，——只要不是理论自己宣告失败，理论就有信任基础且高于现实。
只有在理论宣告失败后，人们才会擦亮眼睛，然后才会重新审视现实，才会将其认知来源从理性*推论领域转移到有效经验领域。
在中世纪末期，思想变革的这两个阶段清晰可见：经院哲学辩证法宣告失败，接着就是——真正哥白尼式地——转向直接客体。换而言之，这是从柏拉图主义转向实证主义，从神语 [2] 转向物语 [3] 。
然而，在从集权式教会工具论转向繁多的直接体验方式，在从中世纪神权政治的柏拉图产物过渡到关注无限运动的经验世界的实证主义角度，在割裂以前整体的过程中，必然会割裂价值领域——只要价值领域与客体领域相互重合，保持一致。
简而言之，价值观不再由某个中央主导，而是会受到客体的影响。
问题不再是对《圣经》中所载宇宙进化论的维护，而是对自然客体的“科学”观察和可以对自然客体进行的实验；问题不再是神权政体的建立，而是一个变得独立的，需要一种马基雅维里主义式相应新政治方法的政治客体；骑士的意义不在于绝对战争——正如十字军东征中的具体战争那样——，而在于用非骑士式新型火器进行的世俗战斗；不再是为了基督教世界，而是为了某些以外在民族语言标记为纽带团结在一起的经验主义人类群体；新兴个人主义的利益不在于作为教会工具论环节的人，而在于具有自身意义的人类个体；对于艺术而言，唯一的最终目标不再是追随及颂扬圣徒，而是如实观察外部世界，是构成文艺复兴时期自然主义的“如实”。
然而，尽管转向直接客体这一转变看起来如此世俗，如此名副其实地异教，以至于人们很乐意把新发现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典籍和艺术珍品当作证物，但与外部客体的强势登场相比，内部客体也不遑多让，从这种内在观点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直接 [4] 也许是最直接的：上帝迄今为止只能以教会柏拉图式等级体系为媒介出现，他通过注视内心，通过发现内心深处的小火花，成为直接的神秘认知，他成为失而复得的恩典，——而“极其异教的尘世和神秘新教最坚定的内向性”这种引人注目的共存，这种南辕北辙的价值倾向在一个唯一的风格领域内的共存，如果不能归结到“直接”这个共同点上，肯定是完全无法解释的。新教——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其他现象一样，也许还更甚于其他现象——是一种直接现象。
但是，这个时代的另一个非常关键的组成特点可能会在这里找到它的原因：“行为”现象，它如此明显地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任何生活态度中，尤其是在新教中，那种开始轻视言语的态度，它希望尽可能将语言表达限制在诗歌和修辞的独立领域，但拒绝让语言表达渗透到其他领域，而是代之以将行为人当作唯一因素——这种谋求缄默的努力，这种要为整个世界准备缄默的缄默。
所有这一切与世界瓦解成各个独立价值领域这一现象存在着不可低估的关系，取决于那种向物语的转变，而物语——为了保持真相——是一种沉默之语。
这几乎就像以此表明，各个价值领域之间的理解是多余的，或者这种理解可能会歪曲物语的严谨和明确。
现代主义的两大理性沟通工具，数学中的科学语言和会计中的货币语言，都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都源自于那种独有且唯一的独立价值领域指向，源自于一种严格到几乎可称为禁欲主义的深奥表达方法。
然而，这种感官倾向与天主教修道士的禁欲主义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因为它并不像这些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不想成为极度兴奋的“帮手”，而是源自于行为的唯一性——从此以后应被视作唯一明确语言并唯一高于感官倾向的行为。
因此，新教在起源和本质上也是一种“行为”，以有传道 [5] 之人、寻道之人、悟道之人为前提，而且这些人从事的工作正好和新自然科学研究者、新型战士和新从政者的特有工作相同。
路德的虔诚完全是行动果断之人的虔诚，实际上完全不是靠静思冥想忏悔祈祷得来的。
然而，正是在“行为”中，在这种“真实”中，这里也存在着严谨，绝对命令的 [6] 义务履行，一切其他价值领域的禁绝，那种与传统信仰完全相悖的加尔文式禁欲主义，一种甚至让埃拉斯穆斯 [7] 要求将音乐排除在礼拜仪式之外的认识论禁欲主义。
当然：中世纪也了解“行为”。
尽管新实证主义从经院哲学式柏拉图主义中脱颖而出，但它在将个人主义引向孤独的自我时，同样也揭露了所有柏拉图哲学的“实证主义根源”。
新基督教不仅反抗，而且也改革，它自始至终把自己当作基督教思想的复兴；虽然它起初没有神学，但后来还是在自主而更狭隘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纯柏拉图式唯心主义神学：因为康德哲学可以这样理解。
与中世纪相比，“价值取向”，即对行为的伦理要求，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因为价值只能建立在价值及其绝对的行为意志之中，——不存在非绝对价值。
改变的是划定价值假定行为的界限：以前，绝对化的强烈程度与基督教工具论的总价值有关，而现在，独立逻辑的极端，独立逻辑的严谨，都分别归入各个单一领域，任何这种单一领域都被绝对化为独立的价值领域，世上产生了那种要使绝对化的价值领域互不相通、独立并存的狂热，那种给文艺复兴时期赋予了特色的狂热。
我们当然可以反对说：这个时代的总体风格均匀地包含了所有不同价值领域；甚至路德的影响力绝不会严格限于唯一一个领域；更确切地说，宗教因素和世俗因素恰好以独特的方式融合在他的身上。
但我们也一样可以说：这里出现的只是个发展苗头，离它的鼎盛时期还需要五百年；这个时代仍然充满了全面总结中世纪的渴望并且正好有一种像路德这样的人物，虽然不再合乎逻辑，却凭借其充满人性的光辉综合体现了最为不同的价值倾向，在迎合了这一时代需求的过程中，使这个时代成为他的时代，对这个时代产生的影响必定远超“更合乎逻辑”的加尔文时代。
似乎这个时代仍然对“严格”和即将开始的沉默充满了恐惧，似乎它想打破这种即将到来的可怕沉默，似乎它可能因此才不得不成为新神语的诞生之时，成为新复调音乐的诞生之时。
但这都是无法证明的猜测。
与此相反，我们可以肯定说，这种时代状态，这种使天主教有机会反对宗教改革的初期混乱，对即将开始的孤独和隔绝的恐惧，让人下决心发起一场有望恢复统一的运动。
因为反宗教改革担起了重任，即重新汇拢被禁欲式新教“唯独”信仰所排斥的价值领域，试图重新总结世界及其所有价值，并在新耶稣会经院哲学的指导下，再次努力恢复中世纪价值的完整，从而使柏拉图式的教会统一，作为高于所有其他价值领域的至高价值，永远保持其神圣地位。
* * *
[1] die Unendlichkeitsgrenze。
[2] Sprache Gottes。
[3] Sprache der Dinge。
[4] Unmittelbarkeit。
[5] 上帝的福音。——译注
[6] 康德唯心主义哲学中的伦理原则。——译注
[7] 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荷兰神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