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上出现了一些与他不相符的东西。他慢慢地失去了理智。他还从未有过这种奇怪的生活方式。他把房子弃之不顾，不再关心自己，颠倒昼夜黑白，拉拉走后他就开始忘记计算时间。
他喝酒，写纪念她的作品。但他的诗歌和笔记中的拉拉，随着他的涂改和不断地变换词语，跟真实的原型，跟同卡佳一起正在旅途中行驶的她的妈妈的鲜活的形象，背离地越来越远。
这些删改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出于描写准确和表达有力的而做出来的，但它们也符合内心沉着的劝诫，这劝诫不允许他过分坦率地表露个人的经验和自己真实的过去，为的是不伤害和冒犯跟他所描写的和经历的一切直接有关的参与者。这样，那些密切相关的、且热气腾腾尚未冷却的东西，便从诗中淘汰出局，而在诗歌中代替流血和病痛的是心平气和的广阔气度，于是个别的情况就被提高了，成为大家都熟悉的一致的东西。他并未达到过这个目的，但这种广阔，就像从路上给他寄来安慰的使者一样，自然而然地到来，好似她来自远方的问候，像她出现在梦中，或者像用她的手在他的额头亲亲抚摸。他喜欢诗中的这种使人高尚起来的印迹。
在这些触及拉拉的哭泣之后，他同样把自己各个时期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比如关于自然、关于日常生活等粗制滥造的作品从头到尾加了一遍工。像他往常一直发生的那样，许多有关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思绪就在他写作的时候顺带着同时向他袭来。
他又思考了历史，思考了历史的进程，他的想法同传统完全不同。对他来说，历史标榜的是如同植物世界里的生活。冬天在大雪下的阔叶树林裸露剥光的枝条细瘦难看，就像老年人瘤子上的毛发一样。春天，在几天之内树林全都改头换面，变得高耸入云，这树林茂密繁盛，进入其中便能迷路，也可以藏身。这种变化是通过运动达成的，它的猛烈比动物的运动更叫人出乎意料，因为动物不像植物生长得那样迅速，而我们永远都不能窥视到植物的生长。树林不能移动，我们无法包围它，无法在改变位置的同时埋伏起来等候它。我们见到它的时候它总是处于静止当中。实际上，这种相对的静止却在永远变化、永远发展，我们却不能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察觉到。
托尔斯泰否定过拿破仑、领导者和统帅们的首创作用，但他却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坚持到底。他想的正是这些，但没能说清楚。历史是没有谁能创造的，它无法被看到，就像看不见草木生长。战争、革命、沙皇和罗伯茨庇尔（雅各宾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雅各宾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团体，成员大多数是小业主）都是历史上必不可伤的鼓动者，都是它的酵母。革命之所以爆发，正是因为有了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热分子和自我约束的天才。他们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颠覆了旧秩序。变革延续几周，多至几年，但引发变革局限性的精神却在人们的崇拜中延续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并被人们当作圣物。
他在因拉拉哭泣的时候也在悲叹那个很久以前在梅留泽耶沃度过的夏天。那时，革命简直就是从天上降临到地上的上帝，每个人的疯狂都各具特色，每个人的生活都彼此独立，但对最高政治正确性的赞同，却找不到例证可以说明。
在标记各种各样的作品时，他再一次检验了自己的观点，并做了记录。他认为艺术是永远服务于美的，而美是驾驭形式的一种幸福，形式则是有机的存在关键，形式为了生存必须控制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因此艺术，包括悲剧艺术在内，都是一个表现存在的幸福的故事。这些思考和札记，同样给他带来了幸福，正是这种充满他内心的悲剧性的幸福，他的头又疲倦又疼痛。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来拜访过他。也带来伏特加，并向他描述了安季波娃带着女儿跟随科马罗夫斯基一起离开的情况。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乘铁路上的检道车来的。他狠狠地责怪了日瓦戈，说他没好好地照顾马，把马牵走了，尽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求他再忍耐一下，宽限他三四天。他答应在这个期限之后再亲自来接医生，并带他从瓦雷金诺永远地离开。
有时，在埋头工作写得入迷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会忽然非常清晰地回忆起那个已经离开的女人，因为柔情和尖锐的疼痛而丧失意志。就像在童年的某个时候，在夏天华丽的大自然景色中，在鸟儿的声声啼啭中，他仿佛听到已故母亲的声音。他听惯了拉拉的声音，对她的声音习以为常的听觉竟然欺骗他，让他时不时地产生幻听。“尤罗奇卡”，这种听觉上的幻觉就像从隔壁房间向他传来。
伴随着这样的幻觉，这一星期里他还产生过其他欺骗他的错觉。在这一星期的周末的一个晚上，他做了一个荒诞的梦，梦见屋子下面有个藏着龙的深洞，然后忽然就惊醒了。他睁开眼睛。突然，峡谷底闪烁着火光，整个峡谷被爆破的轰隆声充斥着，好像放枪的声音。奇怪的是，惊醒不过一分钟，医生又沉睡过去。而第二天早上，他将所有这些都划入了他的梦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