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阿尔培一见到他的朋友，就要求他陪他去拜访伯爵。不错，前一天晚上，他已经恳切有力地谢过他了，但像他所赐的这种效劳，是值得道谢两次的。在弗兰士这方面，他觉得伯爵似乎有某种不可见的力量在吸引他，而且其间还奇怪地夹杂着一种恐怖的感觉，他极不愿意让他的朋友独自去接近那种奇妙的魔力，所以也就并不反对阿尔培的要求，而立刻陪他去见这位神秘的伯爵。他们被引入客厅里，五分钟以后，伯爵出现了。
“伯爵阁下，”阿尔培向他迎上去说，“允许我重述一遍我昨天晚上所做的那种贫乏的谢辞，并向您保证，过去种种我应该感激您的往事，是决不会在我的记忆上消退的。我将永远记住您赐给我的大恩，甚至我的生命也是您所赐的。”
“我亲爱的邻居，”伯爵微笑着回答，“您把您欠我的恩义未免太夸大了。我除了为您在您的旅费里省下约莫两万法郎以外，并无别的事值得您感激。允许我祝贺您昨天那种安闲自在、听天由命的态度。”
“老实说，”阿尔培说，“我对于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是不去枉费心机的，也就是说，决心随遇而安，并要让那些强盗看看，虽然全世界各地都有人会遭遇到棘手的困境，但却只有法兰西民族甚至在狰狞的死神面前还能微笑。但那一切，对于我所欠您的恩义却毫无关系，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想来问问您，不论我个人，我的家庭，或我各方面的关系，能否有可以为您效劳的地方。家父马瑟夫伯爵，虽然原籍是西班牙人，但在法国和马德里两个朝廷里都拥有相当势力，我毫不犹豫地向您保证，我和所有那些爱我生命的人，都愿意尽力为您效劳，听您的驱使。”
“马瑟夫先生，”伯爵答道，“您的好意倒并不使我感到意外，而且正是我意料中的事，您既然提出得这样真诚恳切，我也就以同样的心意接受了。我已经决定要请您帮一个大忙。”
“什么事？”
“我对于巴黎可说完全是一个生客，我到现在还从来不曾见识过这个都市。”
“这是可能的吗！”阿尔培惊喊道，“您到您现在这样的年龄而竟不曾去访问过巴黎？我简直难以相信。”
“可是，这是真的，但我同意您的想法，我到现在还不曾去见识一下欧洲的第一大都市，确是该受责备而且应该立即纠正的。只是我和那个社会毫无关系，要是我以前能认识一个可以给我引荐的人，我或许早就作过那次重要的旅行了。”
“噢！像您这样的一个人！”阿尔培喊道。
“您太过誉了，但我觉得自己除了能和阿葛陀[1]先生或罗斯希尔德[2]先生这些百万富翁一争短长以外，别无所长，而我到巴黎又不是去做投机生意的，所以因此迟迟未去。现在您的好意使我下了决心。这样吧，我亲爱的马瑟夫先生（这几个字是带着一个最古怪的微笑说的），我一到法国，就由您负责给我打开那个时髦社会的门，因为我对于那个地方，并不比印第安人或印度支那人知道得更多。”
“噢，那一点我可以办得到，而且非常高兴！”阿尔培回答，“更巧的是，今天早晨我接到家父的一封信，召我回巴黎，因为我已经和一个家庭订立了某种关系（我亲爱的弗兰士，请你别笑），而那一个家庭也是地位很高，是所谓巴黎社会的精华。”
“婚姻关系吗？”弗兰士大笑着说。
“上帝保佑，是的！”阿尔培回答说，“所以当你回到巴黎的时候，你会发觉我已经安顿下来，或许已成了一家之主了。那就可以符合我端重的天性，是不是？但无论如何，伯爵，我再说一遍，我和我的一切都可以听您的驱使，不论是肉体还是灵魂。”
“我接受，”伯爵说，“因为我可以向您庄严地保证，我早就想好几个计划，就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使之实现罢了。”
弗兰士怀疑这些计划是否和他在基度山的岩洞里所透露出的那一点口风有关，所以当伯爵说话的时候，这位青年仔细观察他，希望能从他的脸上看到一点蛛丝马迹，究竟是什么计划在拖他到巴黎去。但要看透那个人的灵魂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当他用一个微笑来掩饰着的时候。
“但告诉我，伯爵，”阿尔培喊道，他想到能介绍一个像基度山这样出色的人物，心里很欢喜，“老实告诉我，您访问巴黎的这个计划，究竟是出于真心的呢，还是那种我们在人生途中逢场作戏常许的空口心愿，像一座建筑在沙堆上的房屋一样，被风一吹就倒的呢？”
“我凭人格向您担保，”伯爵答道，“我说过的话的确是要实行的。我到巴黎去，一方面出于心愿，一方面也由于绝对的必要，所以不得不去。”
“您打算在什么时候去？”
“您有没有决定您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到那儿？”
“我当然决定了——在两三个星期之内。那就是说，能多快就多快到那儿！”
“好的，”伯爵说，“我给您三个月的时间。您瞧，我宽限的时间是足够您路上碰到种种耽搁和阻碍的了。”
“而在三个月之内，”阿尔培说，“您就可以到我的家里？”
“我们要不要确确实实地来定一个日子和时间？”伯爵问道，“只是先让我警告您，我是极其遵守时间的哪。”
“妙极了，妙极！”阿尔培喊道，“准确守约——那最配我的胃口了。”
“那末，就这样吧，”伯爵答道，于是他用手指着挂在壁炉架旁边的一只日历，说，“今天是二月二十一日，”再掏出他的表来，又说，“恰巧十点半钟。现在，请答应我记着这一点：请在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半钟等着我。”
“妙极了！”阿尔培喊道，“我准备早餐恭候。”
“您住在什么地方？”
“海尔达路二十七号。”
“您在那儿可有单身的住处吗？我希望我这次来不会使您有任何不便。”
“我住在家父的屋里，但在庭园侧边独占一座楼，和正屋是完全隔离的。”
“很好，”伯爵回答，一面摸出他的怀中记事册来，写下“五月二十一日早晨十点半，海尔达路二十七号”。“现在，”他一面把他的怀中记事册放回到口袋里，一面说，“您只管放心吧，您的时钟的针是不会比我更遵守时刻的。”
“在我离开以前还可以再见到您吗？”阿尔培问道。
“那得看情形而定，您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傍晚五点钟。”
“那样，我就必须跟您告别了，因为我不得不到那不勒斯去一次，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早晨以前不会回来。您呢，男爵阁下，”伯爵又向弗兰士说，“您也明天离开吗？”
“是的。”
“到法国去？”
“不，去威尼斯，我在意大利还得待一两年。”
“那末我们不能在巴黎相会了？”
“我恐怕我不能有那个光荣了。”
“好吧，既然我们必须分离了，”伯爵伸手和两个青年每人握了一次，“允许我祝愿你们二位旅途平安愉快。”
弗兰士的手是第一次和这个神秘的人接触，两手相触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颤，因为他觉得那只手冰一般的冷，像是一具尸身上的手似的。
“我们把话讲明了啊，”阿尔培说，“这是说定的了——是不是？您在五月二十一日早晨十点半钟就到海尔达路，而且您是以人格担保一定遵守时刻的？”
“讲定的这一切都凭人格担保，”伯爵回答说，“放心好了，您一定可以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看到我。”
两个青年于是站起身来，向伯爵鞠了一躬，离开了那个房间。
“怎么啦？”当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房间里以后，阿尔培问弗兰士，“你似乎心事重重似的。”
“我坦白地告诉你吧，阿尔培，”弗兰士答道，“我正在用尽心机想探明这位怪伯爵的真正的来历，而你和他订期在巴黎相见的那个约会真使我非常担忧。”
“我的好人哪，”阿尔培惊喊道，“那件事有什么地方可能引起不安呢？咦，你疯啦！”
“随便你怎么说，”弗兰士说，“疯不疯，事实如此。”
“听我说，弗兰士，”阿尔培说，“我很高兴借这个机会来告诉你，我注意到，你对伯爵的态度显然很冷淡，但在另一方面讲，他对我们的态度可说是十全十美的。你有什么事情讨厌他吗？”
“可能有的。”
“你在到这儿来以前，曾遇到过他吗？”
“遇到过。”
“在什么地方？”
“你能不能答应，我讲给你听的事，一个字都不传出去？”
“我答应。”
“人格担保？”
“人格担保。”
“那我就满意了，那末，听着。”
弗兰士于是对他的朋友叙述了那次到基度山岛去游历的经过，他如何在那儿发现一群走私贩子，如何有两个科西嘉强盗和他们在一起。他很卖力地叙述如何得到伯爵那一次几乎像耍魔术似的款待，如何在那《一千〇一夜》的岩洞里受到他富丽堂皇的招待。他毫无遗漏地详细复述那一场晚餐——大麻精，石像，梦和现实；如何在他醒来的时候这一切事情都不曾留下一丝痕迹，而只见那艘小游艇在远远的地平线上向韦基奥港驶去。接着他又详细叙述他在斗兽场里窃听到伯爵和范巴的那一席谈话，伯爵如何在那次谈话里允许为庇庇诺那个强盗设法弄到赦罪令——这一个协定，我们的读者当然明白，他是最忠实地完成了的。最后，他讲到前一天晚上的那件奇遇，他为了缺少六七百毕阿士特，如何感到为难，如何想起请伯爵帮忙的那个念头——这个念头使结果这样圆满。
阿尔培全神贯注地倾听。“嗯，”他等弗兰士讲完以后说，“就在你所讲的这种种事情上，他又有什么可讨厌的地方呢？伯爵喜欢旅行，因为有钱，所以自己买了一条船。你到朴次茅斯或索斯安普敦瞧瞧去吧，你会发现港口挤满了游艇，都是属于这种有同样癖好的英国富翁的。而为了在他旅行的途中有一个安息的地方，为了逃避那种毒害我们的可怕的饭菜——我吃了四个月，你吃了四年，为了避免睡这种谁都不能睡的讨厌的床铺——他在基度山安排了一个住处。然后，当他把地方安排好以后，他又怕托斯卡纳政府会把他赶走，使他白白损失那一笔安置费，所以他买了那个岛，并袭用了岛的名字。你且自问一下，我的好人，在我们相识的人里面，不是也有用地名或产业的名字，而那些地方或产业，他们生平从来不曾拥有过的吗？”
“但是，”弗兰士说，“科西嘉强盗和他的船员混在一起，这件事你又怎么解释呢？”
“唉，那件事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谁都没有你知道得更清楚啦，科西嘉的强盗并不是流氓或贼，而纯粹是为了为亲友复仇而被本乡本土赶出来的亡命者，和他们交朋友并不算是一种玷污；因为以我自己而论，我可以明目张胆地说，假如我一旦去访问科西嘉，则我在拜访总督或县长以前，就要先去拜访拜访哥伦白的强盗，要是我能设法和他们相会的话。我觉得他们很有趣。”
“可是，”弗兰士坚持说，“我想你大概也承认，像范巴和他的喽啰这种人，都只是流氓恶棍，当他们抢你去的时候，除了绑票勒索以外，该没有别的动机了吧。而伯爵竟能有力量左右那些暴徒，这一点你又怎么解释？”
“我的好朋友，我现在的安全多半得归功于那种力量，这件事我不应该太追根究底地穷追其根源。所以，你不能要我来责备他和不法之徒间的这种密切关系，而应该让我原谅他在这种关系上越礼的细节，倒绝不是因为他保全了我的性命，因为据我看，我的性命在这种危险中本来是绝无问题的，而当然是给我省下了四千毕阿士特，四千毕阿士特，换成我国的钱来算，要相当于两万两千利勿尔——这笔数目，要是我在法国被绑，是决计不会被估得这样高的，完全证实了这句俗话，”阿尔培大笑着说，“没有一个预言家能在他的本国受到尊崇。”
“谈到国籍，”弗兰士答道，“伯爵究竟是哪一国人呢？他的本乡话是哪一种语言？他靠什么过生活？他这种庞大的财产是从哪儿得来的？在他的前期生活——他的生活是这样神秘莫测——中，曾发生过什么大事，以致使他在后来的年月中抱了这样黑暗阴郁的一种厌世观？假如我处在你的地位，这些问题我当然是希望能得到解答的。”
“我亲爱的弗兰士，”阿尔培回答说，“当你收到我那封信，觉得必须请伯爵帮忙的时候，你就立刻到他那儿去，说，‘我的朋友阿尔培·马瑟夫遇险了，帮助我去救他出来吧。’你是否是这样说的？”
“是的。”
“好了，那末，他有没有问你，‘阿尔培·马瑟夫先生是谁，他的爵位，他的财产是从哪儿来的，他是靠什么过生活的，他的出生地点是什么地方，他是哪一国人？’请告诉我，他有没有问你这种种问题？”
“我承认他一点都没有问我。”
“不，他只是把我从范巴先生的手里救出来，我老实告诉你，虽然我在外表上极其安闲自在，但我实在是并不十分愿意久留在那个地方。现在，弗兰士，他既然这样毫不犹豫而迅速地为我效劳，而他所求的报酬，只是要我尽一种日常的义务，像我对经过巴黎的任何俄国亲王或意大利贵族所效的微劳一样——只要我介绍他入社交界——你能忍心让我拒绝吗？我的老朋友，要是你以为我可能实行这种冷血政策，你一定是神志不清啦。”这一次，我们必须承认，竟一反往例，有力的论据都是在阿尔培这一面。
“好吧，”弗兰士叹了一口气说，“随便你吧，我亲爱的子爵，因为你的论据我无力反驳，但无论如何，这位基度山伯爵总是一个怪人。”
“他是一个博爱主义者，”对方答道，“他访问巴黎的动机无疑的是要去争取蒙松奖章[3]。假如我有投票权而且能左右选举的话，我一定投他一票，并答应替他活动其他的选票。现在，亲爱的弗兰士，我们来谈些别的事吧。来，我们先吃了午餐，然后到圣彼得教堂去作一次最后的访问好不好？”弗兰士默默点头答应；第二天下午五点半，两个青年分手了。阿尔培·马瑟夫回巴黎，而弗兰士·伊辟楠则到威尼斯去，准备到那儿去住两星期。但阿尔培在钻进他的旅行马车以前，由于怕他所预期的那位客人忘记他自己所做的约言，所以递了一张名片给旅馆的侍役，托他转交基度山伯爵，在那张名片上，他在阿尔培·马瑟夫的名字底下用铅笔写着：“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半，海尔达路二十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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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葛陀（1784—1842），西班牙大银行家。
[2] 罗斯希尔德（1743—1812），犹太银行家。
[3] 奖励博爱行为的一种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