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位，”基度山伯爵一面进来，一面说，“请原谅我没有先登门拜谒，但我恐怕去得太早，有扰清神。而且，你们已传话给我，说你们愿意先来看我，所以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弗兰士和我对您万分感谢，伯爵阁下，”阿尔培答道。“我们正在左右为难，大伤脑筋的时候，您给我们解了围，我们接到您那恳切的邀请的时候，正在发明一种异想天开的车子呢。”
“真的！”伯爵一面回答，一面请两个青年就座。“这都是那个糊涂的派里尼不好，以致我不能早些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他没有对我提到你们的窘况，我，我很孤单寂寞，很想找一个机会来认识认识我的邻居。我一听到可以帮助你们一下，我就赶紧抓住这个可以效劳的机会。”
两个青年鞠了一躬。弗兰士还没有想到该说什么话，他还没有确定如何行动，伯爵的态度上毫无表示愿意承认他们已曾相识，他不知道究竟是提起过去的事情好，还是看看风色再定。而且，虽然他确实就是昨天晚上对面包厢里的那个人，但却不能肯定他就是斗兽场的那个人。所以他决定让事情自然发展，而不向伯爵作任何正面的提议。再说，他现在比他占优势——他已经掌握了他的秘密，而他却没有捉到弗兰士什么东西，因为弗兰士根本没有什么需要掩饰的事情。但是，他决心要把谈话引到一个或许可以弄清他的疑虑的题目上去。
“伯爵阁下，”他说，“您让我们坐您的马车，还让我们分享您在罗斯波丽宫所定的窗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可以在那儿看一看波波罗广场吗！”
“啊！”伯爵漠不关心地说，他的目光却紧紧地望着马瑟夫，“波波罗广场上不是说好像要杀人吗？”
“是的。”弗兰士答道，觉得伯爵已转到他所希望的话题上来了。
“等一等，我记得昨天曾告诉我的管家，叫他去办这件事的，或许这一点我也可以为你们略效微劳吧。”他伸出手去，拉了三下铃。“您有没有想过，”他对弗兰士说，“可以用什么方法来简化召唤仆人的手续吗？我倒有：我拉一次铃，是叫我的跟班，两次，叫旅馆老板，三次，叫我的管家。这样我就可以不必浪费一分钟或一句话。他来啦！”
进来的那个人年约四十五岁至五十岁，十分像那个领弗兰士进岩洞的走私贩子，但他似乎并不认识他。显然他是受了吩咐的。
“伯都西奥先生，”伯爵说，“昨天我吩咐你去弄一个可以望得到波波罗广场的窗口，你有没有给我办到？”
“是，大人，”管家答道，“但那时已经很晚了。”
“我不是告诉你我想要一个吗？”伯爵面有怒色地回答。
“已经给大人弄到了一个，那本来是租给洛巴尼夫亲王的，但我花了一百——”
“那就得了，那就得了，伯都西奥先生，这种家务琐事别在这两位先生面前唠叨吧。你已经弄到窗口，那就够了。吩咐车夫，叫他在门口等着，准备送我们去。”管家鞠了一躬，正要离开房间，伯爵又说，“啊！烦你去问问派里尼，问他有没有收到‘祈祷单’，能否给我们拿一张行刑的报单来。”
“不必了，”弗兰士一面说，一面把他的传单拿出来，“因为我已经看到报单，而且已抄了一份下来。”
“好极了，你去吧，伯都西奥先生，早餐齐备的时候来通知我们。这两位先生，”他转向两个朋友说，“哦，我相信，大概可以赏光和我一起用早餐吧？”
“但是，伯爵阁下，”阿尔培说，“这就太打扰啦。”
“哪里的话，正相反，你们肯赏光我非常高兴。你们之中，总有一位，或许两位都是，可以在巴黎回请我的。伯都西奥先生，放三副刀叉。”他从弗兰士的手里把传单接过来。
“‘公告：’”他用读报纸一样的语气念道，“‘奉宗教审判厅令，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即狂欢节之第一日，死囚二名将于波波罗广场明正典刑，一名安德里·伦陀拉，一名庇庇诺，即罗卡·庇奥立；前者犯谋害罪，谋杀德范可风之圣拉德兰教堂教士西塞·德列尼先生；后者则系恶名昭彰之大盗罗杰·范巴之党羽。’哼！‘第一名处锤刑，第二名处斩刑’。”
“是的，”伯爵继续说，“本来是预定这样的，但我想这个典礼的节目昨天像是已经有某种改变了吧。”
“真的！”弗兰士说。
“是的，昨天晚上我在红衣主教罗斯辟格里奥赛那儿，听人提到说，那两个人之中有一个好像已经赦罪了。”
“是安德里·伦陀拉吗？”
“不，”伯爵随随便便地说，“是另外那一个，”他向传单瞟了一眼，像是已记不得那个人的名字似的，“是庇庇诺，即罗卡·庇奥立。所以你们看不到一个人上断头台了，但锤刑还是有的，那种刑法你们初次看的时候会觉得非常奇特，甚至第二次看都不免有这种感觉，至于斩刑，你们一定知道，是很简单的。那断头机是决不会失灵，决不会颤抖，也决不会像杀夏莱[1]伯爵的那个兵那样连着砍三十次。红衣主教黎世留[2]无疑的是为了看到夏莱伯爵被杀头的那种惨景，动了恻隐之心，才改良刑法的。啊！”伯爵用一种轻视的口吻继续说，“别向我谈起欧洲的刑法，以残酷而论，与其说还在婴儿时代，倒不如说，简直已到了暮年啦。”
“真的，伯爵阁下，”弗兰士答道，“人家会以为您是研究世界各国各种不同刑法的呢。”
“至少可以说，我没见过的不多了。”伯爵冷冷地说。
“您很高兴看这种可怕的情景吗？”
“我最初觉得恐怖，后来就麻木了，最后觉得好奇。”
“好奇！这两个字太可怕了。”
“为什么？在一生中，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死。那末，来研究灵魂和肉体分离的各种方法，并根据各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气质，甚至各国不同的风俗，来测定从生到死，从存在到消灭这个转变过程上每一个人所能忍受的限度，这难道算是好奇吗？至于我，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一件事——你愈多看见人死，你死的时候就愈容易。照我看，死或许是一种刑罚，但并不就等于赎罪。”
“我不十分懂得您的意思，”弗兰士答道，“请把您的意思解释一下，因为您已经把我的好奇心引到最高点啦。”
“听着，”伯爵说，他的脸上流露出深切的仇恨，要是换了别人，这时一定会涨得满脸通红。“要是一个人用了闻所未闻，最残酷，最痛苦的方法摧毁了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爱人——总之，夺去了你最心爱的人，在你的胸膛上留下一个永远无法合口的创伤，而社会所给你的补偿，只是用断头机上的刀在那个凶手的脖子上割一下，让那个使你精神上苦恼了许多年的人只受几秒钟肉体上的痛苦，你觉得那种补偿够不够？”
“是的，我知道，”弗兰士说，“人类的正义[3]是不够使我们得到慰藉的，她只能以血还血，如此而已，但你也只能向她提出要求，而且只能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内要求呀。”
“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听，”伯爵继续说，“社会上，每当一个人受到死亡的攻击时，社会就以死来报复死。但是，难道不是有人受到千百种惨刑，而社会对这些连知道也不知道，甚至连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不足补偿的报复方式也不提供给他吗？有几种罪恶，即使用土耳其人的刺刑，波斯人的钻刑，印第安人的炮烙和火印也嫌惩罚得不够的，而社会不是却不闻不见，丝毫未加以惩罚吗？请回答我，这些罪恶不是存在的吗？”
“是的，”弗兰士答道，“而就是为了惩罚这种罪恶，社会上才容许人们决斗。”
“呀，决斗！”伯爵喊道，“凭良心说，当你的目的是报复时，用这种方法来达到你的目的未免太轻松啦！一个人抢去你的爱人，一个人淫了你的妻子，一个人玷污了你的女儿，你本来有权利可以向上天要求幸福的，因为上帝创造了人，允许人人都可得到幸福，而他却破坏了你的一生，使你终生痛苦蒙羞。他使你的脑子疯狂，让你的心里绝望，而你，只因为你已经把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脑袋，或用一把剑刺穿他的胸，就自以为已经报了仇了——却想不到，决斗之后，胜利者却往往是他，因为在全世界人的眼里，他已是清白的了，在上帝心里，已是抵罪的了！不，不，”伯爵继续说，“要是我为自己复仇，就不会这样去报复。”
“那末，您是不赞成决斗的啰，您无论如何也不和人决斗吗？”这次轮到阿尔培发问了，他对于这种奇怪的理论很是惊讶。
“噢，斗的！”伯爵答道，“请了解我，我会为一件小事决斗，譬如说，为了一次侮辱，为了一记耳光，而且很愿意决斗，因为，凭我在各种体格训练上所获得的技巧和我逐渐养成的漠视危险的习惯，我敢肯定一定可以杀死我的敌手。噢，为了这样的原因我是会决斗的。但要报复一种迟缓的，深切的，永恒的痛苦，假如可能的话，我却要以同样的痛苦来回答：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东方人所说的那样——东方人在各方面都是我们的大师。那些得天独厚的人在梦中过活，因此倒给他们自己造成了一个现实的乐园。”
“但是，”弗兰士对伯爵说，“抱了这种理论，则等于你自己是原告，同时又做法官和刽子手，这是很难实行的，因为你得时时刻刻提防落到法律的手里。仇恨是盲目的，愤怒会使你失去理智，凡是倾泻复仇的苦酒的人，他自己也冒着危险，或许会尝到一种更苦的饮料。”
“是的，假如他又没有钱又没有经验是会这样的，但假如他有钱又有技巧，则就不然了。而且，即使他受到惩罚，最坏也不过是我们已经说过的那一种罢了，而那方面，博爱的法国大革命[4]又已代替了五马分尸或车轮辗毙。只要他已报了仇，这种刑罚又算得什么呢？这个可怜的庇庇诺多半是不会被杀头的了，老实说，我倒简直有点觉得可惜，不然你们倒有一个机会可以看看这种刑罚所产生的痛苦是多么短促，究竟是否值得一提——哦，真的，在狂欢节谈这样的事未免太奇怪了，二位，是怎么谈起来的？啊，我记得了！你们要在我的窗口弄一个位置。可以的，但我们还是先去入席吧，因为仆役已经来通知我们去用早餐啦。”在他说话的时候，一个仆人打开了客厅四扇门中的一扇，说：“酒筵齐备！”两个青年站起来，走进早餐室。
早餐极其丰盛，在用餐的期间，弗兰士屡次观望阿尔培，以观察他们的东道主的那一篇话在阿尔培身上所发生的影响，但不知是由于他一向那种万事不介意的习性使他没有注意到他呢，还是伯爵关于决斗的那一番解释使他很满意呢，还是因为弗兰士知道了过去的几件事，所以对伯爵的理论特别感到悚惧——他发觉他的同伴毫无忧虑的表情，而是大吃特吃，像是四五个月以来除了意大利菜——那就是说，是世界上最坏的菜——以外，不曾吃过别种东西似的。至于伯爵，他对于各样菜只是碰一碰而已，他似乎只在尽一个东道主的义务，陪他的客人坐坐，等他们走后，再来吃某种稀珍而更美味的食物。这使弗兰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伯爵在G伯爵夫人身上所引起的恐怖和她那坚决的信念，以为她对面包厢里的那个男人是僵尸。早餐完毕时，弗兰士掏出表来看了一看。
“哦，”伯爵说，“你们还有什么事吗？”
“请您务必原谅我们，伯爵阁下，”弗兰士答道，“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办呢。”
“什么事呢？”
“我们还没有化装的衣服，那是一定要去弄到的。”
“那件事你们不必烦心。我想，我在波波罗广场大概有一间私室。你们不论选中什么服装，我都可以叫人送去，你们可以到那儿去换装。”
“在行刑以后吗？”弗兰士喊道。
“以前或以后，尽可悉听尊便。”
“就在断头台对面？”
“断头台是狂欢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伯爵阁下，那件事刚才我又想了一想，”弗兰士说，“我很感谢您的殷勤招待，但我只要在您的马车里和您在罗斯波丽宫的窗口占一个位置就满足了，至于波波罗广场的那个位置，请您只管另作支配吧。”
“但我警告您，您将损失一场千载难逢的奇景啦。”伯爵答道。
“您以后讲给我听好了。”弗兰士回答说，“事情由您的嘴里讲出来，所得的印象比我亲眼目睹还更深。我好几次都想去亲眼看一看杀人，但我总是下不定这个决心，你是不是这样，阿尔培？”
“我，”子爵答道，“我看过杀卡斯泰，但我好像记得那天我已喝醉酒了，因为我是在那天早晨离开学校，从酒店里闹了一个通宵出来的。”
“一件事情，不能因为您在巴黎没有做过，到国外来也就不做，这不算是理由。一个人出来旅行，是样样都得看一看的。将来有人问您：‘罗马杀人是怎么杀法的呀？’而您回答说：‘我不知道。’那时您多难堪。据说，那个犯人是一个无耻的流氓，一个教士原是把他当作亲生儿子一般抚养大的，而他竟用一块大木柴打死了那位可敬的教士。真该死！杀教堂里的人，应该用另外一种武器，不应用木柴，尤其是假如他是一个慈爱和蔼的教士。唉，要是您到西班牙去，您会不去看斗牛吗？就算我们现在去看的是一场斗牛好了。请想想古代竞技场上的罗马人，他们在竞技场上杀死了三百只狮子和一百个人呢。再想想那八万个热烈喝彩的观众，贤明的主妇带着她们的女儿同来，那些妖娆动人的姑娘们，用她们雪白的手跷起大拇指，像是在对狮子说：‘来吧，别待着呀！来给我杀死那个人吧，他已经吓得半死的啦。’”
“那末，你去不去，阿尔培？”
“当然啦！是的。我也像你一样，本来有点犹豫，但伯爵的雄辩使我下了决心！”
“既然你高兴，那末我们走吧，”弗兰士说，“但我们到波波罗广场去的时候，我想经过高碌街。这行不行，伯爵阁下？”
“步行去，成，坐车去，不行！”
“那末，我愿意步行去！”
“您有很重要的事一定要经过那条街吗？”
“是的，我想在那儿看一样东西。”
“好吧，我们从高碌街走吧。我们可以叫马车在波波罗广场靠巴布诺街口的地方等着我们，因为我也很高兴能经过高碌街，我想去看看我所吩咐的一件事情办妥没有。”
“大人，”一个仆人开门进来说，“有一个穿苦修士衣服的人想和您说话。”
“啊，是的！”伯爵答道，“我知道他是谁。二位，请你们回到客厅里去坐一会儿好吗？你们可以在中央那张桌子找到上等的哈瓦那雪茄。我马上就来奉陪。”
两个青年站起身来，回到客厅里，伯爵又向他们道了一声歉，就从另外一扇门出去了。阿尔培是一个烟大王，他认为这次出国，不能再抽到巴黎咖啡馆的雪茄，是一桩不小的牺牲，当他走近桌子，看到几支真正的蒲鲁斯雪茄时，就高兴得大喊了一声。
“唉，”弗兰士问道，“你觉得基度山伯爵这个人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样？”阿尔培说，他显然很惊奇他的同伴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吃东西很讲究，他走过许多地方，读过许多书，而且，像布鲁特斯一样，也是一个坚忍主义者；再说，”他向天花板吐出一大股烟，然后说，“他还有上等的雪茄。”
阿尔培对伯爵的看法就是如此，弗兰士知道得很清楚，阿尔培一向自认非经过长期的考虑是不发表意见的，所以他也就不想去改变它了。“但是，”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什么事？”
“他盯着看你。”
“看我？”
“是的。”
阿尔培想了一想。“唉！”他叹了一口气答道，“那并不算十分稀奇。我离开巴黎已有一年多了，我的衣服式样已经很旧了，伯爵大概把我看成了一个乡下人。我求求你，你一有机会就向他解释一下，告诉他我不是那种人。”
弗兰士笑了一下，一会儿，伯爵进来了。“二位，我现在可以悉听吩咐了，”他说，“马车已到波波罗广场去了，我们可以从另外一条路走，假如你们高兴的话，就走高碌街。带几支雪茄去，马瑟夫先生。”
“赞成之至，”阿尔培答道，“意大利的雪茄太可怕了。您到巴黎来的时候，我可以回敬您这种雪茄。”
“我不会拒绝的。我准备不久就要到那儿去，既然蒙您允许，我一定来拜访您。走吧，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啦，已经十二点半了——我们出发吧！”
三个人一同下楼，车夫已得到他主人的吩咐，驱车到巴布诺街去了，三位先生就经弗拉铁那街向爱斯巴广场走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菲亚诺宫和罗斯波丽宫之间经过。弗兰士的全副精神都注意到罗斯波丽宫的窗口上去了，因为他并没有忘记那个穿披风的人和那个勒司斐人所约定的暗号。
“哪几个窗口是您的？”他问伯爵，语气间极力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最后那三个。”伯爵漫不经心地回答，但他的态度显然并非是假装出来的，因为他决想不到这句话的用意。弗兰士很快地向那三个窗口瞟了一眼。旁边两个窗口挂着黄缎窗帷，中间那个是白缎的，上面有一个红十字。那个穿披风的人的确实践了他对勒司斐人的许诺，而现在毫无疑义，可以确定他是伯爵了。那三个窗口里还没有人。四面八方都在匆忙地准备，椅子都已排好了，断头台已架了起来，窗口上都挂着旗帜。钟声不响，面具还不能出现，马车也不能出动，但在各个窗口里，已可看到面具在那儿晃动，而马车都在大门后面等着了。
弗兰士，阿尔培和伯爵继续顺着高碌街走。当他们接近波波罗广场的时候，人群愈来愈密了，在万头攒动的上空，可以看到两样东西——方身尖顶的石塔，塔顶上有一个十字架，标明这是广场的中心和耸立在石塔前面，耸立在巴布诺街，高索街，立庇得街三条路的交叉口上的断头台的那两条直柱。在这两条直柱之间，悬挂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弯刀。他们在街角上遇到伯爵的管家，管家原来在那儿等候他的主人。伯爵花了极大的价钱租得的那个窗口是在那座大宫殿的三楼上，位于巴布诺街和平西奥山之间。我们已经说过，这原是一间小小的更衣室，从更衣室进去还有一间寝室，只要通外面的那扇门一关，房间里的人便可与外界隔绝。椅子上已放着高雅的小丑服装，是用蓝白色的绸缎制的。
“你们既然让我为你们挑选服装，”伯爵对二位朋友说，“我就拿了这几套来，因为今年穿这种服装的最多，而且也最合用，逢到人家向你们撒纸花[5]，也不会沾在身上。”
伯爵的这一篇话弗兰士没有完全听到，他或许并没有完全了解伯爵的一番好意，他的注意力已全部被波波罗广场上的情景所吸引去了。在目前，广场上主要的点缀品就是那可怕的杀人工具。这是弗兰士生平第一次看到一架断头机——我们说断头机，因为罗马的这种杀人工具式样简直和法国的完全相同。那把刀是新月形的，刀口向外凸出，刀上的坠子分量较轻，全部差别只在于此。有两个人坐在那块搁犯人的活动木板上，正在那儿一面用早餐，一面等候犯人。其中的一个掀起那块木板，从木板下面拿出一瓶酒，喝了几口，然后递给他的同伴。这两个人是刽子手的助手，一看到这种情形，弗兰士觉得他的额头上已在开始冒出冷汗来了。
犯人在前一天傍晚已从诺伏监狱移禁到波波罗广场口的圣马利亚小教堂，就在那儿过夜，每一名犯人有两位教士做伴。他们关在一间有铁栅门的礼拜厅里，门前有两个轮流换班的哨兵。教堂门口，每边都有一列双排的马枪兵，从门口直排到断头台前，并在断头台四周围成一个圆圈，留出一条约莫十法尺宽的小径，在断头机周围，则留下一片将近一百法尺的空地。其余一切地方都被男男女女的头填满了。许多女人把她们的小孩子掮在她们的肩头上，所以孩子们看得最清楚。平西奥山像是一家挤满了看客的露天大戏院。巴布诺街和立庇得街拐角上的两座教堂的阳台上挤得满满的。台阶上像是一股杂色斑驳的海流，向门廊下拼命地挤。墙上每一处凹进去的地方都拱着活的雕像。伯爵说得不错——人生最动人的奇景就是死。
可是，虽然这一幕庄严的情景似乎应该令人肃静无哗，但人群里反而浮起一片很大的闹声——一片笑和欢呼所组成的闹声，显然在人们的眼中，这次杀人只是狂欢节的开幕典礼。突然间，像是中了魔术似的，骚动停止了，教堂的门开了。最先出现的，是一小群苦修士，其中有一个领头走在前边；他们从头到脚都遮在一件灰色粗布的长袍里，只在眼睛的地方有两个洞，他们的手里都拿着点燃了的小蜡烛。在苦修士的后面，走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浑身赤裸，只穿着一条布短裤，左腰上佩着一把插在鞘里的牛耳尖刀，右肩上扛着一把笨重的长锤。这个人就是刽子手。他的脚上还绑着一双草鞋。在刽子手的后面，根据处死的先后，先出来了庇庇诺，然后才是安德里。每一个都由两位教士陪伴着。他们两个人的眼睛都没有绑。庇庇诺走路的脚步很坚定，无疑的已明白就会发生什么事。安德里则由两位教士扶着走。他们都时时去吻一个忏悔师送上来的十字架。单单看到这一幕情景，弗兰士觉得他身下的那两条腿已在发抖了。他望望阿尔培；阿尔培的脸白得像他的衬衫一样，他机械地丢掉他的雪茄，虽然那支雪茄还不曾抽到一半。只有伯爵似乎无动于衷——不，他激动得很，一层浅红色似乎正在拼命地从他那苍白的面颊上透出来。他的鼻孔张得大大的，像是一只野兽嗅到了它的牺牲品似的。他的嘴巴半开着，露出他那雪白的，又细又尖，像狼一样的牙齿。可是，他的脸上却露出一种温柔的微笑，这种表情弗兰士以前是从来不曾在他的脸上看见过的，他那一对黑眼睛充满着慈悲和怜悯。两个犯人继续前进，当他们走近的时候，他们的脸也可以看得清楚了。庇庇诺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人，约二十四五岁，皮肤被太阳晒成棕褐色。他昂着头，似乎在嗅空气，想确定他的解放者会在哪一面出现。安德里是一个矮胖子，他的脸上布满着残忍刻毒的皱纹，但那些皱纹和他的年轻并无关系，他大概在三十岁左右。他的胡子在狱中长得长长的，他的头垂在肩上，他的两腿发软，他似乎在服从一种不自觉的机械的动作。
“我记得，”弗兰士对伯爵说，“您告诉我说是只杀一个人的吧。”
“我对您讲的是实话。”伯爵冷冷地答道。
“但是，这儿有两个犯人呀。”
“是的，但这两个之中，要死的却只有一个。另外那一个还有许多年可活呢。”
“假如赦罪令要来，可不能再迟了呀。”
“看，那不是来了！”伯爵说。
正当庇庇诺到达断头台脚下的时候，一个苦修士，他像是苦修士队中迟到的一个，拼命挤开士兵，走到领头的那个苦修士前面，交给他一张折拢的纸。庇庇诺的锐利的目光已把这一切都看到了。领头的那个苦修士接过这张纸，打开来，于是他举起一只手，“赞美上天！赞美圣下！”他大声说，“有令赦犯人一名！”
“赦罪令！”人们同声喊道，“赦罪令！”
听到这种喊声，安德里把他的头抬了起来。“赦谁！”他喊道。庇庇诺仍旧屏息静气地等着。
“赦庇庇诺，即罗卡·庇奥立。”那个领头的苦修士说，于是他把那张纸交给马枪兵的领队官，那军官读完以后又交还他。
“赦庇庇诺！”安德里喊道，他似乎已从以前的麻痹状态中醒过来了。“为什么赦他不赦我？我们应该一同死。你们讲定他是和我一起死的呀。你们没有权利单单要我一个人死。我不愿意一个人死！我不愿！”于是他挣开两个教士，像一头野兽似的挣扎，咆哮，拼命想扭断那条绑住他双手的绳子。刽子手做了一个手势，于是他的助手从断头台上跳下来捉住他。
“他怎么了？”弗兰士问伯爵，因为那些话都是罗马土语，所以他没有完全听懂。
“您没看见吗？”伯爵答道。“这个人快要死了，他之所以发狂，是因为他的同难人没有和他同归于尽，要是可能的话，他会用他的牙齿和指甲把他撕得粉碎，决不肯让他去享有那他自己快要被剥夺的生命。噢，人呀，人呀！鳄鱼的子孙呀！”伯爵把他紧捏成拳头的双手伸向人群，大声说，“我早就认识你们的了。你们始终只是彘狗不值的东西呀！”
在这期间，安德里始终还在地上和那两个刽子手挣扎，他还是在那儿大喊：“他应该死的！我要他死！我不愿意一个人死！”
“看，看哪！”伯爵抓住那两个青年人的手大声说，“看吧，凭良心说，真奇怪，这个人本来已向他的命运低头了，他就要上断头台了——像一个懦夫，这是真的，他是预备服服帖帖地去死的。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能那样，你们知道是什么安慰了他吗？那是因为另外还有一个人要和他一同处刑；因为另外还有一个人要分享他的痛苦；因为另外还有一个人要比他先死！牵两只羊到屠夫那儿，牵两头牛进屠场，使两只里的一只懂得它的同伴可以不死，羊会欢喜地咩叫，牛会高兴得乱吼。但是人——上帝照他自己的形状创造出来的人，上帝给他的第一条最重要的戒条就是叫他爱他的邻人，上帝给他声音以表达他的思想——当他听到他的同类人得救的时候，他的第一声喊叫是什么！是一声谩骂！够光荣了吧，人呀，你这自然的杰作，你这万物之灵！”于是伯爵爆发出一声大笑，但那种笑是可怕的，表示他的内心一定受过非常痛苦的煎熬。
在这期间，挣扎依旧在继续，看了真可怕。人们都反对安德里，两万个声音都在喊，“杀死他！杀死他！”弗兰士吓得向后跳，但伯爵抓住他的手臂，拉他站在窗前。“您怎么啦？”他说。“难道您可怜他吗？假如您听到有人喊‘疯狗！’您就会抓起枪来，您就会毫不犹豫地打死那可怜的畜生，但它的罪，却只是咬了另一条狗而已。而这个人，人家并不去咬他，他倒反而谋杀了他的恩人，现在他的手被绑住了，不能再杀人了，可是他还希望囚伴和他同归于尽，这样的一个人，您还可怜他！不，不，看，看哪！”
这种介绍实在是不必的。弗兰士早已全神贯注地在望这一场可怕的情景了。那两个助手已把安德里拖到断头台上，不管他怎么挣扎，怎么咬，怎么喊，已经按着他跪了下来。这时，刽子手已在他的旁边站定步位，举起那把长锤，示意叫两个助手走开。那犯人想挣扎起来，但他还不曾站起，那把锤已打到他的左面太阳穴上。随着一下重浊的声音，那个人像一条牛似的扑面倒了下去，然后又翻身仰面躺在台上。刽子手摔开锤，抽出刀，一刀割开他的喉咙，跳到他的肚皮上，猛力用脚踏，每一踏，伤口里便喷出一股鲜血。
弗兰士再也受不住了，昏昏沉沉地倒在一张椅子里。阿尔培闭着眼睛，紧紧地抓住窗帷站着。伯爵笔挺地站着，露出胜利的神色，像是复仇的天使。
* * *
[1] 夏莱（1599—1626），路易十三的宠臣，因反对黎世留被斩首。
[2] 黎世留（1585—1642），法国十七世纪时的红衣主教，法国国王路易十三（1610—1643）的大臣。
[3] 指法律。
[4] 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所采用的上断头台的斩刑。
[5] 五色的碎纸，在狂欢节中用来互掷为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