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撒谎，在这六个月内，现实也曾把我引上钩，有时简直把我迷得忘了我已被判死刑，更确切地说是我不愿去想它，甚至还做点事情。顺便谈一下我当时的情形。大约八个月以前，我病势已重，我就中止一切交游，和所有我过去的同伴不再往来。由于我一向是个相当孤僻的人，同伴们一下子就把我忘了；当然，即使没有这个缘故他们也会忘掉我的。我家的环境——我指的是“家庭内”的环境——也挺孤寂。五个月以前，我把自己永远反锁起来，同家里人的房间完全隔断。他们经常服从我的意志，除了在固定的时间来收拾房间和给我送餐，谁也不敢进我的屋子。只要我一声令下，母亲总是吓得发抖；有时候我允许她到我房间里来，她在我面前甚至不敢哭鼻子。为了我，她经常揍孩子们，不许他们喧闹，怕我心烦；可我还是常常抱怨他们吵吵嚷嚷。由此可以想见，他们现在是多么爱我！“忠实的郭立亚”（这是我给他的雅号）大概也被我折磨得够苦的了。最近他也折磨我。这一切都很自然，人们生来就是为了互相折磨。但我注意到，他忍受我暴躁易怒的性格，像是事先对自己立过誓不跟有病之人一般见识。当然，这会惹我生气；但是，他大概想要仿效公爵那种“基督式的逆来顺受”，这就有些滑稽了。这孩子年纪轻，身上有一团火，当然对什么都模仿。但我有时觉得他该靠自己的头脑生活了。我非常喜欢他。我也折磨苏里科夫，就是住在我们楼上、从早到夜给人家跑腿的那个人；我经常向他论证，他的贫困是他自己的过错，以致后来他吓得不敢再来找我。这是个非常驯顺的人，驯顺得不得了（注意：据说顺从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这个问题要向公爵了解一下，这是他自己说的）；但是，三月份我上楼到他家去看看他们怎么把一个小孩“冻成了冰棍”（这是他的原话）。我站在小孩尸体旁无意间现出一丝冷笑，因为那时我又开始向苏里科夫宣讲这是他“自己的过错”，——忽然，这个干瘪可怜虫的嘴唇哆嗦起来，他一只手抓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指着门，用温和的口气几乎像耳语一般对我说：“请您走吧！”我走了出来，当时我对此十分欣赏，甚至就在他下逐客令的那个当儿，我就很欣赏他这一招；但事后回想起来，他的话有很长时间给我的印象是沉重的，我对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糅合着轻蔑的怜悯——这完全违背我的意愿。这个人甚至在受到这般侮辱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侮辱了他，虽然并不是故意的），甚至在这样的时候也动不了怒！当时他的嘴唇哆嗦完全不是因为恼怒，我敢起誓；他抓住我的膀臂说出那句精彩的“请您走吧”时，绝对没有发火。庄重、尊严倒是溢于言表，这对他简直毫不相宜（说实话，效果非常滑稽），但没有恼怒。也许，他干脆鄙视起我来了。从那时起，我在楼梯上遇见过他两三次，他忽然向我脱帽行礼（过去他从来都不这样），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停下来，而是很尴尬地匆匆走过去。如果说他鄙视我，那也是别具一格的“顺从地鄙视”。也许，他脱帽无非出于恐惧，是向女债主的儿子致意，因为他经常欠我母亲的钱，怎么也无法从债务中脱身。这大概是最接近实际情况的推测。我曾想跟他解释一番，而且我可以肯定，十分钟后他就会向我道歉；但是我考虑后认为，还是不去碰他为好。
就在那个时候，即苏里科夫把他的小孩“冻成了冰棍”前后的三月中旬，不知什么缘故我忽然觉得病情好多了，如此持续有两个星期左右。我开始出去走走，多半在黄昏时分。我喜欢三月的黄昏，那时乍暖还寒，又开始降霜，煤气街灯开始点亮；我有时走得相当远。有一回，在六铺街有一个“绅士”模样的人黑暗中从后面赶到我前头，我没有把他看仔细；他拿着一个纸包，身穿一件短小难看的夹大衣，——按季节说来太单薄了些。当他走到我前头十来步的街灯下时，我发现有件东西从他衣兜里掉出来。我赶紧走过去拣起来，——倒是拣得及时，因为一个穿长褂子的男人也已经三脚两步跳了过来，但他看到东西已经在我手里，没提出争议，只向我手中略一张望，便从旁边溜走了。那件东西原来是一只鼓鼓囊囊的摩洛哥皮老式大钱包；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一看便料到里边可能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钞票。丢东西的过路人已经走到我前头四十步外，不久便消失在人群之中。我跑上前去向他叫唤；可是由于我除了“喂！嗳！”喊不出什么，他没有回过头来。忽然，他往左一拐，闪进一幢房屋的大门。等我跑进黑洞洞的门廊时，已经不见人影。那幢房屋非常之大，这类庞然大物是投机商建造起来租给小户人家的；这样的大楼有时一栋包括上百套低级公寓。当我跑步通过门廊时，似乎看到大院子尽头的右边角落里有一个人在行走，不过黑暗中我几乎没法看清楚。我跑到院子角上，看见有个楼梯的入口；楼梯很窄，脏得厉害而且完全没有灯亮；但听得出高处有人正顺着台阶还在往上走，于是我也开始登楼，估计在某一层楼上人家为他开门的时候我能追上他。我就这么办。楼梯的每一段都很短，总共数不清有多少段，所以我喘得要命。五楼上有一扇门开了又关上，这是我在离那儿还有三段楼梯时就听出来的。等我跑上五楼，在小平台上顺过气来，摸到了门铃时，已经过了好几分钟。给我开门的一个女人正在极小的厨房里吹茶炉子；她默默地听完我问的话，当然摸不着头脑，便默默地为我打开隔壁一间屋子的门。那个房间也很小，而且矮得可怕，有几件必不可少的蹩脚家具和一张挂着帐子的大床，躺在床上的“杰连季奇”（那女人用这名儿叫他）据我看已经喝醉。桌上一座铁制灯台里有个蜡烛头行将燃尽，一只容量为半俄升[1]的瓶子差不多已经倒空。杰连季奇躺着向我嘟哝了几句，朝另一扇门那边一挥手，而那个女人已经走开了，于是我别无他计，只得去开另一扇门。我这样做了，就此走进另一间屋子。
这一间比前面那一间更狭窄、更局促，我简直不知道该往哪一边转身；屋角一张单人床已经占去很多地方，其余的家具只是三把堆满各种破衣服的椅子和漆布面旧沙发前一张最起码的厨用木桌，床和桌子之间已走不过人。桌上同前面那间屋子里一样也有点着蜡烛的铁制灯台，床上则有一个小得可怜的婴孩在啼哭，从哭声听来可能出生才三个星期；一个病容苍白的妇人正在给小孩换尿布，她似乎还年轻，衣衫不整，极其随便，也许是产后刚刚下地；但小孩一个劲儿地哭个不停，等着吮枯瘦的母乳。沙发上睡着另一个孩子，是个三岁的小女孩，身上盖着的好像是一件燕尾服。坐在桌旁的一位先生穿一件很旧的常礼服（他已经把大衣脱下，此刻放在床上），他打开蓝色的纸包，里边是大约两俄斤小麦面包和两小条香肠。另外，桌上还有一壶茶和几片黑面包。从床底下露出一只没关好的手提箱和两个衣包。
如若一言以蔽之，只能说杂乱无章。我一看就觉得他们两位——先生和女士——都是正派人，但被贫穷逼迫到如此卑微的境地，杂乱无章的环境最终压倒了一切与之抗争的尝试，甚至把人们推到悲惨的反常状态——他们不得不从这日甚一日的杂乱中寻找某种辛辣的、仿佛向谁报复似的快感。
我走进去的时候，那位在我之前也是刚进去并且才把纸包打开的先生，正在和妻子交谈，他说得很快，情绪很激动。女的虽然还没有换好尿布，却已经哭起来了；可想而知，丈夫带来的照例是坏消息。这位先生看来二十八岁上下，一张黝黑的瘦脸镶着连鬓黑须，下巴颏儿刮得锃光，我觉得这张脸相当不错，甚至挺招人喜欢；他面有愠色，目光阴郁，带有一点儿自尊心太容易被触怒的病态色彩。我一进去就引起一场奇怪的风波。
有些人会从自己动不动就生气的性格中得到极大的乐趣，特别是当这种火气上升达于极点的时候（这个过程照例非常之快）；在这一刹那，他们似乎比没有受损害更乐于处在确实受损害的地位。这些容易动气的人事后总是痛悔不已，当然得有个条件：他们还是有头脑的，能够认识到自己发的火超过了必要的十倍。这位先生诧异地对我看了若干时间，而他的妻子则惊恐地望着我，仿佛有人会走进他们的房间是件骇人听闻的奇事。顿时，男的那一位简直冲我暴跳如雷；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说上两句话，尤其见我穿得比较体面，他大概认为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因为我竟敢如此肆无忌惮地闯进他的角落，看到他自己为之深感惭愧的整个杂乱环境。当然，他欢迎这样一个机会，至少可以把自己所有不顺心的怒气发泄到某人头上去。我有片刻工夫甚至以为他要动手打人；他脸色煞白，就像女人歇斯底里发作时那样，可把他的妻子吓坏了。
“您怎么敢这样进来！滚！”他喝道，同时哆嗦着几乎说不出话来。但他忽然看到我手中拿着他的皮夹子。
“这好像是您失落的。”我尽可能平心静气而又毫无表情地说。（事实上也只能如此。）
他惊骇万状地站在我面前，有若干时间似乎什么也无法理解；随后他急忙去摸自己的插兜，吓得张口结舌，接着在自己脑门上拍了一下。
“天哪！您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怎么发现的？”
我用最简短的话和尽可能更板滞一些的语调说明，我怎样拣起了皮夹，怎样奔跑和叫他，后来又怎样凭猜想跟在他后面并且差不多是摸黑上楼来的。
“哦，上帝啊！”他向妻子发出一声惊叹，“这里头有我们的全部证件，有我最后的一些器械，这里头是所有的……哦，亲爱的先生，您可知道您为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吗？否则我就完了！”
其时我抓住门把儿，打算不答话就走；但我自己喘得厉害，顿时我的激动引起一阵极其凶猛的咳嗽，竟使我几乎站都站不稳。我看见那位先生手忙脚乱地想给我找一把空椅子，最后他从一把椅子上拿起破衣服往地上一扔，赶紧搬过来，小心翼翼地扶我坐下。但我还是咳个不停，大约又持续了三分钟。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坐在我旁边的另一把椅子上（那上面的衣服一定也被他扔到地上去了），正凝神注视着我。
“您大概……有病吧？”他用通常大夫着手给人看病时的那种语调说，“我本人……是行医的（他没有说‘医生’），”说到这里，他不知为什么指着室内的景象让我看，似乎在为他目前落到这般地步表示抗议，“我看得出，您……”
“我有肺结核。”我尽量简短地说了一句站起身来。
他也霍地站起来。
“您也许说得太严重了……如果适当注意的话……”
他实在茫然不知所措，左手拿着大皮夹，似乎还没有定下神来。
“哦，请放心，”我再次打断他的话，同时握着门把儿，“上星期Б大夫给我作过检查（我又把Б大夫抬了出来），——我的情况已确定无疑。对不起……”
我重又想去开门并且离开这位心怀感激而又羞愧万分、狼狈不堪的医生，但是该死的咳嗽偏偏又发作起来。于是我的那位医生坚持要我坐下休息一会。他向妻子示意后，那女的在原位上对我说了几句表示谢意和客气的话。她说时窘得很厉害，以致在她干枯蜡黄的面颊上甚至泛起了红晕。我留了下来，但神态每秒钟都表示我生怕使他们局促不安（这是应该的）。那位医生终于因悔恨而感到痛苦，这我看得出来。
“如果我……”他开始说，但他的话经常说到半句中断，又跳到另一句，“我对您非常感激，也非常抱歉……我……您也看到了……”他又指着室内的光景，“目前我处在这样的境地……”
“哦，”我说，“不用看，这种情形不稀罕；您大概丢了差事来申诉和另谋职位吧？”
“您怎么……知道的？”他惊异地问。
“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不由自主地用嘲弄的口吻回答，“有很多人从外省抱着各种希望来到此地，他们到处奔走，也是像这样住着。”
他忽然情绪激昂、嘴唇哆嗦地说开了；他开始抱怨，开始叙述，我承认被吸引住了，在他那里坐了将近一个小时。他把自己的全部经历都告诉我，不过也是很寻常的。他本是省里担任公职的医生，但那里有人搞起了什么阴谋，甚至把他的妻子也卷了进去。他的自尊心受到损害，一时有些冲动；省里的官长人选发生了有利于他的敌方的变动，于是有人挖他的墙脚，告他的状；他丢了差事，用剩下的最后一点钱来到彼得堡上告；到了彼得堡，有关方面照例很长时间不理他，后来听了他的申诉，接着加以拒绝，接着诱之以承诺，接着严词答复，接着要他写报告说明情况，接着拒不接受他所写的东西，命他呈状，——总而言之，他已经跑了四个多月，钱都吃光了；妻子的最后几件衣裳也当了，偏偏在这里又生了个小孩，而且……而且……“今天我的呈状最终被拒绝了，而我差不多连面包也没有，一无所有，妻子刚生产。我，我……”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过身去。他的妻子在角落里啜泣，婴儿又开始啼哭。我掏出我的笔记本，把一些情况记在里边。我写完后离座起身，他站在我面前，既担心又好奇地望着我。
“我记下了您的姓名，”我对他说，“以及任职地点、你们省长的名字、月份、日期等等。我有个朋友，还是小学同学，姓巴赫穆托夫，他的伯父彼得·马特维耶维奇·巴赫穆托夫是四等文官，目前主持……”
“彼得·马特维耶维奇·巴赫穆托夫！”我那位医生大喊一声，几乎开始发抖。“要知道，事情差不多完全取决于他呢！”
这位医生的遭遇及其由我无意中助了一臂之力的结局，确实跟小说里完全一样，其中有巧合，有波折，最后得到解决，好像都是有意这样安排的。我告诫这对可怜的夫妻不要对我寄任何希望，并说我自己是个穷苦中学生（我故意夸大自己人微言轻；其实我早已毕业，不是中学生了），他们没有必要知道我的姓名，但我现在马上去瓦西里岛找我的朋友巴赫穆托夫，由于我确知他的四等文官伯父是个独身者，没有孩子，把他的侄子视为心肝宝贝，爱之欲狂，认为他们家族的世系就靠他继承，“也许我的朋友能为您、为我做点儿什么，当然，我指的是在他的伯父面前……”
“我只要求允许我向大人说明情况！只要大人肯赏脸让我进行口头解释！”他激动地说，同时浑身哆嗦像在打摆子，眼睛闪闪发光。
他确实用了“赏脸”这个词儿。我再次表示，事情很可能告吹，落得一场空，并且补充了一句：如果明天上午我不到他们的住所来，那就是说事情已经完蛋，他们也不必再等了。他们连连鞠躬送我出来，我看他们简直已有些神经失常。我永远忘不了他们脸上的表情。我雇了一辆马车直奔瓦西里岛。
在中学里，我跟这个巴赫穆托夫有好几年经常处于敌对状态。他在同学中间被视为贵族，至少我管他叫贵族。他衣着讲究，坐自备马车来上学，但一点也不好夸耀自己，总是跟人非常合得来，总是非常开朗，有时甚至很会说些俏皮话，不过才智相当平庸，尽管在班上老是名列榜首，而我在任何一方面从来没有得过第一。同学们都很喜欢他，只有我一个人除外。那几年中他曾几次主动和我接近，但每一次我都绷着脸火气挺大地不理他。现在我已经有一年左右没见过他；他在上大学。当我八点多钟进去见到他的时候（规矩还大得很：仆人通报了我的姓名），他起先感到惊讶，甚至毫无欢迎的表示，但随即高兴起来，并且望着我忽然放声大笑。
“杰连企耶夫，您怎么想到会来找我？”他大声说，态度照例是那么随便，有时甚至毫无顾忌，但从不使人感到侮辱，我就喜欢他这一点，我恨他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可是，这是怎么搞的？”他惊恐地叫了起来，“您病成了这个样子！”
咳嗽又开始对我用刑，我倒在一把椅子上，几乎喘不过气来。
“不要紧，我患了肺结核，”我说，“我有件事想请您帮忙。”
他诧异地坐了下来，我当即把医生的全部遭遇向他作了陈述，并向他解释，由于他本人对他的伯父拥有非常大的影响，也许能做点儿什么。
“我能做，一定做，明天我就向伯父发动攻势；我甚至感到高兴，而且您把这一切也讲得很好……。不过，我还是想问您，杰连企耶夫，您怎么想到来找我呢？”
“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的伯父，再者，巴赫穆托夫，我们一直是敌人，而由于您是一个高尚的人，我想您对敌人是不会拒绝的，”我带着讽刺的意味补充说。
“就像拿破仑向英国求助！[2]”他呵呵地笑着叫道，“我一定做，一定做！如果可能的话，我甚至准备马上就去！”他见我一本正经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急忙添加一句。
果然，我们把这件事办得意想不到地好，简直没法更好。一个半月以后，我们那位医生又得到了职位，在另一个省份，领到了路费，甚至还有补助。我怀疑，往他们那儿走得很勤的巴赫穆托夫（而我却因此故意不再去找他们，有时医生来看我，我对他也相当冷淡），——我怀疑巴赫穆托夫甚至劝说医生接受了他提供的借款。在这六个星期内，我跟巴赫穆托夫见过两次面，第三次见面是在给医生饯行的时候。这次饯别是巴赫穆托夫在自己家里以香槟宴会形式举行的，医生的妻子也出席了，不过她很快就告辞照料小孩去了。那是在五月初一个晴朗的傍晚，夕阳像一个巨大的球正向海湾里落下去。巴赫穆托夫送我回家；我们走在尼古拉耶夫桥上，两人都有几分酒意。巴赫穆托夫就这件事得以圆满结束谈他欣喜的心情，还莫名其妙地向我表示感谢，说做了一桩好事之后现在他的心情是多么愉快，认为应该把一切归功于我，而现在有不少人声称作几桩个别的好事毫无意义；他认为这种说教是没有道理的。我也很想谈谈自己的想法。
“谁要是攻击个别的‘善行’，”我开始说，“那就是攻击人的天性，就是鄙视他的人格。但是，组织‘社会的慈善事业’和个人自由问题——那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同时也不是互相排斥的。个别的善行将永远存在，因为它是个人的需要，是一个人直接影响另一个人的切实需要。在莫斯科有一位带日耳曼姓氏的老人[3]，是位‘将军’，也就是四等文官；他毕生跑监狱去给犯人治病；每一批去西伯利亚的流放犯预先都知道，‘老将军’会到麻雀山去看望他们。他从事自己的工作极其认真、极其虔诚；他到了那里，总要走遍每一排把他围住的流放犯，在每一个人面前都要停下来，询问每一个人的疾苦，几乎从来不对任何人说教，管他们所有的人都叫‘亲爱的’。他给钱，寄一些必需的用品——像绑腿、裹脚、麻布之类，有时带几本劝人为善的书去分给每一个识字的罪犯，充分相信他们路上会读这些书，而且识字的会念给不识字的听。他很少询问人家犯了什么罪，除非犯人自己开始述说，他就听着。他对所有的犯人一视同仁，不加区别。他跟他们说话就像对兄弟一样，但他们自己到最后都把他当作父亲。如果他发现某个女流放犯带着小孩，他总要走过去抚弄一下小孩，用手指打几个榧子逗孩子发笑。他多年如一日这样做，死而后已；到后来，整个俄国和整个西伯利亚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我说的是所有的犯人。一个到过西伯利亚的人告诉我，他曾亲眼目睹一些心硬皮厚的罪犯也怀念老将军，而事实上将军去探望一批批犯人时给他们的钱每人难得超过二十戈比。诚然，他们怀念他的时候并非激昂慷慨或者庄严肃穆。有一个‘不幸者’曾干掉十二条人命，杀死过六个孩子，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取乐（据说有这种人）；某一天，大概二十年也只有这么一回，他忽然无缘无故叹了口气，说：‘不知老将军现在怎样了，是不是还活着？’说这话的时候也许还淡然一笑，——如此而已。然而您又何从知道，他二十年没有忘记的这位‘老将军’在他心中永远播下了一颗什么种子？巴赫穆托夫，您又何从知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这种接近对被接近者的命运会产生什么影响？……要知道，人生是一条漫长的路，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分岔多得不计其数。最高明的棋手、其中洞察力最强的也只能料到以后的几步棋；一位法国棋手能预先料到十步棋已经被当作奇迹大书特书。而人生有多少步棋要走？我们无法预料的又有多少？当您撒下您的种子的时候，当您撒下您的‘慈善’、做无论何种形式的好事的时候，您是在把您的个性的一部分给予别人，并把别人个性的一部分接纳到自己身上；你们互相交流，彼此沟通；只要稍加注意，您就会得到补偿，那就是知识，就是种种最意想不到的发现。您最终一定会开始把您做的事情看作一门科学，它将把您的整个生命吸引过去，也能够充实您的生命。另一方面，所有您的思想、所有您撒下后也许已经被您忘掉的种子，都将得到体现，都将成长发育；得之于您的人还将把它们交给别人。您怎么知道您在未来决定人类命运方面会起到什么作用呢？如果知识和毕生从事这项工作最后使您变得如此崇高，使您有可能播下至伟至巨的种子，为全世界留下至伟至巨的思想遗产，那么……”诸如此类的话当时我说了许多。
“可是怎能想象，在这同时却不让您享有生命！”巴赫穆托夫用愤激地责备某人的口吻喊道。
那时我们正站在桥上，用胳膊肘儿倚着栏杆俯视桥下的涅瓦河。
“您可知道我产生了一个什么念头？”我说着，身体向栏杆外探出更多。
“莫非想要投河？”巴赫穆托夫失声惊呼，他简直吓坏了。也许他从我脸上看出了我的想法。
“不，暂时只是如下这样一种推论：现在我还可以活两三个月，也许四个月；但是，比方说到了只剩两个月的时候，如果我非常非常想做一件好事，而这件事又需要出力、奔走，有不少麻烦，就像我们的医生这件事情那样，在那种情况下，由于我剩下的时间不够，量来我应当放弃这件事，另找一件比较小的、我力所能及的‘好事’（如果我做好事的欲望是那么强烈的话）。您必须承认，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想法！
可怜的巴赫穆托夫为我大起恐慌；他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而且一路上十分知趣，一次也没有试图来安慰我，几乎始终保持沉默。分手时他热烈地握住我的手，要求允许他来看望我。我回答说，如果他作为“抚慰人”来看我（我向他解释：即使他不开口，他仍然是作为“抚慰人”来的），那么他这样做本身每一次都将越发使我想到死。他耸耸肩膀，但还是同意了我的话。我们相当客气地互相告别，这甚至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但是，这天晚上和这天夜里撒下了我“最后的信念”的第一颗种子。我贪婪地抓住这个新的思想，贪婪地分析它的各种微差和各种形态（我彻夜未眠）。我对它研究得越深入，越是接受得多，我就越害怕。我终于被强烈的恐惧攫住，在接下来的好些日子里也没能摆脱它。有几次，我在考虑这种老缠着我的恐惧时，会很快地给另一种恐怖吓得手足冰凉：根据这种恐惧我不难得出结论，我的“最后的信念”在我头脑里卡得太牢固了，势必有了结的一天。但我缺乏决心加以了结。三个星期以后，一切都告结束，决心也来了，不过来得十分奇怪。
接下去我要在我的说明中标明所有的日期和天数。我当然什么都不在乎，但现在（也许只是此时此刻），我希望将来评判我这一行为的人能清楚地看到，我的“最后的信念”是由一条怎样的逻辑推论锁链得出来的。上文我刚刚写到，为实现这“最后的信念”我所缺乏的终极决心，恐怕绝非来自逻辑推论，而是来自一股奇怪的推动力，来自一件与事态发展也许毫无联系的怪事。十天前，罗果仁为他自己的一件事来找我，这件事在此无须赘述。以前我从未见过罗果仁，但有关他的事情听到过很多。我向他提供了所需的全部情况，他很快就走了；由于他的目的是来了解情况，我们之间的接触便到此为止。但他引起了我过于强烈的兴趣，那天整整一天我始终处在一些奇怪的思想影响之下，于是我决定第二天自己去找他作为回访。罗果仁显然不欢迎我，甚至“委婉地”暗示我们没有必要继续交往；然而我还是度过了饶有兴味的一个钟点，谅必他也是如此。我们之间的对比太鲜明了，这一点我们双方都不可能不注意到，尤其是我。我是一个在世之日已屈指可数的人，而他正不折不扣、无间无隔地活在生命的此时此刻，根本不用考虑什么“最后的”推论、剩下的天数或一切的一切，只要不涉及使他……使他……还是直说了吧，只要不涉及使他发狂的那档子事。请罗果仁先生原谅我这一措辞，姑念我这个蹩脚文人实在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虽然他很不客气，我仍然觉得他是个有智慧的人，理解力很强，只不过他对旁的事情兴趣不大。我没有向他提及我“最后的信念”，但我不知为什么感觉到，他听了我的话已猜透此意。他没有说什么，这人极其沉默寡言。临走时我向他暗示，尽管我们之间差异太大，简直是正反两极，——但相反的极端也会碰在一起[4]（我用俄语把这句话给他作了解释），所以，他自己距离我那种“最后的信念”也许完全不像看起来那么遥远。对此他向我现出一副阴沉不悦的怪相代替回答，接着便站起来，主动把我的帽子递给我，做出好像看到我自己要走的样子，就此把我从他那阴森森的房子里打发走，表面上出于礼仪送我出来。他家的房子使我非常吃惊，简直像座坟场，可他大概挺喜欢，这也可以理解；像他所过的那种不折不扣、无间无隔的生活本身已经太充实了，不会对环境感到不满。
这次对罗果仁的回访累得我要命。除此以外，我从早晨开始就觉得不舒服；傍晚我已非常虚弱，便在床上躺下，不时感到在发高烧，间或还说胡话。郭立亚一直陪我到十一点。不过，他所说的和我们谈的我都记得。当我偶有几分钟合上眼皮的时候，总是看见伊万·福米奇·苏里科夫好像成了百万富翁。他有了这么多钱不知如何是好，为之伤透了脑筋，老是心惊胆战地怕被人偷走，最后决定把钱埋入地下。我向他劝说，与其把这么一大堆金币白白埋在地底下，不如用它给“冻成冰棍”的小孩铸一口金棺材，并建议他为此目的把小孩的尸体挖掘出来。苏里科夫听了我这番挖苦话似乎感激涕零，马上动手实行这个计划。我好像啐了一口唾沫悻悻而去。我醒来后，郭立亚断言这段时间我根本没有睡着，一直在跟他谈论苏里科夫。我不时感到非常苦闷和惶惑，因而郭立亚走的时候很不放心。当我自己从床上起来、在他走出去后把门上锁时，我忽然想起今天在罗果仁那儿看到的一幅画，那幅画挂在他家最阴暗的一间堂屋的门框上方。打那里经过时，他自己要我看这幅画；我在画前站住有五分钟。从艺术角度来看，此画无甚足观；但它在我心中造成一种杌陧不安的奇异感觉。
这件作品画的是刚刚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的基督。我觉得，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也好，从十字架上取下的基督也好，脸上通常都被画家们画得还带着一种少有的美；他们竭力为他保持这种美，即使在忍受最可怕的酷刑时亦然如此。而在罗果仁的那幅画上根本谈不上美；这是一个人的尸体的全貌，他在被钉死之前就已饱尝无限的苦楚、创伤、刑罚，背十字架和跌倒在十字架下时又挨过看守的打，挨过民众的打，最后还被钉在十字架上忍受剧痛据我估计至少达六小时之久。诚然，这是一个人刚刚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时的面容，也就是说还保留着不少有生命和温暖的迹象，还完全没有僵硬，因而死者的脸上甚至流露出他此刻还感觉到的痛楚（这一点被画家很好地捕捉到了）。但是，这张脸丝毫没有被美化，只有本相；不管是什么人，在经受这般酷刑以后他的尸体也确实应当是这样的。我知道基督教会早在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就确认，基督所受的苦难不是象征性而是实实在在的，那么他的肉体在十字架上也不折不扣、完完全全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在那幅画上他的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他睁着眼睛，瞳孔歪斜，张开的眼白微微闪着死鱼般的玻璃样反光。但奇怪的是当你瞧着这被折磨至死的人的尸体时，会产生一个独特的、耐人寻味的问题：既然他所有的门徒、那些后来成为他主要的使徒的人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具尸体，既然那些跟在他后面和站在十字架旁的妇女、所有信奉他的教义和尊他为神的人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具尸体，那么他们怎么还能相信这个殉道者会死而复活？于是一个观念便油然而生：既然死这样可怕，自然规律的威力这样大，那又怎么能战胜它们？基督生前也曾降伏自然，使自然听命于他；他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就起来了；[5]他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复活了；[6]然而现在连他也无法战而胜之，那又怎能制服它们呢？看着这幅画，会感到自然依稀化为一只无情而又无声的巨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尽管听起来比较奇怪，但要确切得多，——依稀化为一台最新式的庞大机器，它无谓地攫夺、麻木不仁地捣碎和吞噬伟大的无价生物——这样的生物一个就比得上整个自然界及其全部规律的价值，比得上整个世界的价值，而世界也许是专为这个生物的降生才被创造出来的呢！那幅画所表现的并使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的大概正是这个观念，即一切都服从于那股阴森、蛮横、无谓地永恒的力量。画面上一个也看不见的那些围着死者的人，在那个一下子使他们的全部希望甚至几乎使他们的信仰遭到破灭的晚上，肯定感到极度的悲痛和惶惑。他们肯定是在无比可怕的恐惧中散去的，尽管每个人都在心中带走一个了不起的思想，这个思想永远不可能从他们心中被夺走。倘若这位夫子在受刑前夕能看到他自己的形象，他会像后来那样走上十字架，那样去死吗？当你看那幅画的时候，这个问题也会油然而生。
在郭立亚走后足足一个半小时内，这一切时断时续地浮晃在我眼前，其实也许是夹在幻觉中间，有时甚至具形显像。并无形象的东西怎么会具形显像呢？但某些时候我好像觉得自己从一种不可思议的奇形怪状中看到这股无限的力量，看到这个麻木不仁、既聋且哑的东西。我记得仿佛有人举着蜡烛挽住我的手走去，让我看一只巨大而可恶的毒蜘蛛，对我说，这就是那麻木不仁而又无所不能的东西，并且嘲笑我的愤慨之状。我屋里的圣像前总要点一盏小灯过夜，——灯光如豆，昏暗微弱，可是什么都看得清楚，在灯下甚至还可以读书。我想那时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我根本没有入睡，而是睁开眼睛躺着。忽然我的房门被打开，罗果仁走了进来。
他进来后把门关上，默默地对我看了看，然后悄然走到角落里一张几乎就放在小灯下的椅子那儿。我大为纳罕，看他有什么动静。罗果仁把胳膊肘儿搁在小几上，无言地望着我。如此过了两三分钟，我记得他的沉默使我深感侮辱、非常恼火。究竟为什么他不愿说话？他这么晚来访我当然觉得奇怪，但我记得自己惊愕的程度也是有限的。甚至相反：虽然上午我没有把我的思想向他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但我知道他已经理解；而这个思想就其性质而言当然足以构成再来谈一次的理由，尽管时间已经很晚。我料想他就是为这件事来的。上午我们分手时怀有几分敌意，我甚至记得他曾露骨地以嘲笑的目光看了我两次。现在我从他眼睛里所看到的正是这种嘲笑，也正是这种嘲笑使我感到侮辱。对于这确实是罗果仁本人而不是幽灵或幻象，我起先认为毫无疑义，连怀疑的念头都没有。
彼时他继续坐在那里，老是面带那样的冷笑望着我。我赌气在床上侧过身子，也用胳膊肘儿抵着枕头，横下一条心来同样保持沉默，哪怕我们一直这样僵持下去也不开口。不知为什么，我非要他先开口不可。这样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忽然我产生一个念头：会不会这不是罗果仁而只是一个幽灵？
无论在我病中或以前，我从未见过一个幽灵；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甚至现在，我是说甚至不久以前，我总觉得，如果我见到幽灵，哪怕只见到一次，我一定会当场死去，尽管我不相信有任何幽灵。但是，当我想到这不是罗果仁而是幽灵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害怕。不仅如此，我对之甚至还很生气。还有一点也挺奇怪：这究竟是幽灵还是罗果仁本人——我对这个问题并不像理应的那样感兴趣和担忧；我觉得当时我在考虑另外的事。例如：刚才穿晨袍和拖鞋的罗果仁，现在为什么穿燕尾服、白背心，系白领结？——我对这件事的兴趣要大得多。我也曾产生这样的想法：既然这是个幽灵，我又不怕它，那为什么不起来走到它跟前亲自核实一下？不过，可能我不敢，我害怕。但是，我刚一考虑到自己可能害怕，顿时好像有人用冰水把我全身浇得淋漓尽致；我感到一股冷气直透脊梁骨，我的两膝哆嗦起来。就在这个当儿，罗果仁似乎猜透了我在害怕，便放下肘儿抵着小几的那条胳膊，挺直身体，咧开嘴巴，似乎准备发笑；他一眼不眨地盯着我瞧。我怒不可遏，一心要向他扑过去，但由于我立誓决不先开口，结果仍留在床上，何况我还不能肯定这究竟是不是罗果仁本人。
这种状态持续多少时间，我记得不太确切；我是不是间或有几分钟失去知觉，也记不真切。反正最后罗果仁站起来，同先前进来的时候一样慢慢腾腾、仔仔细细把我打量一番，但不再冷笑；他轻轻地、几乎蹑着脚走到门前，开了门走出去，再把门带上。我没有下床；我不记得自己睁着眼睛还躺了多久，老是在想；天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我也不记得我是怎样昏昏入睡的。第二天上午九点钟以后，有人敲我的门，我才醒来。我和家里约定，如果九点钟以后我自己不开门，也不叫他们给我送茶来，那么玛特辽娜自己应当来敲我的门。当我给她开门的时候，立即产生一个念头：门是上了锁的，昨夜他怎么能进来呢？我询问后确信真正的罗果仁不可能进来，因为我家所有的门都是上了锁过夜的。
我不厌其详地描写的这件怪事，正是我下定“决心”的原因。可见，促使我作出最后决定的不是逻辑，不是合乎逻辑的说服力，而是厌恶。生命已开始呈现如此奇怪的、对我进行侮弄的形态，不能再活下去。这个幽灵使我感到屈辱。我不能顺从以毒蜘蛛形态出现的那股阴森的力量。直到我在暮色苍茫中终于感觉到自己完全下定决心的时刻，我才松一口气。这仅仅是第一境界；为了达到第二境界，我作了巴甫洛夫斯克之行，不过这已经无须乎解释。
